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必和捧起亞納特

近日在臉書上看到一段短片，片中有幾個人，西裝筆挺，半戴口罩，鼻子半露，像看著畢卡索的畫，有點抽象，心裏會不斷在問：為啥鼻子會長在口罩的外面？

我耐心看下去，只見各在屏幕一邊的兩個人，一高一低地對視著，努力地進行對話。這段對話好簡單，只是不斷重復著兩個單詞，就算是不諳馬來文的華社朋友也能輕易理解。

“巴必！”那人伸手指著屏幕右邊的人。

“捧起亞納特！”那人也伸手指著屏幕左邊的人。

兩人來回往復，好不熱鬧。藍視角的主要讀者是華社，我認為有必要翻譯兩個單詞的意思。巴必是罵人做豬，捧起亞納特是回罵對方叛徒，兩位手指指、口張張的，是馬來西亞某州議會議員。

在議會掀起罵戰，想必馬來西亞人已經司空見慣。國會尚且如此，州議會又有何值得驚異的呢？雖然慣看秋月春風，但馬來西亞公共說理的水平如此，卻難叫人一笑置之。

議員的作用是代替民眾在議會裏通過商討和辯論進行決策，理應是最嚴肅看待說理的地方。然而就在說理最重要的議會裏，議員竟屢屢犯下說理最不該有的錯誤：人身攻擊、標簽和謾罵。

之所以不該，一是價值上不可取，是一種失責、非理性和無修養的體現，更是對議會的褻瀆。人們用選票選你們出來、用稅收供養你們、建造議會廳，是為了讓你們好好地、認真地制定政策，通過辯論代替拳腳，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來協調對立和尋找共識。短片中顯示的正與此背道而馳。

其二，策略上不可取。我不是說不能批評對方，但罵人的前提是有理。單純地作人身攻擊和標簽不僅無法體現出對方有多糟糕（就算對方真的很糟糕），首先就讓自己失去批評的立足點，把自己最醜陋的一面展現出來了，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而且，也沒考慮過對方如果真的接下你的攻擊，你會有多麽尷尬。比如當你罵人巴必，人家真的扮豬叫，你是該生氣還是該發笑呢？你罵人家叛徒，他neninenibubu你，你又能如何？就算真的給你罵到對方變豬，你除了宣泄一時之氣又有什麽得益？能推導出什麽有利於你、有害於對方的結論？

最後，只從呈現出來的效果看也不好。我很納悶為什麽他們會認為用巴必和捧起亞納特，甚至是粵語三、四、五、七字經對對方的傷害是最大的。更廢的是，兩人對罵還異常單調，只各自重復一個單詞。連罵架都不用點心，想給你們說點好話都說不出口。

你問怎樣罵才叫用心？說了那麽多不該在議會裏謾罵，居然只關心怎樣用心地罵人。

講那麽多又有何用？這批人還不是照樣屍位素餐。我想，這至少有著人民當老板的象征意義，多多少少問責一下，總好過臺面上只有他們在放肆。

人民老板：你掂解可以做得咁差？

一些歪鼻：其實我可以做得差啲㗎。

頭未梳成不許看

我開始認真寫文章是在大學畢業前後。所謂的認真，即是預設所寫的文字會以某種形式留存公共空間，並多少對現實有一丁點的影響，因此，必須對自己所表達的文字和主張負責，落筆也就盡可能謹慎小心，確保在受到讀者的挑戰時能夠作有意義的回應，也盡力降低誤導讀者的可能。

於是，我寫文章總是很慢，沒辦法像許多時評人那樣，一氣呵成，動輒三五千字。猶記得第一篇投稿文章寫了一個多月，那是為了批評陶傑針對呂麗瑤事件作出的言論而作的。

常言道慢工出細活，這雖然沒什麼保證，文章好不好在於內容素質，而不是花多長時間，然而，花時間去反复推敲、思索、修改，使文章盡可能趨於完善，盡可能準確表達主張，這是自古已有的寫作理念。

南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他臨死之前，還在斟酌文字的運用，以免後人誤解其意。朱子的用心與魄力在現代可能很難再看見，自然也就很難被理解了。

寫得好不好，那是才氣知見的問題，寫得認不認真，那是態度的問題。離我們的時代較近的詩人袁枚就有這麼一首詩很好地說明這點：

愛好由來落筆難，

一詩千改心始安。

阿婆還是初笈女，

頭未梳成不許看。

詩句簡易明了，我就不多做說明了。本文的重點在於自我檢討：我給≪藍視角≫寫的好一些文章其實都沒有達到非常認真的境地。

以書評為例，多篇文章都其實是沒通讀、熟讀作品後寫的。一來是我讀書很慢，二來是有的書我不認為值得我寫一篇文章去推薦。沒有了朱熹那種任重而道遠的心志，沒有視文章為己出的熱情，沒有怡然自得、自在揮灑的自由，也就少了一些認真、才氣與承擔。

當然，最要緊的還是怠惰，就像此篇，沒有太多的設計和構想，結構也相當鬆散，想到什麼寫什麼，連結尾也懶得思索。或許，這跟我不喜歡梳頭有關吧。

採訪手記的真面目

如果死亡是必不可免，該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努力活下去，而是如何在有限的光陰裡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我不打算說明《藍視角》是不是就快死了，也不打算談藍視角的存在有什麼不精彩、無意義和沒價值的地方，事實上藍視角很可能是內容比較講究的本地雜誌之一。在這裡，我純粹想談一下，假如雜誌社死定了且離死期不遠了，我會怎麼思考。

與很多資深媒體人不一樣，我這個媒體界新人不會去絞盡腦汁考慮怎麼迎合市場。我不會去想，最近什麼課題最受關注，最近什麼人物最多討論然後趁機做上一期。原因很簡單，徒勞和墮落。這套思維模式在經營得以繼續的時候，我也許還能接受，彌留之際，恕難苟同。

徒勞在於，在一個娛樂致死、遍地政治冷漠的國度裡，認真去思考時事課題的讀者總是少數中的少數，無論如何努力，這一點在短時間內，至少在一個紙本雜誌社壽命完結之前，是不會有所改變的。較真的內容和批判的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注定處在邊緣的位置。

如果不認命，想要在這泥沼中掙扎求存，那就必須妥協，甚至放棄某些原則，這就是墮落。諸如政治娛樂化、低俗化（也許有人會雅稱之為通俗化）和追求聳動，也許就是墮落的具現，與做一本內容較真的雜誌的初衷背離。與其如此，不如一死。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採取中間路線，但瀕死之際有更好的選擇。是我的話，我會把此前的對生存顧慮全部拋棄，奮力一搏，把我認為該做的、該說的都做完說完。

對我而言，本地讀者邏輯與批判思考能力皆缺，更嚴重的是，他們沒有培養以上思辨能力的環境和態度，許多民主價值、正義觀和人權意識都相當薄弱。因此，我會特別關注這一方面。沒有這些觀念為基礎，再多時事課題的討論很難有更深入的意義，更遑論內化成公民的意識。

所幸，我們尚未來到這種狀況，就算來到了，也不必我做任何的選擇和判定。作為記者，我只需完成我的任務，寫出專題文章就好，雜誌社的生死如何，對我怎麼採訪和採訪什麼人，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吧？

按：原將刊於《藍視角》第15期，後因疫情無法出版紙本，轉戰網路，日後是否刊出亦未可知。然經藍視角編輯後，面目全非，留錄原文，以見當日之心情。批評或有瑕疵，但心志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