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於2018年5月9日實現政黨輪替，全民雀躍。
建國一甲子，國陣統治下的馬來西亞弊端叢生，各種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備受箝制，公民敢怒不敢言。對於如何改變，多數群眾一片茫然，鴉雀無聲，政治參與冷漠消極，連馬來西亞社運史上最成功的乾淨選舉集會4.0，參與人次也不過50萬左右，佔全國人民不足2%。
第14屆大選來臨之際，希盟各成員黨積極宣傳，努力動員，配上國陣的醜聞和無知雙重催激，民意終於爆發，能量足以摧毀國陣六十年的深厚根基，比海嘯猶有過之，稱之核爆亦無不可。餘波至今未已，網絡霎時湧現大批聯署和運動，從捐款還國債到為首相大人請頒諾貝爾和平獎（哈哈哈），不一而足，可見公民的政治熱情空前。
馬來西亞公民的政治參與成功轉型，從絕望轉到希望。公民雖然從冷漠變得熱情，但這樣的熱情是否健康則需要進一步反思。
公民的縱慾
縱觀網絡上各種言論，部分公民對執政者有太多美好的想像，特別是大權在握的首相馬哈迪。每當有人質疑希盟政府的政策或首相大人的決定，必招網民圍剿，像虔誠的信徒致力守護教派先知和英雄的聖潔，對異端發起聖戰。
這可以理解，畢竟，希盟沒有牽引公民對末日的恐懼，沒有刻畫魔神的醜惡，沒有塑造英雄的崇高，沒有擺好放手一搏的姿態，我們也不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內凝聚如此巨大的能量摧毀國陣。
其代價是令部分公民變得縱慾。縱慾是對事物賦予過多的希望和意義，對立面是虛無，對現實與改變不寄任何希望。此刻，部分公民把過多的希望寄託於政客身上，以為選了一兩位英雄上台就足以帶來公平和美好社會。
他們把美好社會與英雄綁定，所以一切對英雄的質疑都被視為對美好未來的挑戰；也有人以為投票令希盟上台，自己也成了政府，把對政府的質疑當作對自己的挑釁。部分公民不顧一切地護航也就不意外了。
這是希盟競選策略的成果，成果既已收割，代價也無可逃避，所以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問題，重新建構公民政治參與的想像，讓這些公民認清自己在政治博弈中應身處何地。
擁護政客的壞處
我認為擁護政客有害民主，降低了政客犯錯的門檻。當公民賦予他們過多的信任以至於對他們提出的政策唯命是從、不假反思和質疑，那麼政客就沒有向公民交代其政治判斷細節的必然。
一旦如此，不論他判斷正確或失誤我們都很難得知這是諸多不可抗力如運氣和宿命抑或是人為努力和疏忽甚至是個人慾望和邪念導致的結果，從而無法準確評估其能力與誠信。有的問題的往往要等待大錯鑄成才後知後覺。當政客判斷失誤，公民也無法針對其錯誤進行批評，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環節出了問題，也無法在未來避免同樣失誤。政客也會有更多的迴旋餘地，通過修改論述和詭辯來逃避責任。
更重要的是，把一切政治事務託付政客而自此不聞不問（政治外包），那麼公民永遠只能被意見領袖、政治明星和所謂的大部分人左右，不論是善意引導還是惡意煽動，我們都不由自主。本該手握項圈制衡政客的公民成為自願帶上鼻環任人牽扯的庸眾。
每當出現問題，我們只能祈求有正義感和責任心的政客挺身而出，救民於水火；多數時候，我們只能怨天尤人，承受傷害。一切聽天由命，卻不知道我們早已活在一個上帝退隱，先知遠去的祛魅世界。
政客是人，不論人本事多大，都可能犯錯，信念也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產生變化，期待政客像先知和英雄一樣剛毅良善矢志不渝，是不實際的。政治是權力和利益的博弈，道德和原則除了粉飾自己之外別無用處，只在公民利益與政客利益掛鉤的時候，政客才有動因照顧公民利益，期待政客像英雄那樣犧牲自我成全公民，是天真的。
正因我們對此有所覺悟，所以必須與掌握公權力的政客保持距離，看清他們的一舉一動，必要時聚集力量進行制約，對能力極強威望極高的馬哈迪更是如此。
目前的馬哈迪沒有什麼明顯的異動，然而，在肯定他促成政黨輪替、貢獻社稷之餘，也應時時戒備，慎防哪日他精神萎靡，讓自己或希盟政府作出傷害家國民主之事。
錯信一二政客就能引領世界趨向善治，是現今公民最大的危機。公民若不主動問責、關心政治、致力監督，把投票以外的所有權力下放，就會滋養政客的僥倖心理，更容易行差踏錯，難以長治久安。一人定國的例子在歷史上俯拾即是（中華帝制是為一例），獨裁專斷造成的災難也有目共睹，唯有讓天下人一併承擔家國的重擔，才能避免歷史重演，而崇拜政客，正是悲劇的序幕。
公民的虛無
有人會懷疑，即使我講的有一點道理，但區區公民，無權無勢，每日需要為三餐溫飽奔波勞碌，要忙著讀書上課，我們有什麼條件制衡政府？不放手讓政客處理政事，難道要我們自己處理？
