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未經他人允許就幫人家除草嗎？

我是一個奇怪的人，經常上網看奇怪的文章，或者發呆想奇怪的事。今天就不經意間搜到這樣的一個討論：未經他人允許就幫人家除草是犯法的嗎？

這個問題馬上就吸引了我。要知道，我有段時間可是在YouTube搜了一堆專門幫人家義務除草的影片來下飯的。

回到問題，答案是肯定的。沒錯，未經他人允許就幫人家除草是犯法的。

大家一定很奇怪，幫人除草明明是做好事，為什麼說是犯法的呢？原因其實很簡單：這有可能構成一種侵犯他人財物的舉動。

人家的草坪是屬於人家的財產，未經他人允許就闖入他家的草坪，幫人家除草，即使是出於好意，也是可以被控擅闖民宅和破壞他人財產等罪名。

除了法律問題之外，其實還有與尊重相關的問題。擅自幫人家除草是一件不尊重人，無視人們財產自主權的行為。那畢竟是人家的東西，你再不喜歡，也不能隨便去破壞，這是很淺顯明白的道理。何況，你所認為的「好」，對人家來說或許並非如此，你的善意如果不是建基在尊重他人的意願上，其實並非真的善，你只是自以為是而已。

道理很淺，但了解的人似乎不多，至少馬來西亞的許多老師不明白。不少學校的訓導處基於各種為了學生「好」的理由，不顧學生的意願，就強制學生修改髮型。有的學校甚至連理由都不打算給，你的髮型行不行，全看訓導老師的心情。

這種做法在我看來，跟未經他人許可就幫人家除草是一樣的，是一種侵犯學生身體自主權的舉動，是一種不尊重學生的體現。我們的教育經常教導我們要尊重他人，但老師們在這件事上就像從未受過現代教育似的，真是奇怪。

好啦，就算老師們真的相信，有特定的髮型是會帶來特定的好處的，一定要學生接受這些好處，但老師為什麼就不接受呢？老師們為什麼不以身作則呢？是老師們與學生的人體構造不太一樣，還是老師們其實不擅長銷售技巧，不知道讓客戶有信心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自己用給客戶看呢？

或許，老師們永遠也無法回答，也不會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所謂的「髮禁」，只是老師們用來控制學生的一種方式而已，是一種展現威權，讓學生服從的做法。

中國帝制時代，滿清打下明代江山後，就頒布了剃髮令，民間流傳著「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說法。當時所有的男子必須改剃滿族的髡髮型，如果不遵從，就有殺身之禍。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當時的漢人在文化和精神上屈服，以達到維穩，鞏固統治的目的。老師們推行的「髮禁」雖然與現代價值觀相悖，但無可否認是挺有中國傳統的影子的，相當有文化，唯獨這一點，或許是「髮禁」唯一值得稱讚的地方，嗎？

釐清有關福島核污水的誤解

前兩個月太忙了，少看書，少閱讀文章，寫文章就更少了。有人說一日不讀書即面目可憎，為什麼我那麼惹人厭，就再明白不過了。

不過，今日上班時滑臉書，看到有人很理性地挑戰說，福島核污水只是 safe to discharge，而不是 safe to consume，周邊各國漁民大概也一樣是這樣的顧慮，所以終歸而言，還是不該排污水入海。我覺得這挑戰挺有趣，也有討論價值，所以就留言了回應。自覺有參考價值，就發出來，也是作為自己的紀錄。

全文如下（稍做修繕）：

Safe to discharge 當然不等於 safe to consume，但是核污水真的要考慮 safe to consume 嗎？恐怕不需要，因為沒有任何人要去飲用這些水，日本政府也沒有要使用這些水來做什麼。所以，核污水只需要符合排入大海的標準，而不是符合飲用標準。

你擔心的問題主要是：把這些只符合 safe to discharge 但 not safe to consume 的污水排進大海，會導致海產也一樣 not safe to consume。從邏輯上來說，這是錯的。

你試想，有什麼海產生活的水域的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最乾淨的海水，對人類來說依然是 not safe to consume， 但人類卻很放心地吃海產，為什麼呢？因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不是說生活在 not safe to consume 的水中，海產也會隨著變成 not safe to consume，還需要進一步去問，那些 not safe to consume 的水，裡面有沒有危險的物質會進入海產體內，並使之也變得不適宜食用。很明顯的，目前沒有任何人有證據指出這一點。

從邏輯上解答之後，我們再從常識來說說什麼叫 safe to discharge。你覺得那些研究專家真的沒想過這些污水對環境和海產的影響嗎？肯定有，不然就不會先過濾，再稀釋，然後才排入大海了。Safe to discharge 不等於 safe to consume，但也不會導致海裡的海產變得 hazardous to consume。

最後再指出這些擔憂背後是對毒物的無知。大家最擔心的無非是無法被過濾的 tritium ，擔心這種有害物質會導致海產 hazardous to consume。但什麼叫做對人體有害或有毒呢？

所謂的毒，其實不是指單一的物質，還要考慮物質被攝入的劑量。簡單來說，世間萬物皆可以變成毒，但要看攝取的份量。即使飲用最純淨的水，短時間內超過一定的劑量（約8公升），也會導致水中毒（water intoxication）。反過來說，即使是最劇毒的毒物，只要攝取的劑量夠低，對人體也不會有致命傷害。

了解了這一點後就明白，你擔心污水裡有 tritium 是正常的，但如果這些污水被稀釋到 tritium 的劑量已經不足為慮，你卻還擔心，那你就應該要進一步思考，是不是自己杞人憂天了。一滴墨滴入一杯水，整杯水都會被污染，但一滴墨滴入一條河，卻不足為道了。

用市場思維思考政治

很多政治科學家很喜歡用市場的思維思考政治，我也來試看。

比如，他們喜歡用supply and demand的思路來說明為什麼應該投票。其核心邏輯不過是，只有當相對進步的選民的選票存在於市場（in this case，選舉）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讓政治人物變得相對進步，因為他們想獲得選票。用類比來說就是，只有夠多的人想要用Snapdragon的Samsung flagship，唾棄Exynos的variants，Samsung才會考慮在所有的market推出Snapdragon的S23來。

這本身沒什麼問題，但政治科學家往往因為各種偏見和精英的傲慢而看少很多東西。他們忘了問，這些demand到底是什麼。

不管選民的demand是什麼，反正我國所謂的進步政黨都沒有fulfill到，無法supply。這裡不需要多費唇舌解釋說明，看多少人喊著含淚投票和選舉結果就知道了咯。不僅如此，政黨還不斷給出虛假承諾，不斷宣稱會達成選民的demand，但結果總是令人失望，supply的product總是別個樣子，跟自己的marketing講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當選民知道他們的demand是這個政黨無法supply的，當然不會再傻傻地花錢買你的product啊，流失顧客不是很正常嗎。當你的政黨流失大量選民支持，最後倒台，要怪的是誰？選民？還是incompetent的政黨領袖？

我不知道政治科學家懂不懂啦，在市場裡，不買某樣產品也是一種表態喔，有意願改進的公司是會針對這一群人做研究，然後制定新的方針，嘗試爭取他們重新支持自己的公司喔。當然，如果公司不要這批顧客就另當別論啦。回到馬來西亞，說真的，現況更傾向後者，也就是所謂相對進步的政黨不想要爭取相對進步的選民選票。他們現在做的大概就是在恐嚇選民和責怪選民而已。當然，也不只是政黨，還有他們品牌的fanboy fangirl咯。

