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與反抗——《鼠疫》

Human beings are caught in a constant attempt to derive meaning from a meaningless world. This is the ‘paradox of the absurd’.

這世界、這人生是荒謬的。“荒謬”在一般人眼中，可能只是單純的形容詞。但對於那些曾積極努力地在人生與世界中尋找活著的意義的人們，那“荒謬”就不僅如此，它也是人生和存在的代名詞。

世界與人生之所以荒謬，是因為人們總在毫無意義的世界中尋找人生的意義，而這正註定徒勞的奮鬥卻又是無可避免的。

說到世界無意義，這該怎麽理解呢？如果你願意睜開雙眼凝視真實的世界，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對世界預設的意義其實是經不起挑戰的。

比如說，我們被教育相信“好人有好報”，因此應該多為善、少作惡。然而，願意站在武漢肺炎疫情前線付出的中國醫護和誌願者們受盡不公，承受來自死亡與離別的極致威脅、精神與生理的滿目瘡痍，有的因此殉職，悲慘地退出這個世界。而瞞報疫情、調度失當，那群最該為武漢肺炎疫情的失控負責的領導人，卻能享盡榮華富貴，得到最好的保護和最完善的醫療。這樣，做好事又有什麽意義？又比如說，我們被教育相信“一分耕耘一份收獲”，但實情是，許多人兢兢業業努力工作，賣椰漿飯、挑水泥、補皮鞋，所得卻難以供養一家大小，還要被人三番四次地詆毀，說他們懶惰、不求上進。這樣，努力又有什麽意義？

確實，我們總不能否認，“好人有好報”、“努力有結果”的好事還是會發生的，但那都是命運的偶然，你根本不由自主。從結果而言，人們認為有意義的作為在事實上未必如此，世界只依循自己的法則運轉，與人類無關。

就算這些美德無甚意義，世界應該還是有些價值是有意義的吧？比如說親情、愛情和友情。好像也沒錯，但這些讓我們感到幸福的事情，同樣也為我們帶來了痛苦；帶來滿足的同時，也帶來了空虛。人生的一切，不論你的人生是多麽的美好，又或者多麽的悲慘，當死亡到來（不論是你抑或你愛的人），一切都沈澱終結，一切都歸於虛無，仿若不曾存在，也不會留下什麽意義。

如果死亡並未直接降臨，而是把它的陰影籠罩人們，荒謬之感就會變得加倍明顯。你並未死亡，但你清楚知道你可能會死，心中懷揣著這樣的準備，不敢期望明天；但實際上你並未死，也可能僥幸逃過一劫，明天還要繼續生活下去，多少有些期待。你心中因此充滿了矛盾，於是你非常痛苦，但你無能為力，最後你只能絕望。

要是世界無意義，我們為什麽活著？為什麽還要行動？正如加繆說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自殺”（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serious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nd that is suicide）。他認為，自殺不是好的選擇，那是一種逃避；皈依信仰也不是，因為這是放棄理性的結果，是哲學的自殺。只有直面和承認荒謬的存在，並反抗（revolt）之才是出路。

世界無意義也要活著，也要行動，因為人可以在無意義的世界裏賦予自己人生的意義。甚至可以這麽說，所謂的意義也不過是人們的發明。就算好人沒有好報，就算努力不會有收獲也不要緊，你可以選擇不以結果的好壞來作為你繼續為善、繼續努力的依據。至於要以什麽標準，你大可自行決定。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人首先是客觀的存在，而不是為了什麽目的或按照什麽本質被創造出來的。造就人的是選擇和行動本身。你是反抗中共極權的社運分子、是自由主義者、還是辯論人，都是因為你選擇並擁抱這些價值和身份，只有當你認可了，它們才會成為你存在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由的，你的本質和意義是由你自己決定的。只要你真心想要想做，並且為你所欲所為負責，那就是有意義的。

當然，這必須建基於對真實世界的了解，也就是承認荒謬，與一般勵志書有雲泥之別。承認荒謬予人一種負重前行的英雄身姿，明知不可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氣概近乎倔強，又處處洋溢著人的自滿和不認命，這才是理想中的反抗者應有的面貌。

