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現當代變遷

在臉書上看到新聞報導，中共統戰部大談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並以三句奇妙有趣的句子總結其優越性：一黨領導不專制，多黨合作不對抗，互相監督不制肘。 

姑且不論中國政治體制在現實中的表現是否符合其描繪，我僅從語言上的剖析，說明這三句看似精妙的句子，其實狗屁不通。 

我從來都不認為語言有規範和正統之說，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它必定是約定俗成的。即便在精英階層也一樣。在這樣的視角下，某個語言只有持續不斷的變遷，沒有對錯之分。 

無可否認，某個時代對其他時代的語言變遷可以產生有優劣高低的感覺。然而，這種感覺在語言學上未必有意義，很多時候只是習慣和美感的差異。但請注意，我必須強調未必。在某些時候，這種優劣高低的感覺是可以論證的，因為語言終究是一種工具。倘若時代的演變影響了工具被設計出來的初衷，無論是加成或削減，都是可以判定優劣的。恰好，中文在中共治下的演變，就是一個可以討論優劣的時代。 

我認為中共時代的中文是歷史上最糟糕的，因為中文在這個時代的演變，是朝著消解語言最重要的用途發展的。這包括了審查，和罔顧邏輯的拼湊。 

當許多詞開始成為禁忌，比如政府、民主、自由、獨立、投票等，都不能使用，或者必須以其他符號代替，那本質上等於把這些詞從語言中刪除或封印，久而久之，就會消失無蹤。語言的詞彙變少，意味著可以描述世界和表達概念的能力變弱，對溝通是不利的發展，也因此對語言是不利的發展。 

更糟糕的是罔顧邏輯的拼湊。當語言的構成充滿邏輯矛盾，就無法幫助我們針對現實進行思考，也就是說，這樣的語言所能提供的溝通是無效的。反烏托邦的經典《1984》裡的戰爭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是當中最極端的例子。如果戰爭是和平，和平就是戰爭，那你就無法區分現在你是和平還是戰爭，還是其他的，反正太混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用語言描繪那種難以想像的景況。 

此外，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所有的思考其實就是用語言在腦中對話。當我們的語言逐漸偏離邏輯，我們的思考也會受影響偏離邏輯。沒有邏輯的語言很難組織有意義的概念，腦內的思考就會變得混亂和無條理，就如初識字的孩子寫的文章一樣。 

當然，這些都是最極端的例子，因為引起的不適太強烈，除非是還在牙牙學語的孩子，否則聽到都會皺眉，不必擔心人們會輕易接受。 

中共的例子就必須小心提防。它們的矛盾不明顯，但仔細思考就會看見其中的問題。一黨領導不專制，但如果國家大事都由一黨決定，而不是根據與反對黨的共識決定，那就是專制或威權。 

這麼說似乎有點反直覺，因為大家都經常忽略了反對陣線和其他非執政黨在治理國家中扮演的角色，只看到勝選的黨決定國家的方向。也許，大家都覺得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所以認為反對陣線沒意義。實際上，民主國家的執政黨是需要考慮反對陣線的意見的，因為他們清楚沒有任何一個黨能夠永遠執政，也希望在野的時候能夠獲得執政黨的尊重。因此，民主不專制，一直都是多黨共識促成，而不是一黨領導。 

又看互相監督不制肘，矛盾會更明顯。監督要有意義，就必須有制衡對方，有讓對方不能如願的能力，也就是制肘的意思。如果不能制肘，對方可以為所欲為，那你的監督也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可以不管。 

因此，這些看起來很精妙的語言，這些看起來真的能夠描繪中國特色民主的語言，實際上不過是罔顧邏輯，甚至是故意混淆邏輯的話術拼湊。它在描述的，其實就是極權專制。倘若我們真的把這些話當一回事，那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就會被扭曲，難以區分專制和民主。 

這些問題難以察覺，也就難以防範。希望這篇文章能幫助一些非語言專業的人了解其中的危險，進而趨吉避凶。

**本文原是分享RFA Cantonese臉書貼文時，即興寫就的評論文章。後來自己覺得可以投稿，讓更多人看見，於是進行修飾，投書《當今大馬》讀者來函欄目。可能我寫的東西難登大雅之堂，也或許是文章與本地關係不大，最終沒有被刊登出來。看來，還需要用功學習寫作才是。**

中學畢業後應該為了更好的出路繼續升學嗎？

最近不知怎麼回事，SPM後是否繼續升學的爭論又又又再度出現。教育相關的課題，我是忍不住說幾句的。我認為SPM後可以不必升學，原因如下： 

1. 從數據看，升上大學不會比只有SPM文憑容易求職，那些告訴你有大學文憑才有工作的人不過是倖存者謬誤的受害者。事實上，大馬統計局每一年的就業數據都可以看到，大學生無論在失業還是低度就業的統計裡，都貢獻了很大一部份。從薪金的統計而言，大學生的平均起薪幾乎與十幾年前的水平差不多，考慮通脹率，你甚至可以得出大學生的平均起薪是呈下降趨勢的。當然，薪金問題影響各行各業各階層，但上大學也意味著大學生一出社會就背負了巨額債務，負擔比起沒上大學的人更重。如果你不是天資聰穎，自信大概率能夠從人群中脫穎而出，謀求到高薪工作，不上大學其實可能是更理智的選擇。 