當然，高傲的政客和精英可以覺得政黨不一定要fulfill選民的demand，因為選民的demand可能是廢的。你們大可學習Apple公司，他們是創造demand的。然而，要創造demand有一個前提，就是你的product要夠好，夠innovative，有開創新時代的意義。

我都不敢問本地所謂進步的政黨領袖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學Apple。說真的啦，我們那些最受追捧和支持的進步政黨的領袖，除了有坐牢的光環和超弱化版鳴人的嘴遁，還有什麼拿得出手的呢。

選前簡評

「抵抗綠潮」是這屆州選的主旋律之一，希盟在YouTube打廣告打得多兇，不必我贅述咯。可是，當我們召喚選民的方式是訴諸某種「伊斯蘭恐懼症」時，這樣的投票真的能夠「抵抗綠潮」嗎？真的令人懷疑。

所謂的「綠潮」，是伊斯蘭保守勢力崛起，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之所以會獲得支持，是因為「論述」被接受。所以，對抗「綠潮」的方式，是應該對「論述」對症下藥。什麼樣的「論述」能夠爭取到伊斯蘭保守勢力的支持者有討論的空間，但煽動「伊斯蘭恐懼症」應該不會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很明顯的吧。

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有關對抗「投票意願低迷」的論述。很多人會把投票意願低迷歸咎於選民，這或許是沒錯的。然而，每當有人把這問題歸咎於政客素質的低下，卻似乎理所當然地不被接受。選民不應該因為「大家都很爛而放棄選擇的權利」，為什麼對政客說「不想選民放棄投票就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表現來」卻是錯了呢？真是奇怪。

我們在呼籲選民出來投票的同時，可曾用同等的力度去要求政治人物改善議政素質呢？有的，肯定有的，但也承認吧，你們都拿他們沒辦法。所以，最後還是要求選民遷就和放低標準比較容易，所謂的「改變不了世界，就只好改變自己」的概念。專業點說，也可以叫「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不過，我總覺得有點像是「柿子還是挑軟的捏」的感覺。

知道真相，又能怎樣？

6434當天，我選擇了寫日記，突出今年64的特殊之處。但其實有一個主題是更符合64和我辯論理念的，是更應該書寫的。

記得半決賽時，我們對手在混戰中說了幾次：知道真相，又能怎樣？或近似的話語。我的辯手沒人知道怎麼回答，還真令人憂慮。相同的問題在呼籲人們關注六四時也會遇到，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寫一寫回應。

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是無權力者，自己不是專家，自己只是普通人，就算知道了真相，也無力扭轉乾坤，所以他們才會懷疑追尋真相的意義。

但真的是這樣嗎？

假如自己無權無勢，無力改變就認為追尋真相無意義，那我們普羅大眾生命中許多知識領域的真假都不必深究。首當其衝的是歷史。

普羅大眾無須學習歷史，不需要深究513事件的前因後果，不需要了解納粹德國崛起的前因後果，不需要了解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因為這些發生在過去的事，我們都無從改變。

按照邏輯推演，連歷史學家也沒有了解歷史的必要，沒有釐清和尋求歷史真相的必要，就讓過去一切隨風就好。因為他們即使鉤沉出真相，過去也早已無法改變。

當然，很多知識領域的難題也一樣。物理學是另一個例子。我們得知了有質量物體的極限速度（c，或光在真空中的移動速度）又能如何？都無可突破；我們了解了能量守恆法則又如何？都不能改變。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不贅述。邏輯是一樣的。沒有人會認為了解真相的意義必然依附於是否能做出改變上，了解真相本身也可以有意義（intrinsic value）。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覺得呢？為什麼人類明知道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變成帶來社會和技術變革的人物，卻依然努力普及教育，教導人們不同領域的真相呢？

答案或許源自於問：知道真相，又能怎樣？背後的邏輯和預設，本身就是錯的。

我們真的是無權力者嗎？我們真的無法帶來任何改變嗎？

我們現在或許因為種種限制而無法改變，但以後呢？誰知道我們傳播的真相是否會帶來正面的影響？誰知道我們以後會不會身處一個有權力的位置？就算以上皆非，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有投票權，這真的可以看作是完全無力改變社會嗎？顯然不是的。

而且，當我們了解了歷史的真相，我們就有可能從中獲得教訓，有了前車之鑑，就比較不容易重蹈覆轍；當我們了解了物理學的各種法則，宇宙的各種物理限制，即使無法改變，也能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判斷，不至於被諸如永動機（永動機違反熱動力學法則，law of thermodynamics）等偽科學欺騙。這些算不算用處呢？即使很微小，也不是毫無用處。

而且，了解真相是一件很強大的事情，即使卑微如我，也能帶來改變。我普及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真相，可以幫助人們免受中共大外宣欺騙，最低限度，我可以幫助我的學生和身邊的人更了解中共，以及與他們交流時的潛在風險。

我知道長篇大論很難消化，我還有一個了解真相最直接的利益：破解謊言。假如我們承認謊言會帶來傷害，那知道真相，就有可能規避傷害，這不是好處是什麼呢？

認為知道真相也不能怎樣，不是無知就是犬儒。

血緣與愛

台灣三讀通過同性伴侶可以領養孩子的法案。沒今天的新聞我都不知道，原來同性伴侶在領養孩子上都可能面臨困難。而更奇妙的感覺的是，在我不知不覺間，台灣又在性別平等上邁出了超大的一步。那個國家低調而堅定地前行的模樣，真令人神往。

說到領養孩子，我覺得這是另一個非常奇妙的東西。有人質疑說，領養的孩子，真的會被愛嗎？言下之意是，只要沒有血緣關係，就不會有愛。那些這麼想的人要不要聽一下自己有多麼荒謬呢？你老婆（或老公，或任何伴侶）跟你有血緣關系？還是你要承認你不愛他們？

反過來說，這個邏輯是認為，有血緣關系就一定有愛。可是，那些把孩子當搖錢樹，那些虐兒，那些家暴的人，又是怎麼出現的呢？很多都有血緣關系的啊。

人們把血緣關系看得很重，認為這是親子關係的根本核心，這完全是不懂人的感情。身份上的連結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相處的時間和品質。夠久夠好，有沒有血緣根本不重要；要是很糟糕，有沒有血緣也不重要，馬上要斷掉。

你之所以很愛你父母，是因為他們也很愛你，而不是因為他們是你父母。釐清這點，或許會對我們人際關係的經營和建立有所幫助。

當然，也能幫助你一眼看穿很多小說的狗血之處。比如<<天龍八部>>，阿朱居然在忽然得知段正淳是他的死鬼老豆，就甘願去為他而死，吃喬峰的一掌。段正淳明明就是個拋棄妻子的渣男，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個叫阿朱的女兒，阿朱跟他有什麼感情基礎去為他而死？以前看感覺很感動，現在看感覺眼睛痛。

辯論的意義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thought）。

觀念是比槍炮更強大的武器（Idea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guns）。

因此，語言是比槍炮更強大的武器（Hence, language is more powerful than guns）。

辯論是使用語言的藝術，也就是使用比槍炮更強大的武器的藝術。

武器，若使用不當，就會傷人傷己，不得不謹慎小心。

假設上述推論成立，那辯論教學的意義之一，就是要讓人們意識到語言和思想的威力，而教學的宗旨，就不能只侷限在競賽的勝負，也需要讓學員了解武器正確的使用方式，避免傷人傷己。