當然不是。但即便要賦權政客處理政事，也不代表應該擁護政客。這好比我們僱用員工，不是員工做什麼我們都要贊同，生怕別人說我們任人不賢，而是要員工對自己的業績有所交代，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要譴責，這才是當老闆的態度。
這也顯示了公民對政治參與和制衡政府缺乏想像，不認為自己能促成改變，體現出虛無。縱慾和虛無看起來對立，實則互為表裡。正因為公民虛無（在國陣統治下不認為能改變什麼），所以才會有今日之縱慾（致力造希盟政府和馬哈迪之神）；也因為曾經縱慾（過度依賴政客推動改革而疏於監督），才有今日之虛無（忘了公民能怎麼制約政府）。
說到底，大家是不知道自己除了在網絡抨擊、聯署請願、上街集會之外還有什麼籌碼可以與政府交涉。尤其是上街集會作為目前最激進的抗議手段，當政者可以選擇冷處理、打太極令這手段效益不彰，如果沒有武裝衝突流血革命以外更激進和多元的手段，我們很難說有什麼可以令政府顧忌的籌碼。
問責激進化
首要必須培養良好的問責文化，對於沒有交代細節的政策，必須追問到底，面對所謂的太極宗師必須一拳擊破，在這一點上，媒體責無旁貸。
比如廢除消費稅至少得交代消費稅引起了什麼問題（破產？通膨？）、確認問題根源是來自稅收制度（抑或是貪污？）、廢除消費稅能否解決想解決的問題（物價會下調嗎？），以及廢除的利益是否大於弊害（稅收減少？稅制落後？）。要是政客答非所問，必須直接點明凸顯其荒謬。
大選競選期間，公民有更多機會直面政客，我們也必須趁此機會對政客的許諾進行檢驗，要求政客公開接受提問。問得越清楚，政客越無可推搪，也就越（需）負責任。我們必須營造一種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氛圍，令他們時刻戒慎恐懼，不存僥倖心理。
輪替過後希盟表現不錯是因為很多公民的政治熱情尚未退潮，政府知道自己的舉動仍受關注。我們應該維持這程度的熱情，至於其他諸如賀壽請茶等，應該去掉。
社會運動多元與激進化
其次是開拓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想像。政府最需要做到令行禁止，讓公民服從指令，若無法做到這點，政府就形同虛設，好比光桿司令。
然而，政府的指令未必合乎正義和人民福祉，比如馬來西亞和平集會法箝制公民的集會自由，反假新聞法侵害公民言論自由。當政府推出不利公民生活的政策時，公民有權收回自己賦予政府的認可。民主社會的政府權威源於公民的認可，多一人不配合，政府權威就多一分損折。
集會作為最激進的抗議手段之所以會式微源於成本效益不高。公民需要特地空出時間、冒著被對付的風險是必然的成本，但由於形式僵化，政府越來越懂得處理，也越來越難引起廣泛的關注。
集會除了拼人數、賭政府實施打壓從而引起公民的義憤之外，其實還有多種變化，只要堅守非暴力信條、清晰傳達抗議並且願意為自己的不服從行為負責，任何形式都有可能。
比如美國於1955年的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動員非裔美國乘客罷乘公車抗議種族隔離政策；英國的社運份子瑪雅（Maya Evans）通過朗讀英國陣亡士兵的名字抗議英國參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比如馬來西亞於2011年反對和平集會法案組織（Kill the Bill）聚集民眾欣賞聖誕樹和野餐，等等。多元化不服從行動令政府更難處理和打壓，也更能在這個獵奇的時代吸引關注。
然而，真正令政府不得不正視的不服從行為應該是集體不繳稅。按2018年財政預算，預計納獲的個人所得稅高達322億令吉，缺了這一塊收入的政府絕對是一個頭十個大。由於甚少人去探討這種方法在馬來西亞是否可行，公共知識分子是時候著力於此，讓公民在面對重大社會不義如政府決定對他國侵略時，我們有制衡政府的利器，作為抗議的最終極手段。
我們需要的公民
上文基本闡明公民縱慾之弊害以及虛無的可能出路。不論是縱慾還是虛無，其實都顯示出個人無法回應與承擔時代的呼喚，我們少了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民主（Democracy）一詞源於古希臘語兩個詞的結合，即是大眾（dēmos）與統治（kratia） ，通俗說法是人民做主。要做主，就不可成為政客的附庸。胡適說過：“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選前大家愛談大局，那時的大局是改朝換代。現在也該談大局，大局是國家民主化，人民力量（Kuasa Rakyat）的建構。1947年，胡適任北大校長時也曾說過：“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一個最大的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