2. 從實際操作看，許多公司招聘人才，其實也不太注重大學的資歷和專業領域。因此，大學生專業與實際職業所需的技能產生錯位，也經常反映在數據裡。以我個人經驗，我畢業5年，共做過3種不同的工作，對技能的要求也不一樣。唯一與專業對口的，只有中文老師，其餘雜誌記者、財經記者、書店的營銷部門，通通與我中文系專業沒有直接關係。我之所以能夠做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很大程度源自我課外的活動和閱讀。殘忍地說，某些大學課程也不會比自學來得更有成效。我中文系3年的課程裡，大部份都是廢的，泡圖書館還更管用些。不過，大學還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在於走出自己的熟悉的城市，到別處生活，接觸不同的人，開開眼界（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享受自由。如果不上大學也能達到這些目的，我覺得沒必要非上大學不可。 

3. 最後，從較為哲學的角度看，把上大學與就業掛勾，對兩者都不是很好，有點合則兩傷的感覺。理想的大學生涯，應該是抽離日常和現實，去探索和挑戰未知，去尋覓和挖掘自我，性質更偏向形而上而非實際效益。唯有如此，大學才有可能不受現實的桎梏，往抽象的，也是最精深奧妙的知識和真理前進。就業則不一樣，理想的就業狀態必須貼合現實和日常需求，必須時刻關注市場的動向，把自己塑造成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模樣，講求實際效益。大學的理想在現實中很容易被快速變動、日新月異、淺薄簡易的洪流沖散。要把兩個背道而馳的目標結合，無可避免地就是妥協。妥協不一定不好，但要兼顧兩者就很容易兩頭不到岸。 

以上言論主要針對以更好的就業機會為理由，嘗試說服學生上大學的人。簡單來說，上大學可以有很多種理由，但除了特定幾個情況，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是其中最差的理由之一。

再論花城舌戰粗口門

雖然多了很多新的文章討論粗口，但我尚未看到有人成功論證到粗口有什麼問題。畢竟，全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那麼多人在爆粗，我們的世界依然還沒崩潰，社會道德也不見得比既有的更加淪喪，就知道粗口有傷害論是站不住腳的。 

剩下的，就是分場合論。這是我認為我還沒處理到的，最後一個攻防。 

所謂的分場合論，就是認為粗口在大部份時候無傷大雅，但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不合適。也就是說，可以說粗口其實才是原則，而不能說粗口是例外。這個例外我在語境論裡已經點出，只要不傷害人，在一般情況你想說什麼都沒有錯，包括粗口。這一論斷與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是一致的，要禁止某些主張或言論，必須論證該主張或言論有具體的傷害，否則，就不能禁止。 

就算在不合適的場合，說了粗口也不會是道德上的瑕疵。它會惹人不喜歡沒錯，但人家不喜歡是一回事，道德上有瑕疵是另一回事。要是因為人們不喜歡就覺得是不道德，那即使孔聖人也是不道德的。 

我最後還需要解釋的一點是：為什麼我還是會在一些不適合的場合避免使用粗口？延伸而言，為什麼我會選擇入鄉隨俗，去回教朋友家不吃豬肉，去高級餐廳要穿正裝，去寺廟要脫鞋？ 

不是因為我覺得不這麼做是錯的，而是我覺得不這麼做會很麻煩，會惹禍上身，會被人討厭，在一些極端的情況，還可能被打。當然，除了相應的弊害，我也想從入鄉隨俗中獲得一些利益。感覺受歡迎，感覺有教養，被人讚許，自我感覺尊重他人習俗等。 

簡言之，我選擇不做，不代表那是錯的，就像有的人選擇禁慾，不代表他認為做愛或自慰是錯的。 

粗口是一種道德問題的認知，已經在社會裡根深蒂固。它之所以是一種錯誤，是因為大家都這麼認為。迫於群眾的壓力，大家又只能依循這教條。然而，如果我們抽離這些干擾，其實不難發現，粗口是不道德的這個論斷，本質上就是一種訴諸群眾的邏輯謬誤，上文反駁的分場合論，正是這一結論的佐證。所謂的分場合，不過就是要分辨群眾是什麼類型而已。 

像我這種要為其正名的行動，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可是，即便多次想停止寫作，多次想停止對這件與我無關的事的關注，卻終究不能自已。 

原因無他，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未經檢驗的觀念不值得信。世上有很多看起來理所當然的謬論，被人拿去情緒勒索、道德綁架、粉飾自我等等，這些是我無法忍受的。或許是我的幻想，但我認為這就是學辯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