學員能在比賽中獲勝當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出思辨能力和社會關懷，必要時使用所學的技藝，為承受證言和詮釋的不正義的人發聲，破解有害的謬論，捍衛被扭曲的事實，展現民主社會下公共說理的精神等等。

辯論不能只有競技，因為只有競技，卻對人們生活沒有重要價值，那辯論終究會因為沒有人對這項競技活動感興趣而消亡。辯論的永續發展必定是建基於在此之上的價值。

正義就是消除顯而易見的不正義

正義，是我最感興趣的話題。因此，我讀了不少正義相關的討論，不能說很了解，但各家論述都略懂略懂。

其中最有趣的，或許是Armatya Sen對正義的一個觀察或論斷。他指出，我們或許不知道真正的正義長什麼樣，但人們都有一股對不正義天然的反感，連懵懂的初生孩童，也會對不正義產生反應。

由此延伸兩個重點。其一，消除不正義，是正義的其中一種關鍵特質；其二，正義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

上述對正義的論斷很容易就說服了我，或許因為它很有儒學的意味。對孟子來說，是非之心是與生俱來的，所謂的是非之心就是正義感。正義，就是討論是非對錯的主題，就是去討論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或許，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對製造不正義，和不解決不正義的人，有著幾乎同等的反感。製造不正義的人可惡，對不正義視而不見的人，則似乎缺少了某種人的特性。

說這些當然意有所指，但之所以不說明白，是因為有種種顧慮。把話說明白了，也改變不了什麼，而且注定交惡，那還不如不說。

事關分配正義，不過所分配的也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不至於需要為此付上最大的代價。不過，不義還是需要處理的，解決不了，事後彌補也好過什麼都不做。實際上，許多處理分配正義相關的方式，都有彌補弱勢的特性。

希望這次之後再也不需要面對這些問題。雖然我能彌補一些分配上的不平衡，但我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長此以往，還不累死。

除了彌補弱勢之外，其實還需要設計更好的分配模式。目前的分配模式更像是libertarian的做法，但對libertarian稍有理解的都應該知道，單靠libertarian的原則是無法確保fairness和所有人的liberty的。在此提醒自己，market是有moral limits的，同時，正義是複雜而多元的，只依循單一原則根本無法應對複雜的現實世界。如何設計更好的分配模式，將會是接下來最重要的思考主題之一。

老師不該再用權力製造威信了

現在的老師居然還在想著怎樣用權力製造威信。什麼上課學生一定要專心聽，致詞不能在台下說話，背後都有這一類思想在徘徊。

說是用權力，是因為這些規則背後都沒有可論證的理由，有的只是老師或校方的自尊心作祟（或可稱為玻璃心作碎），以及，恕我直言，低下的教學和演說能力。

一個厲害的老師，一個優秀的演說家，根本不需要用權力，就能讓學生和聽眾聚精會神，認真聽講。麥克桑德爾在哈佛大學大講堂整千多位學生，根本不需要禁止學生講話，就能有很出色的教學效果。甚至，讓學生自由地發表，把心中真實的想法說出來，讓他的課更有趣生動。當學生挑戰他，他不僅不生氣，反而幫學生整理思緒，把原本零散的攻擊整理出一套攻擊力更強的論述出來，然後再進行回應。當一個老師展示出他深厚的學術修養和自信，也自然會有知識的威儀，自然受人尊重。

你們知道拉曼大學中文系最不受尊重，被人在背後笑最多的老師是誰嗎？是黃文斌！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最喜歡叫人家尊重他，上課要正襟危坐，一定要聚精會神。他上四書課帶一整班學生去培元獨中，逼迫大家拜孔子像，一派篤信聖人的作派，自詡儒家傳人。實際上，他對儒學的認知只得皮毛。用教師的威權逼迫學生配合，又沒有學術修養，沒有知識的威儀，怎麼會不讓人笑話。用權力要逼迫學生接受自己的說法，不僅沒用，還可能有反效果。從設定校規的角度來看，完全就站不住腳。

作為教育工作者，教好學生是本份，學生不好，難道我們不該自我反省，是不是也有做不足的地方？我不是說學生一定對，但在我們斷定問題全在學生之前，是不是該有點猶豫？

我寫這些當然不是為了教訓那位深齋的老師，我跟那老師素未謀面，完全不需要教育他怎樣做得更好，他再爛也與我無關。我寫這些是因為他因為一件小事羞辱我的學生，而訴諸的理由以及背後的預設完全無法被接受，所以才花一點時間寫文章，僅此而已。

（稍稍補充和小結：所謂上課和致詞不能交談的規定，背後預設了教學和致詞很重要，學生交談會影響資訊的接受，故而必須禁止。我上述的攻擊，主要針對這層預設。簡言之，你們大可理解為：1. 教學和致詞未必很重要；2. 就算很重要，也可能因為演說者和教學者表達的方式而無法讓學生集中注意力；3. 為了讓學生聚精會神而設定校規，更多的是在保障能力低下的教育工作者。）

高學杯小風波（兼聽版）

之前為文，尚氣在頭上，忽略了一些事實，以至於讓人覺得辯手夢很惡劣。我確實覺得他們有做不對的地方，但不至於惡劣。此外，我也曾與其他人討論過這件事，對他們的看法不認同，回應也一併寫在這篇文內。我沒有列明個別言論針對的對象，導致了資訊的混亂，這也是需要改正的地方。現在清醒了，重新修訂，釐清事件，同時也完善一些論述和主張，作為日後的參照。 

此前，我只是聽學生轉述，並沒有深入去問他們箇中細節。後來問了，才知道原來我學生怕我太生氣，所以沒說清楚整個過程。現在把一些關鍵細節補上，也在文章前頭列明，作為日後的借鑑。文要冷靜才寫，但我有時候是寫了才能冷靜，此文多次刪改，正說明了這篇文主要是為了後者而作。 

1. 事發經過 

事情是這樣的，深齋辯論隊參加了高學杯，這個辯論比賽在騰訊的平台VOOV進行，因為我出的架構和例子引用了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和土地改革運動，觸發了該平台的言論審查，在比賽還在進行的時候封鎖了線上會議室，迫使主辦方要另外再開一個會議室。 

今天比賽時，黎宣慈評審對此表達不滿，認為我們明知道VOOV平台由言論審查，卻還是使用觸碰中共禁忌的例子，干擾比賽，是一種非常不尊重對手的策略（非原話，但大意如此，除非我們get錯）。 

此外，由於這兩天內已經觸發了好幾次房號封鎖，對賽會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主辦方就向我的學生反映他們面對的問題，希望他們在出例子時能考慮主辦方面對的困難。凱旋也特別強調，要對架構做出什麼調整，決定權在於我們，如果我們決定不做修改，凱旋會跟身在中國，可能會因此而惹麻煩的評審商量，並且準備多個房號。我的學生最終因為受不住壓力，又不想退賽抗議，讓之前的努力白費，所以決定修改說法。 

我對此非常不認同，但理解和尊重學生的自由和選擇，沒有干預。後來他們發現只是改說法很難，必須換別的例子，於是就用了不是中共的例子。 

2. 有關黎宣慈評審的指控 

在黎宣慈評審眼中，我們架構引用天安門和土改運動等例子，是故意令平台封鎖，故意干擾比賽。我好奇的是，黎宣慈評審沒有參與我們的備賽，是如何判定我們故意令平台封鎖的呢？如何判定我們故意干擾比賽的呢？如何判定我們引用的例子不是出於我們真的了解、真的熟悉相關議題，而是出於想要干擾比賽呢？我們又沒有平台的控制權，平台也不是我們選擇的，憑什麼說我們是故意這麼做的呢？ 