當你點翻開這一頁，是不是以為可以看到有關書本或疫情的描述？是不是想從中找到可以回應現實世界發生的武漢肺炎疫情的蛛絲馬跡？我原本也是懷著這樣的心情翻開加繆的故事，但很顯然，鼠疫不是《鼠疫》這本書的重點，它是展現荒謬與反抗的平臺；正如這篇文字的重點不是評書，而是提供閱讀的階梯。說到底，還是由我來決定這篇文字的本質。

辯論作為一種教育

在辯論圈子裡浮沉過一些日子的朋友或多或少會在生活中遇到這樣的情況：當你與某人討論一件事，質問到對方答不上話，因而感到尷尬之際，對方就會拋出一句“你是辯手，怎麼說都可以”，彷彿剛才的討論不是一場理性的交鋒，你所說的主張和觀點不曾存在，某人只是在表達技巧上落下風，而不是自己的觀點錯誤，應該調整。

辯手予人“沒論述、空有語言技巧”的印象不是一兩天的事，若這種誤解得不到解決，馬來西亞辯論圈子很難繼續擴大，因為“罵人”和“狡辯”不足學；也很難令辯論教育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提升社會的說理素質。

辯論人沒論述？

我是拉曼大學金寶校區的前辯手，依我個人的理解，拉曼辯論訓練的特色之一是註重辯手的論述能力，在設計內容架構時，會盡可能去剖析辯題出現的背景以及議題在學術討論中的脈絡與現況，戰略上也會關注內容的層層推進，追求內容的條理與完整。在拉曼，知識與認知上的錯誤是應該盡量避免的，有的時候，會被學長或教練無情地嘲笑。

因此，除了一般的技術訓練，拉曼每周都會抽出一天做電影分享會或者讀書會。我們的教練團有閱讀推手，黃麒達和陳文輝曾多次擔任商務書店衣魚說書會的說書人，教練陳沛文是吉隆坡商務書店的店員，多次推薦書籍給各大專辯手。教練許業維個人的閱讀量不低，他主持訓練的那段時期也是讀書會最多的時期。

因準備比賽的需要，我曾翻閱過不少著作。比如遇上與生物科學相關的辯題時就曾看過《自私的基因》和《訂製完美》；與正義和倫理相關的辯題則看過《正義》和《如果沒有上帝，想做什麽都可以？》；與傳播學相關的就是《娛樂至死》等等。

要是把標準放低，不只計算書籍，也把各種研究報告和資料，一些像“巨嬰”、“歐拉伯”、“秦制”等理論和概念，“醫藥分家”、“含糖飲料稅”、“非法證據排除法”等政策考量在內，閱讀量絕不能算低。

拉曼不代表整個馬來西亞辯論圈，但我相信只要是有心準備的隊伍，閱讀量絕對不會少。有沒有不閱讀的辯手？當然有，但總不能因為有部分人不閱讀，或者因為其他原因無法“顯示”他曾經有過大量的閱讀，就以偏概全，斷定馬來西亞辯論圈閱讀量低。“辯論人沒論述”這個刻板印象還有許多斟酌的余地。

沒論述辯論就無意義嗎？

就算大家堅持辯論人沒論述，那也不代表辯論沒意義、沒價值。馬來西亞辯論圈裏不只有在台上雄辯滔滔的辯手，還有許多辯論比賽評審和籌辦人。辯論圈裡想促成一場精彩刺激、有內涵、有意義、提升參與者知識水平和社會關懷的比賽的人所在多有。

不論是思考賽制是否鼓勵辯手們推展論述，還是在制定辯題上引導參賽者去思考、了解、學習平常不曾接觸的課題和知識，都在為提升馬來西亞辯論的素質付出努力。辯手通過參與這些比賽，接觸新的知識，比起老師們在課堂上不斷呼籲閱讀，不知有效多少倍。

