語言不只是溝通

朱浩仁最近的MV疑似強化社會對膚色黝黑的女性的不友善，引起了該MV內容是否存在膚色歧視的爭議。

網友意見分歧，有者認為這是言論自由，有者認為不是，但這一些討論其實都針對同一個話題，也就是言論自由的界限應該在哪。這些爭議困擾過許多人，包括一些如彌爾的政治哲學家。我不奢望欠缺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能夠在短時間內討論出個所以然。在此，我只想理清一個重要的概念，作為爭論言論自由界限應在哪裡的基礎。

在網絡上的眾多意見中，有人認為語言的歧視不等於在實際行動上歧視。這其實是在說，語言對現實世界未必有直接的影響。但，真是如此嗎？

或許，說的人沒有有意識地歧視，但實際效果卻很可能與歧視無異。

如果對暴政有些許認知，就會知道暴政不只有暴力，往往也包含某種意識形態或主張。這些主張總是會以語言（口號）的形態出現，當權者於是讓這些語言和象徵包圍民眾，進而影響和侵入民眾的思想，為日後的許多暴行埋下伏筆。

舉例而言，納粹德國稱猶太人為老鼠，這未必會讓人們直接拿老鼠藥毒死他們，但潛移默化下，他們視猶太人為害蟲，最低限度，當納粹進行滅絕計劃時，對他們悲慘的遭遇無動於衷。

蘇聯斯大林時期也曾張貼許多海報，海報把有產階級化作豬的形象，在無產階級眼中，他們就成了可以宰殺的豬只。民眾未必是動手的人，但當階級鬥爭開始，黨要宰殺他們時，民眾不會覺得不妥。

只要我們留心，就不難發現語言對暴政的縱容。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樣說會不會太過危言聳聽？一句話、一首歌就能促成暴政？促成屠殺？

今天對膚色黝黑的人無心的歧視會不會在以後造成一個皮膚黝黑的人難以生存的環境，我不知道。但是，在過去的暴政和屠殺發生前，大家都把前文所述的徵兆視作微不足道的事情。

如果覺得誇張，難以信服，我們就不談太遠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標籤也確實對人們造成了傷害和不便。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時刻反思自己的語言。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對所有用語進行審查，這會反過來侵害了言論自由。如何在其中尋求平衡，那是需要深入的討論。

這裡無意說明和論證言論自由的界限何在，也不敢建議怎麼做才有可能讓大家找到共識，畢竟，我自己也還存有許多待解的疑惑。前文的例證和論述只想強調一件事：語言不只是溝通那麼簡單，語言還會影響社會、政治、我們的思考等等。我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界限的討論基礎。因此，其他的論述我可以不管，但認為語言歧視不等同於實際行動上的歧視，就不能視而不見。

語言的威力，不可小覷。容我引用電影≪死亡詩社≫ Mr Keatings 的話作結：words and ideas can change the world.

議論的障礙

雖然我目前很堅定地拒絕共產主義，有時也會批判為這意識形態或政權辯護的論述，但這主要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意思是，我之所以反對和批判，是因為我能提出合理的理由和論證來證成我的言論，至少，我是很有意識地這麼做，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當然，這不限於反共，面對一切我不認同和批判的事物，基本都持此態度。正因如此，我批判或罵人的帖文和回應都有一定的字數。我個人是沒有能力把一段論證完整的批判寫成寥寥數語，更遑論製成梗圖。

我認為這很重要。如果我們真的是希望能夠令人們覺醒，真正的覺醒，其實是應該提供充分的理由，幫助他們慢慢形成批判思維，示範怎樣才是理性的討論。倘若我們的反對只流於意氣之爭，使用的又是狂熱者的語言，那其實也不過是持另一種立場的小粉紅罷了。

要在社媒形成有意義的論戰是很困難的。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認真對待論戰或批評的意識，那我們所做的也許都會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得到的不是更多的共識和相互理解，而是創造更多的衝突和對立。

另外一種令我感受很深，而同樣阻礙有效的理性討論的表達方式是文青式的議論文。這裡的文青當然不是指用心經營文學的人，而是那些對他們心嚮往之而身不能至的人（雖然我認為有些做文學的人也會有這樣的問題）。具體的表徵是，他們的用詞很多時候是金句的堆砌，或隨手就來幾個不知與主題有什麼關係的典故，或斷句分行地營造詩意等，華而不實。

這雖然沒有狂熱者的語言那樣製造對立和衝突，導致討論癱瘓，但同樣對資訊的接收造成很大的干擾，甚至影響行文的邏輯。輕則令對方不知所云，重則令對方誤解你的意思，都是徒增麻煩。

這多少要怪我們華文的寫作教育，在邏輯和論證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訓練。一個教寫作的課堂若能想到的辦法只是讓學生背所謂的優美句子和範文，那議論型的文章就很難逃脫文青式的問題。

不要以為這裡專指現在的年輕人，大部分老師其實都很可能出現文青式的議論文章，或者說，只能夠寫出文青式議論文。這是相當可悲的。

公共輿論空間是民主社會很重要的一環，會損害這早已千瘡百孔的公共輿論空間的事情，能免則免，少一點破壞就當作有賺了。輸少當贏啦。

逃

想逃離無意義的日常，那遍布世間而種充滿荒謬的日常。比如為了留住補習中心的學生而承認自己不認為有錯的錯誤，比如明知所謂的補習中心也不過是維護甚至加劇應試教育荼毒社會和孩子的機構卻依然充滿榮譽與滿足感地工作著。

第一次逃，是在工作了兩個月後。與補習中心的老闆開幹，直接讓她出信，不要那麼多廢話。然後，我成為國際學校的教師。

我還是想逃離無意義的日常。比如，看著校長自吹自擂這所國際學校在他的帶領下多麼優秀，多麼符合未來的教育願景，而實際上與一般學校無異但收費更昂貴。比如，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裡嘗試開拓更多的可能與嘗試，結果這些努力全都換來校方和同事的敷衍，即便已經在更早的時候得到校長的首肯。比如，討論問題毫無道理。

第二次逃，是在當國際學校教師的一個學年後。實在無法容忍，與校長大吵一架，讓該集團的人事部經理見我，然後又跟他們吵一架，還叫他們直接給我開除信，偏不要自己呈辭。當然，最後因為不想在還剩下兩個月就滿一個學年之際走掉，想多看那些我在乎的學生幾眼，還是交了辭職信。然後，我成為了≪藍視角≫的記者。

第三次逃，有點被動，主要是疫情令雜誌社倒閉了。我不想再待在吉隆坡，不想再打工仰人鼻息，於是去到金寶，學做蛋糕，帶辯論隊。

如今回想，怎麼樣都逃不掉，也沒力氣再逃了。我想要的生活，終究因為我個人的規劃失敗與能力的不足而無法實現。看來，我只能按照著標準配置的人生方程式而活。我必須接受俗世的標準，適應俗世的規則。

然後，大人們說的都是對的。他們想像中的幸福生活是可實現的。而我的想像，終究只是異想天開。很棒，大人們會松一口氣，他們就可以繼續趾高氣昂地對我說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