黎宣慈評審是無法證成她的指控的，因為她不是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她的這種指控，只能是她個人的偏見。我願意相信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了解我們的知識背景和擅長的議題。她不知道我出的架構，很多時候都會引用中國的歷史事件，因為那是我的研究興趣。簡單來說，她只是無知，而不是壞心眼。但這個無知的指控，令我的辯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因為耍小手段而獲勝，是不是自己本來不配贏的。希望她下次之責辯手的時候，能夠在思考一下，自己的指控是否有根據。我不需要，也不指望她會道歉，我寫出來只是想提醒年輕的評審，開口前，請三思。 

3. 回應一些旁觀者可能有的疑慮：即便我們不是惡意地嘗試中斷比賽，但不斷封鎖的房號在事實上確實干擾了比賽，對對手不公平。 

比賽被中斷，確實很令人懊惱，也可能會干擾到辯手的節奏。或許，這是令一些人感到我們耍小手段的地方，他們覺得我們會從中獲益。 

可是，我們如何獲利了呢？比賽被中斷，我學生的節奏也被打斷了啊；如果說重開令我辯手有更多的緩衝時間，對手也一樣啊。雙方面臨同樣的損，獲得同樣的利，到底不公平在哪裡呢？ 

更何況，還是那句，又不是我們控制平台封鎖房間的，怪我們不是很奇怪嗎？ 

4. 回應旁觀者的另一個可能有的疑問：為什麼一定要用六四等敏感事件做例子呢？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嗎？ 

針對這個問題，我首先會反問為什麼不可以？難道章程列明說不能？難道這些是假新聞？難道我們在說謊？難道我們在故意抹黑？如果我們說的是事實，用的例子是真實發生的，憑什麼禁止呢？ 

我用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因為那是我非常熟悉和擅長的議題，並且能夠回應我架構的標準和論點，所以我選擇使用。我當然知道還有其他可以用的例子，可是為什麼我一定要放棄我最擅長的議題，退而用我不那麼擅長的議題呢？ 

就因為有人不喜歡，就因為別人的玻璃心，我就要放棄最有把握的議題，放棄最有可能令我勝出比賽的例子嗎？那是不是羽球裁判不喜歡看人家用左手握拍，就可以禁止他，硬要他用右手呢？ 

5. 回應師友有關說得委婉一點的建議 

有前輩認為，我們不需要跟平台來硬的，可以調整說法，避開審查。如此即可以不修改架構和例子，又能夠讓比賽順利進行。 

要我們把話說得委婉的建議聽起來很棒，但這個建議實際操作起來會引發不少的問題。 

首先，要求我辯手改變呈現方式，改變他們的呈現習慣，採用一個不怎麼熟悉，要重新調整的方式，這不是擺明增加我們的表達難度嗎？ 

其次，隱晦的表述雖然能夠繞過審查，但也意味著所表達的意思較為含蓄模糊，增加評審和聽眾接收的難度。 

說得委婉聽起來很容易，但做起來卻很難。舉例而言，有朋友建議不要說六四事件，轉而說在神州大陸六月間發生的不可描述之事，聽起來很妙，但從四個字變成了十六個字，不僅增加了所佔的篇幅，影響效率，也未必人人都知道十六個字就等於六四事件。聽不懂就要解釋，要解釋就難免要提起細節，那還不是一樣嗎？何況，一段發言裡可能不只提一次六四事件，可能要提幾次，那影響就更大了。當然，可以有更精簡但又同樣隱晦的說法，但要想出來可是要額外花時間精力和巧思的，也是在增加我們的工作量和難度。 

6. 為什麼不能接受審查 

有前輩給了很不錯的建議，但其本質都是讓我們改變和退讓。說真的，那些改變和退讓我都懂都會，要做也不是一定不可以，問題是我這麼做就等於是讓中共成功審查了我，而這是我不想，也認為不能接受的。 

撇除我個人的原則和價值觀，單純從辯論的發展而言，這也是一種倒退。從最淺的看，言論審查會大幅限制出架構的方向和策略，以及限縮內容、資料和數據的採用。 

其次，言論審查會大幅限制主辦方出辯題的選項，導致許多當代重要的議題自辯論活動消失，令辯手失去了解該議題的誘因和機會。比如，六四相關的議題、白紙運動相關的議題、新疆集中營議題等，不一一列舉。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再也無法培養出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孩子。批判性思考要求我們質疑和挑戰權威，以理性和真相為依歸，言論審查卻要求我們罔顧事實，服從權威。 

對我來說，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對異見的包容和開放，直面合理的質疑和理性的挑戰，以及批判思考，是辯論活動的基本前提，沒了這些，辯論就再無意義，無論是作為單純的競技，還是教育。 

這件事之後，相信會在參賽者心裡留下一個印象：在VOOV比賽時，不能講中共不喜歡聽的話，即使那是事實。 

而且，審查有還可能會加劇。一來是主辦方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辦法找到合適的替代平台，那很大可能會在章程列明一些限制，抑制會議室被不斷封鎖的問題。二來，是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讓，漸漸就會習慣。我懷疑除了我之外，還有誰在面臨同樣的情況時會決定不要妥協。更慚愧的是，我自己的隊伍也已經妥協了。 

7. 主辦方的問題 

我覺得問題主要體現在“諮詢深齋辯手是否會繼續使用中共的例子”。我這麼說不是想要指出這個諮詢背後的意圖，這很難論證，我之前寫文的時候就犯了這種錯誤。何況，我相信凱旋本身也無意審查深齋。然而，諮詢背後懷揣著什麼意圖不一定是關鍵，我的重點在於這個動作會帶來什麼效應，而這個效應，我認為主辦方日後再遇上同樣的問題時，雖然不一定要以此為是否行動的判準，但應該納入考量。 

我們會怎麼理解上文說到的諮詢呢？我覺得諮詢這個動作至少讓我們覺得主辦方多多少少是希望我們調整的，不然又何必諮詢呢？再加上主辦方也向我們說明了他們的難處和苦惱，而這些苦惱自然是能夠消除就最好了，所以強化了主辦方希望我們調整的印象。此外，據我事後了解，主辦方表達的方式令學生倍感壓力，有種如果選擇堅持故我，就是在為難主辦方的感覺。最後，也最致命的是我們與主辦方都有交情，而讓朋友因為自己感到困擾，怎樣都會有壓力，即便這些壓力都不是主辦方的意願。 

雖然，主辦方明確表示會尊重甚至支持我們的堅持不改的決定，給了我們充分的選擇自由，但在上文提及的種種壓力下，想要堅持故我變得更加困難。 

在我發文以後，凱旋也有打算發文澄清，在此之前還先讓我看過，讓我有機會撤下原文，進行修改，不至於用太過激烈的語氣敘述這件事情。因此，我對主辦方的難處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體諒主辦方的煩躁。 