《巨嬰國》一書若不是因為學生參與了第二屆六四民主女神杯公開賽，會有機會進入中學生的視線嗎？若不是因為第十七屆全國大專華語辯論賽，這些大學生會去深入了解“無大臺”是什麽概念嗎？他們會去反思國立大學直接招生制的利弊嗎？恐怕很難。

必須承認，馬來西亞的辯論比賽在各方面都還有改進的空間，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覺得參加和籌辦辯論比賽毫無意義了。有缺陷，我們會去思考怎麽改進，而不是直接否定。馬來西亞辯論圈不只是提供舞台給辯手表演，也同時在形塑和培養著辯手的論述和思維能力。認為辯手不講究論述和空有語言技巧非但不是唾棄辯論的理由，反而是推廣和支持辯論的原因。

辯論不只是知識的博弈

前文證明了辯手未必“沒論述”，也一併證明了“空有語言技巧”的指控並不準確，因為“有論述”就不能稱之為“空有”。然而，語言技巧依舊給人一種“巧言令色”的印象，甚至我必須承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辯論技術很好的辯手是心存蔑視的。這種蔑視背後，其實是一種對辯論的錯誤預設。

當我們把辯論當作是知識的博弈，認為只要比對手更有知識就能獲勝，我們就簡化了資訊在傳播中將面臨的各種情況，從而錯判了自己論述的說服力。演講是單向輸出和接受的過程，資訊在這過程中面對的挑戰和干擾不多，很多演講比賽甚至極力減低講者受到干擾的可能，但辯論並非如此，挑戰和干擾對手的輸出是辯論非常核心的部分，而說服力也會在挑戰與干擾的過程中逐漸減弱。正因如此，很多知識淵博的專家與認知淺薄的對手辯論時未必能獲勝，杜汶澤和陳百祥（阿叻）的辯論正是一例。

再好的知識、再深入的理解、再專業的資訊，若表達的效率和時機不對，就無法發揮知識和論述應有的效果，無法有效說服受眾。在用心準備內容之余，設計和思考如何呈現、如何與相反的意見博弈、交鋒和攻防會怎麽發生等，都是辯手需要攻略的項目。就此而言，“語言技巧”是辯論重要的組成。

有沒有辯手是“空有語言技巧”的？我認為有；有沒有辯手濫用“語言技巧”進行詭辯、扭曲事實？也有。但這不表示我們該對“語言技巧”嗤之以鼻，排除在辯論的範圍之外。說到底，“語言技巧”是工具，而工具的本質取決於其用途，用以殺人的刀是凶器，用以烹飪的刀就是廚具。我們應思考的，是如何令“語言技巧”更有利於知識的輸出和呈現，以及鼓勵更多的辯手採納這樣的辯論模式。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優秀的辯手必須論述與技巧兼修。

不要逃避辯手

針對一些人對辯論的誤解做出回應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這些刻板印象背後的心理。竊以為，人們對辯論持有成見，多數時候都是勝負欲和虛榮心導致的。當然，這不代表人們對辯論的批評全然無根據，這裡針對的是，“只因對方是辯手就斷定沒什麼值得與之討論”的人們。

為什麼我說這是勝負欲和虛榮心作祟，因為他們多是在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解釋或捍衛自己的觀點時選擇用這些刻板印象來結束對話。他們想逃避自己觀點逐漸顯露的問題或矛盾，想保護自己的思想，生怕被挑戰成功後被迫做出調整和改變，想合理化自己不接受辯手的觀點的行為。本質上，他們並不打算被說服，只希望別人接納自己的意見。

這其實很危險。辯論之所以有必要，是因為人總會自圓其說，在不受挑戰和檢驗的情況下是很難發現自己錯誤的，而這些錯誤是不會因為對方是辯手還是別的身份而改變的。因此，不要逃避與辯手辯論，勇敢面對，說不定還能從中得益。