在這件事裡，注定有人受傷。不是我們改變，就是主辦方繼續煎熬。但對我來說，我認為主辦方繼續受煎熬比較好，原因基本上跟我在6. 那部份論述一樣，我這裡多補充一點點。 

如果我們改變，其實就是接受了中共的審查，我認為這是直接挑戰了辯論活動的核心價值；如果我們堅持故我，主辦方會很煩，而且會令不知情的觀眾覺得主辦方辦的比賽不專業，在錄製和剪輯影片上也很困難。我不會說這些問題和傷害不嚴重，但相比起讓中共在馬來西亞辯論界的言論審查常態化，我覺得還是稍微可以承受的。何況，主辦方已經有了應對方案，包括調整評審的陣容，以及多準備房號。 

當然，這是我作為參賽隊伍的視角，主辦方關注的地方多半會跟我有不同，但都有參考的價值，各位可以與凱旋的賽會總結文章同看。往後要怎麼避免重蹈覆轍，繼續陷入這個問題之中，我沒有答案，但如果這個事件能夠促成更廣泛的思考和討論，或許有一天能找到出路。 

8. 既然我那麼堅持不受審查，那為什麼最後深齋還是調整呢？ 

從整篇文章來看，應該不難看出我本身肯定是堅決不退讓的，但深齋事實上確實做了改變，我覺得有必要解釋這個現象，免得讓人覺得我上面說的都不是我真的想堅守的原則。 

我主要是考慮到，既然學生經過討論之後決定要妥協，同時也擔心他們會因為我個人的堅持而受到其他人的憎惡，所以我決定不介入。 

對我來說，教育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到學生頭上。要培養思辨能力，就要給他們充分的自由和自治的空間。何況，不管決定妥協還是不妥協，最後都由他們來承受結果，而不是我，我又怎麼能夠要求他們為我的選擇負責呢？ 

這麼說可能會讓人覺得荒謬，但我一路以來帶深齋辯論都基本上恪守上述原則。 

9. 簡單評價學生的決定和結語 

雖然我不認同學生的決定，但我能夠理解他們的難處和所受的壓力，所以不能苛責他們。但我也希望說大家記得一句話：只要你清楚自己沒有做錯，就有不改變的權利。 

寫完這篇文字，是在比賽全都結束之後。我把我內心的感覺和看法都整理出來，該修正的點也修了，但我真心希望不會就這麼結束，希望會有更多人去思考這件事情帶出來的種種問題。

大馬辯論界的中國因素

大馬辯論界與中國千絲萬縷，只要不是瞎子應該都看得明白。多個大賽遷就中國隊伍使用存在安全隱憂的VOOV或ZOOM（撇開這些隱憂不談，單就實用性而言，明明就有更好的選項如Discord，Microsoft Team，甚至Google Meet）、配合中國隊伍的言論審查（去年年頭的世中辯）、參考中國辯論界奇思妙想的規則（超嚴厲的避嫌要求）等，都是證明。除了中文媒體，大馬中文辯論界可能（我說可能）也是紅色滲透的重災區之一。 

隨著本地辯論教育機構的遍地開花，相信上述現象會加劇。以我在非常有限的資訊下做的推測，紅頭和巔峰應該是以中國市場為主要服務對象。而實際上，本地辯論教育機構要立得住腳，只可能向中國市場擴展業務。本地辯論市場太小，不論是參與或資源的投入，都難以維繫一個企業的經營。 

如果事實真如上段所言，隨著越來越多中國選手參與到大馬辯論界，那更多的賽事必須遷就中國的各種限制和審查，就是很自然的結果。 

上述現象對大馬辯論的發展是不是好事，我不是預言家，也沒那麼大的格局，無法對整個大馬辯論界做出預測，但若以我所見和所關心的領域來說，絕對是壞事。這裡的壞，如無相對的阻力，長久而言，會摧毀本地學辯論的大部份優點，進而摧毀辯論本身。 

我所謂的壞，是言論審查。 

從最淺的看，言論審查會大幅限制出架構的方向和策略，以及限縮內容、資料和數據的採用。這應該不需要我贅述，除非你活在深山老林，近十年不問世事。 

其次，言論審查會大幅限制主辦方出辯題的選項，導致許多當代重要的議題自辯論活動消失，令辯手失去了解該議題的誘因和機會。比如，六四相關的議題、白紙運動相關的議題、新疆集中營議題等，不一一列舉。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再也無法培養出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孩子。批判性思考要求我們質疑和挑戰權威，以理性和真相為依歸，言論審查卻要求我們罔顧事實，服從權威。 

對我來說，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對異見的包容和開放，直面合理的質疑和理性的挑戰，以及批判思考，是辯論活動的基本前提，沒了這些，辯論就再無意義，無論是作為單純的競技，還是教育。 

雖然形勢很嚴峻，但目前尚未絕望。我們不需要阻止辯論界向中國擴展業務，也不可能阻止得了，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要意識到這些隱憂，並且盡可能把真相和自由的意識傳承下去。 

不要輕易地向不合理的言論審查妥協，這大概是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簡評安華內閣

安華內閣出爐，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覺得這陣容是無可奈何，有的人覺得這陣容難以接受。 

我是沒想過什麼陣容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不大批評那些覺得陣容難以接受的人；我也沒覺得人們批評安華的內閣是出於有種超理想的模型沒有被達至，所以也不會隨便說什麼安華的內閣不可能是magic team之類的。我只是想，當前的內閣有沒有明顯的問題，如果有，可不可以改善，僅此而已。 

我個人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安華兼任財長。先不說安華有沒有相應的經濟知識來應付各種政策制定的需要，就算有，也是一種削弱內閣制衡力量的安排。如果財長由其他政黨的議員擔任，安華至少需要與友黨協商決策，這中間的差別在大家意見相符時不大，但如果有分歧，那就能看到協商的重要。大家要check and balance是政黨輪替的其中一個主要訴求，那首相和財長都是同一人，對check and balance是更好還是更壞，大家有想過嗎？ 

我看到有人說，如果把財長讓給國陣，豈不糟糕？這是一種典型的假二分法。誰說安華不任財長，就一定是國陣的人擔任？誠信和行動黨沒人了嗎？ 

有人說內閣要瘦身，所以必須這麼做。這也是幹話。首相可以兼任相對不那麼重要的部門，不一定要財政部，交通部可以不？高教部可以不？ 

所以，安華兼任財長削弱了對相權的制衡，想要內閣瘦身也有其他方法，那安華兼任財長是一種錯誤，必須改正，大概是難以反駁的結論了。

討厭小粉紅，更應該支持白紙運動

假如，參與白紙革命的中國人其實都是死性不改的小粉紅；假如，他們上街示威只不過是為了解封而不是爭取民主自由；假如，他們依然很惡劣地想要武統台灣、不斷譴責反送中示威者。假如，白紙革命在道德價值上沒有任何值得我們支持的理由，我們還有支持白紙革命、聲援他們的理由嗎？

有的。如果你很討厭中國人，就應該支持白紙革命，論證如下：

1. 我們知道中共人性不多，獸性不少，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任何的示威和挑戰政府權威的集會，都會受到社會主義鐵拳的毆打，有注意中國近幾年的新聞應該就知道。河南人沒辦法從銀行提款，上街維權時，即便祭出了毛澤東的神像，還是被打得阿媽都認不得。

2. 小粉紅上街參與白紙革命是一種挑戰中共權威的行動。

3. 所以，如果小粉紅參與白紙革命，就很有可能被社會主義鐵拳毆打。你的支持就是火上澆油，支持他們上街，讓他們吃社會主義鐵拳，豈不大快人心？

除了看到昔日到處說支持香港警察打反送中示威者的小粉紅被中國公安圍毆很爽外，看到習維尼被弄得焦頭爛額其實也很棒。

這股革命浪潮目前還不大，也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掀起什麼波蘭，但如果掀得起，習維尼就頭痛了。說不定他的皇帝之位不保，清零帝真的被人政治清零。中共倒台，對全世界都是利大於弊的。

如果這批粉紅成功拉倒習近平，最壞也不過是選出另一個習近平，一樣想著武統台灣，一樣想著打贏美國統治世界。基本上，小粉紅執政最壞的也就是跟現在一樣。但是，一旦推翻政府的先例在現代中國立住了，那中共之後的政府就不再是堅不可摧了。要麼中國在無限的革命中衰亡，要麼就成為民主思想的土壤，怎麼想對世界而言都還是很划算，很值得投資精神去支持的。

我的結論是：如果你不願意用同理的視角去聲援白紙革命，也可以本著煽風點火的心態去推動這股革命的浪潮。

聲援白紙運動

因為小粉紅遍佈網絡的所作所為，我很討厭中國人，但我深知這不過是一種恨屋及烏的心理，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誤。 

這樣的心理阻礙了我去同理中國人的處境，以至於最近幾年中國人被清零帝大割韭菜時，我其實沒很強烈的反應。 

當然，部分原因是中國人本身也沒有很大的反應，沒有有規模的抗議，沒有有規模的示威，給人一種他們也不是很在意被割韭菜的感覺。這種奴才感，也讓我下意識地覺得他們不怎麼值得我去同理。一個身受欺壓也不反抗的人，我怎麼能比他們更緊張，又如何有立足點去幫助他們呢？ 

可是，我不時會提醒自己，有認識的中國朋友，其實與小粉紅截然不同。他們與我們有共同的追求，對中共的批判甚至比我們更深刻更強烈。中國在中共治下雖然禮壞樂崩，但這不代表所有中國人都是同流合污的小粉紅，他們中也有反抗者，也在努力行動和尋找突破的機會。 

此刻，有中國人站起來反抗了。這些反抗讓我記起我的中國朋友，也讓我有道德立足點去介入，去想辦法聲援他們。 

在想要聲援和支持中國人的過程中，我覺得或許有人和我一樣，覺得怪怪，好像在聲援小粉紅的感覺。但想深一層其實不必介懷，因為聲援這些反抗者，不等同於肯定小粉紅的所作所為。中國人不只有小粉紅，還有很多不同的人。既然反抗者不一定是小粉紅，聲援中國人也不必覺得自己立場跳動，遇到小粉紅還是可以照罵。 

我們必須謹記，無論是聲援白紙革命，還是譴責小粉紅的各種腦殘行為，其身份並不是最關鍵的。關鍵的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最後，中國人需要國際支援，需要國際的關注，才有一丁點可能推翻共產黨，推進民主化進程。大家應該密切留意，必要時要求政府乃至於國際社會介入。我們很清楚中共是什麼東西，我們見識過六四天安門，我們見識過反送中運動中的各種警方暴力，我們應該盡可能避免這些歷史重演。

選民的自我修養

這屆大選，身邊很多親友都說很關鍵，可是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怎麼個關鍵法。如果那麼關鍵那麼重要，為什麼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在本屆大選卻受到很少關注？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忘記了，我國2023年預算案其實還沒有定案。這意味著，2023年各政府部門的撥款其實至今都還未有著落。這也表示，目前各部門在制定明年的計畫時，面臨極大的困難，因為根本不確定會得到多少的預算。 

我預想中的競選，預算案應該成為各黨比拼的重要場域之一。誰的預算案更完善更公平，就送誰進國會當政府。說到底，大選要遴選的，是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s），誰的預算案比較好，其實就說明了誰比較能推出好的政策，是更稱職的政策制定者。我覺得這是理性選民應該關注的元素，但我錯就錯在假定選民是理性的。 

最近，我越來越認同蘇格拉底對民主的看法。政治判斷是需要學習的，好比負責幫公司物色人才的人事部也需要一定的專業訓練。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去為公司物色人才，就有可能招聘到牛鬼蛇神進公司，而不是人才。 

大馬任何18歲以上的公民都有投票權，但絕大部份人沒有受到過民主素養的薰陶，沒有政治的知識，這其中的重災區其實是中老年人。所以，大馬政壇充斥著牛鬼蛇神，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大馬陷入今天的局面，很多人怪其他選民，怪元首，怪投票制度，卻鮮少反躬自省，是不是自己太過垃圾，才選出了垃圾。不要忘記，議員是代表選民進入國會的，是從萬千選民中選出來的，是最符合選民意志的。如果議員是垃圾，愛講垃圾話，選民本身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我不介意大家繼續討伐檯面上的各種垃圾，但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和對糟糕現況的責任，其實更重要。

政治的熱情與冷靜

政治除了熱情，還需要冷靜。熱情驅使我們行動，冷靜幫助我們找到適當的行動。 

我國選民大多數人都具備了政治熱情，至少在大選期間如此。選前，許多人主動參與了政治人物的競選團隊，在生活的各個場景討論政治。在投票前，許多人起了個大早，到投票中心排隊等待，即便細雨綿綿，冷風凜凜，也無怨無悔。投票後，大家紛紛將染色的指頭上傳社媒，一方面紀錄個人的喜悅和成就感，另一方面鼓勵人們投票。這些都是政治熱情的體現。 

然而，大家都缺乏了冷靜的思考和討論，以至於誤判了現實。當情況與預期不同時，落差太大，難免感到挫折和沮喪。甚至，在最壞的情況未發生時，已經大量腦補各種惡劣的事件，杞人憂天。這樣不僅對自己的思考不好，還有可能導致誤判，在需要行動時選擇了錯誤的行動。 

我不是隨便杜撰，身邊的許多親友皆出現了這些症狀。比如，當國盟宣布與國陣和砂盟組建聯合政府時，就有親友擔心大馬會迅速伊斯蘭化。他們有的私底下表示沮喪和擔憂，也有不少人在公共場所抱怨以後沒得吃肉骨茶、雲頂賭場將被關閉、再也沒有演唱會可看、女性要選定頭巾等，不一一例舉。 

其實，事情根本尚未塵埃落定，何須如此驚慌？莫說國盟執政後不太可能像大家幻想的那樣極端，就算真的由國盟獨攬大權，推行伊斯蘭化政策，也有許多方式能夠撥亂反正。我們可以在下一屆淘汰他們，也有示威施壓，拒絕暴政的權利。我們推翻得了有超過半世紀執政根基的巫統，害怕推翻不了執政不過一年多，羽翼未豐的國盟？再者，在大家眼中，落實改革是一件長遠的事，一再呼籲人們給希盟時間，一屆兩屆，五年十年，何以國盟執政一屆你們就如此擔心呢？難道國盟的施政效率在你們眼中是希盟的數倍？ 

你們倘若不冷靜，在此時發表有爭議的言論，全力抹黑國盟和伊斯蘭教，是有可能把轉機扼殺的喔。 

其實，大家之所以如此著急，主要是把投票看得太重了，以為投票了就能帶來改變。然而，事實卻一再告訴我們，投票不等於帶來正向的改變。 

這是因為，投票結果不是你個人的意志可以決定的，而所大家的意志加減乘除後的結果。也就是說，投票的現實恰恰與許多人認為的相反，不是一種可以決定自己未來的行動，而是一種賭大部份會與你有一樣選擇的賭博。 

看清了這一點，或許你會冷靜一些，現實一些，也無須覺得自己票白投了，或者自嘲自己像小丑。這些對投票的錯誤預期和負面情緒不利於民主。 

長篇大論後的結論是：不要害怕國盟執政，還有轉機，而且不僅限於選舉期間。保持冷靜，努力思考和觀察，才是上策。 

作為一個不投票的選民

昨天，看到蘇銘強發帖說對家裡人下了必須投票的死命令，又看到鋪天蓋地要人投票的宣傳，各種對不投票的指責甚至謾罵，再結合自己身邊的情況，真是有點不知怎麼面對明天的情況。

我本身不打算投票，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都自覺可以証成不投票的合理性。但本帖的重點不是這些，而是作為一個決定不去投票的人，我對明天感到有點不安。

先說家人，當他們得知我不投票後，就有些微詞。對他們來說，投票有手就行，什麼都不需要思考，只要認準希盟標誌畫叉叉就可以了。投票，或者更精確地說，投票給希盟，是一種不可挑戰的信仰。每天在家裏聽的政治演說，其實就是宗教聚會。他們不會嘗試理解和聆聽不投票的理由，也不會理會投票之後的一切問題，對他們來說，投票很重要也很簡單。

再說工作環境，大家對投票都很熱衷，主管甚至數次表示，每一票都很重要，呼籲大家回鄉投票。那種氛圍，等週一開工回去後看到我手指沒染色，多半會問東問西，我該怎麼回答才不至於說謊，又不需要深入解釋，又不會引起非議呢？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要怪誰，但這種鋪天蓋地為不投票增加壓力的環境，令我很不爽很不舒服。

我不禁想，我不投票那是我的政治判斷，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關你屁事？在這種時勢，不投票比投給國陣馬華還要有壓力，什麼鬼？

民主民主，選民做主。既然我是選民，我可以做主，我就可以選擇不投票。要是有人對我下死命令一定要投票，我還真的是做主嗎？這跟金正恩要所有人都投票有什麼不同？也不過朝鮮只有一個選項，馬來西亞多幾個而已。

說到底，其實就是大家黨同伐異心理作祟。只要不是投給希盟，就是敵人。簡單來說，那些強迫人家投票的人其實都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從沒有考慮過人家的感受。

我的結論是，請尊重所有選民的決定，不要強加自己的理想在別人身上。 

寫在11月14日政策辯論之後

籌備一場五大政治陣營同台的政策辯論，與從未合作過的組織合作，還要兼顧日常的工作，對我來說其實相當吃力，辯論落幕之後，至今尚未緩過來，頭腦還是昏昏沉沉的。這樣的狀態，本不適合寫文章，但又怕大選之後寫，更加沒人願意看，就只好匆匆提筆，把感想寫下來。當天義氣相挺出席幫忙的友人有建議我發新聞稿總結當天的活動，只可惜我真的太累太多事情要思考要處理，嚴肅的文章就無能為力了，在自己塗鴉牆寫寫感想應該也算是採納了建議。 

這場政策辯論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場賭博。雖然我早在向公司提議時就已說明，嚴肅的政策辯論無論在宣傳上還是提升書店業績上，都可能沒有太大的助力，雖然我早已將這項活動的利弊分析清楚，並且得到了公司的支持，但我知道如果真的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公司還是會覺得我浪費資源，甚至會私底下覺得我在公器私用，目的只是為了推廣我喜歡的辯論和我奉行的公共說理理念。我賭的，是媒體和大眾看到這場政策辯論背後的價值，成功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效仿，那我就比較能向公司交代，以後也比較有機會再辦一次。 

就目前的結果而言，我應該是賭輸了。由於我們的準備非常倉促，主辦和協辦組織之間的磨合和溝通效率低下，宣傳力度不足，時間日期和地點皆不利於群眾參與等因素，我們其實並未引起眾多媒體的關注。政策辯論當天，應該只有三、四家媒體到場，而目前也只有FMT和Malay Mail有報導刊登出來。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當今大馬沒有記者出席，這是我認為最有可能了解這場辯論的核心價值的媒體了。 

即便有報導總比沒報導好，但報導的重點落在主講人身上，對主辦方一筆帶過，更遑論對這場辯論想要傳達的訊息有所著墨了。 

其實，為了這活動我用英文寫了開幕詞，裡面陳述了我對這場辯論的一些想像，呼籲大眾效仿，讓政策辯論成為大選時期政治參與的另一種可能。可惜，匆匆寫就（直到活動開始前一小時犧牲一半的午餐時間寫就），英文也不算很好，或許詞不達意，加上當天並未如想像般展示演說的魅力，媒體聽而不聞，其實也很難責難他們。 

為了彌補，我事後修改了講稿，附於此文之後，希望能讓多一些人知道我想幹什麼。沒什麼大野心妄想一場活動能改變當下政治參與的趨勢，也沒有想做開風氣的第一人，因為政策辯論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想要的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完善政策辯論的制度，讓大眾能夠更有效地議政，以及推廣公共說理的風氣，僅此而已。 

開幕詞講稿：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We are short of time, and I have many to cover, so I will have to skip the formalities. 

I wanted to start my speech with a demonstration of opening state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essions of policy debate that will start very soon. 

It is uncommon for an opening speech to be a demonstration, but a demonstration will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is debate is all about. Besides, what I wanted to say in this speech is like a policy suggested to all voters across Malaysia. So a demonstration is appropriate in my opinion. 

Here's my opening statement: 

I suggest that voters focus more on candidate's policy, and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a policy instead of the affiliations of candidates during elections. 

Before we design a policy, we must first identify and analyse the problem we want to tackle.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a new policy if there is nothing we wanted to change. Hence, there are scores allocated for the necessity of a policy in this debate. 

So what's wrong with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As mentioned earlier, it i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in our society. 

Most of you here must have been to political ceramah, since it was the most common and accessible way of engaging political affairs for voters during elections. I am sure you all aware that, a political ceramah don't usually talk about policy and actual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we have, they talk about visions. Most of the time, the audiences don't even have chance to ask critical questions, and unable to follow up, due to immense pressure from challenging speakers of the ceramah infront of their fans and followers. A ceramah is by design, not suitable for policy discussion. 

However, the purpose of elections is to elect policy makers, and voters are like the interviewers for a company called Malaysia. If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vot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does not involv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how can we expect voters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when casting a vote? How can voters hold candidate accountable when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ir plan? We should blame ourselves when candidate we elected don't take their manifesto seriously, the voters doesn't care about policies apparently. 

Voters nowadays focus on who to support, but policy is the fundamental of changes, not the candidates. When we put candidate into parliament, it does not bring changes automatically, there must be policies for changes to happen. 

Hence, it's necessary for voters to engage in policy discussions, if we want good governance, and br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s. 

Now I will c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my policy. Whatever the policy is, if it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we faced, then it's pointless of having one. 

In our case, I think this event will inde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licy discussion in our society, for obvious reason. We are promoting policy discussions right now. 

On top of that, our format of discussion is designed to ensure constructiv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Take a few examples, moderator can stop candidate from talking things irrelevant to policies, so the discussion stay on topic. Voters are also allowed to ask follow up question as long as it is relavant. We make sure candidate have limited time to answer, so more voters can ask more questions. And we design a scoresheet for feasibility of a policy as a guideline for candidate, so they know what a feasible policy looks like from a voter's perspective. 

This format of discussion is definitely more effective than ordinary ceramah, and will improve overall quality of policy discussion if widely implemented. 

I'm done covering the necess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y policy, but it's not complete without compar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 A feasible policy must be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and the pros must outweigh the cons. 

I mentioned the pros earlier in this speech, including promoting better policy discussion, better governance, and better accountability. 

The main disadvantage of this event is, it's not entertaining, and to some extent, it's tiring. But I believe most voters will agree, lack of entertainment and discomfort were never really a deal breaker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n we compare disadvantage of this event to the positive changes it will bring about, the pros definitely outweigh the cons. 

I shall end my demonstration here, as I've covered the three main elements, namely the necessity,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cost benefits analysis of policy discussion. 

But it's not the end of my speech. 

I want to end my speech here with gratitudes towards candidates that present today. Regardless of your affiliations and identity, I think all of you here deserve a round of applause because you are courages enough to accept our invitation. This shows that you're willing to take policy discussion seriously, and see i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your job as a policy maker. I hope you come prepared, and stay open minded to various challenges from voters. Good luck. 

Thank you.

請以政策優劣為投票的準繩

大馬民主其中一個問題是：大部份人都為政黨做事，為選民利益服務的人沒多少。舉例而言，大部份人在大選期間的主要政治參與是幫助政黨或候選人競選，而甚少去考慮怎樣幫選民爭取政治上更大的話語權。

不要以為支持宣稱自己擁抱進步價值的政黨或候選人就等於為選民爭取了更多話語權，實際上這不過是暫時的巧合，只要該政黨或候選人議程或政治目標有所改變，選民的訴求就未必得到兼顧。

說到底，幫助政治人物競選，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政治人物，選民只不過是間接受益而已。如果選民的利益建基於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那選民的利益就是空中閣樓，毫無基礎可言。

這個問題根屬於一個前提：只有政黨執政，才能帶來有意義的改變。

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懶惰思考所得出的結論。政黨如果沒有制定好可行的政策，就算執政也只是獲得改革的權力，而不直接等同於帶來好的改革。要好的改革，就必須有好的政策。政策才是決定是否帶來有意義的改變的關鍵。

因此，重點根本不是誰執政，而是誰能拿出好的政策，拿出有利於選民的政策，並且能夠履行承諾。

要做到這一點，光靠投票和鼓勵人們投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施壓政客制定政策，檢驗政客的政策，並且以公開的方式進行，以備日後監督和問責。

我有時候天真地認為，只要非政府組織和選民一起合作，就有可能創造利於選民監督和問責的機制，但實際情況令人失望。許多非政府組織到最後還是依賴政黨去落實改革，以至於他們傾向支持個別政黨和候選人，而不是認真地檢驗和問責。

我能做的只有呼籲：請大家關注政策，以政策的優劣為投票的準繩。

大選熱情不再與必須投票的錯誤理由

國會解散，不日大選，我第一感覺是：哦。 

沒錯，就只是哦，沒其他了。 

我感覺很多人都是這樣，至少從我的社交圈子，和網絡上的情況看，與第14屆大選相比，這一屆真的冷很多。我感覺人們對於第15屆大選不是很在意。或許事出突然，人們尚未反應過來，稍後就會熱烈起來，但我一路來都很悲觀，所以在熱烈起來之前，我就依據人們政治冷感的判斷來寫幾句吧。 

之所以會政治冷感，我認為必須回溯我國歷屆的大選情況。我認為政治冷感是大馬一路來的競選模式導致的結果，而需要為這個結果負責的是政黨，無論執政還是在野，不管進步還是保守。 

在過去的大選，無論什麼主題，無論什麼局勢，有一樣東西是跨黨派，跨時空，亙古不變的。那就是投票的神聖化。 

選前，政黨、政客、政評人和媒體，都會不斷強調投票是一種責任（相對於權利），每一張票都很重要，不投票既是把選擇權留給其他人等等。 

這些主張令選民對投票和民主有錯誤的想像和預期，因此現實不如預期時，會不斷遭受重大的挫折。當這樣的挫折感不斷累積，失望和冷感就無可避免，也無可厚非。此外，當投票被神聖化，投過票的人就會覺得自己做了巨大的貢獻，進而合理化自己疏於監督的問題。畢竟，他都做了那麼重要的事情，你還要求他做更多，是不是有點苛刻了？ 

我這麼說不是認為投票一無是處，更不是主張應該廢除選舉制度。我主張的核心在於：用錯誤的理由捍衛正確的立場，最後會令正確的事情變成錯誤。也就是說，用錯誤的理由鼓勵選民投票，最後會令投票這件事情變成一種錯誤（在部份選民眼中）。 

我知道有人不服，因為連黃進發這樣優秀的政治學者都不斷透露出類似的觀點，我這樣的無名之輩，沒有受過正式政治學訓練的人又有什麼底氣說政治人物和政評人一路來對投票的鼓舞是錯誤的呢？ 

我的答案是：邏輯。以下將一一破解這些錯誤的鼓舞： 

1. 責任論：責任意味著必須行動，若不行動，人們有權利施加懲罰。比如，老師不負責任，必須接受降職的處罰；政客不負責任，必須接受法律和選民的制裁。如果投票是一種責任，那就意味著不投票是可以被懲罰的。然而，馬來西亞從沒有這樣的規則，身邊也有不投票的朋友，也未曾見過他受到任何懲罰。這就說明了投票是一種責任這個論點是沒有立足點的。 

2. 一票決勝論：主張每一票都很重要的人，總是會假想有種情況是一票決定勝負的。這個觀點不是錯誤，因為在邏輯上其可能性不是零。然而，這種論點是不完整的，因為他們沒有告訴你這樣的可能有多大。各位大可去查閱我國選舉委員會的紀錄，看看開國以來有多少場選舉是一票決勝負的。在我看來，機率低得可以被忽略（negligible）。 

3. 他人決定論：很多人都覺得不投票就是把決定權交給其他人，投票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這是事實嗎？試想，你投票了，可是你投選的一方是弱勢方，執政的是對手，你的未來是你決定還是對手決定？人們會有投票是自己做決定的錯覺，是因為他們只想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的情況，但事實上無論你投與不投，決定權都不在你手上，而是在於你是否站在多數人的一方。 

我希望各位不要再用錯誤的概念去鼓舞人們投票。鼓舞和善意必須建基於真實，否則，空中閣樓終究是不堪一擊的。政治冷感很多時候不是人們不願意去理解政治現實，不是他們離地，而是政黨和政客長久以來塑造了離地的敘事，給予選民錯誤的預期，令他們遭受比所需要的更加沉重的挫折和打擊感。 

最後，政黨和政治人物把政治冷感歸咎於選民的脆弱和對民主政治的不理解，完全是一種推卸責任。不斷要求人們走出冷漠，卻不斷創造滋生冷感的大環境，是許多政黨和政客當前在做的事情。反躬自省，意識到自己的問題，進而改變，才有可能改善現況。 

投票對我來說是很個人的選擇，我一般不會要求人們該怎樣怎樣。如果非要我找一個鼓勵人們投票的理由，我覺得我只會說：現階段有某種改革已經萬事具備只欠投票。而要說出這一點，除非大馬政界認真地進行政策討論，否則，即便我願意說這些話，也不過是另一種煽動和欺騙選民的招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