我的意思不是說辯手的主張一定是對的，而是與他們辯論可以檢視自己的主張從而完善之，比起一般未經思辨訓練的人，效果可能會好一些。辯論比賽作為一種競技活動，勝負是重要，但說到底，辯論始終是一項教育活動，從中學習才是重點。

此情可待成追憶——《山城》

怡保是霹靂州數一數二的大城市，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繁華而不失古意。更難得的是峰巒疊起，蒼翠碧綠，幾處民宅置於其間，數棟樓宇立於其中，敞門處處見山，開窗觸目皆嶺，“山城”之美譽，由來非虛。

過客未必與山城居民有同樣的體會，但來時大道兩側石山相迎，鐘靈神秀的山體愈趨愈近，仿佛過去了就是別有洞天；去時見山漸遠，雖不似蒼松般有著情人擺手道別的姿儀，卻像父親佇立當處，靜候遊人再來，有種若隱若顯的眷戀。個中體會，若不是對自然景物有著上天恩典般的崇敬仰慕，恐怕難以理解。

然而，我們對怡保石山再怎麽喜愛、再如何珍視，都無法阻止心無敬畏的人們將之摧毀。在他們決定點著引線，欲將山體炸成金銀碎屑的一刻，我們的愛惜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淪為他們茶前飯後的笑柄。在一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時代，或精確一點引用著名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說法——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1），對他們而言，我們這種追求虛無縹緲的自然之美、歷史之華的人們才是有病的一群。

不是說“愛比暴力強”嗎？為什麽大片山體被炸壞，滿目蒼夷，哀嚎卻未見停止，甚至日益嚴重？賴錦坤導演用了相當另類的方式嘗試回答。

老實說，《山城》的開頭的那幾十分鐘是不好看的，選用的演員都是素人，雖然大膽，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演技生硬，未能呈現出理想的銀幕效果。演員的問題是其一，劇情俗套，臺詞乏味，運鏡不佳，配樂單調也同樣是電影的硬傷。凡此種種，令前幾十分鐘在整套電影裏顯得累贅而拖沓，還不如直接進入後半段紀錄片的部分。如果擔心開口見喉嚨不符合藝術審美，寧可看無人機飛遍怡保諸山。當然，在相對有限的資源和條件下，這些問題都情有可原，然而我們仍必須如實指出，因為讀者有必要了解這幾十分鐘的觀看重點為何。

這在電影藝術上難以接受的崩壞片段是整部電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它最能回應為什麽“愛不比暴力強”。它致力凸顯出人們的犬儒與不作為是石山保衛戰失敗的主因。

除了極少數像近打谷監測站（Kinta Valley Watch）的成員那樣，會以實際行動捍衛他們所深愛的地方，絕大部分的你我，雖然同樣厭惡著美景被破壞、歷史被摧毀，但除了咬牙切齒咒罵一番外，別無行動，然後自我安慰道：“我也沒辦法阻止”，更有甚者，擺出一副世故的嘴臉，對站出來抗議和爭取的人說：“你這樣做有什麽用”，就像電影裏的許多人一樣。“愛不比暴力強”，因為我們的“愛”只是空話，而無確切行動。

此外，電影也不時透露出對政府機構的不滿。人們會有“這樣做有什麽用”的疑惑，其實也反映著當地政府無法回應人們的要求，任由采石公司肆無忌憚。不作為的，不只是民眾而已。

電影的紀錄片部分拍得相當不錯，訪問了好一些人，有專家有居民，這些受訪者都在嘗試說服觀眾怡保石山有其經濟和歷史價值，抑或是澄清炸山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並沒有想象中的顯著，說明炸山活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有的也嘗試告訴我們石山目前的保育與推廣工作進度和所遇到的困難，囊括了不同層面的資訊。總的來說，電影的後半部分讓觀眾對怡保石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以這麽說，電影的最大價值不是它的藝術成就，而是作為歷史的載體，記錄了怡保曾經有過這麽美麗的景物，記錄了人們曾經那麽努力地捍衛。就此而言，這部電影值得我們的支持和肯定。

現在不看這部電影，似乎沒什麽所謂，反正以後可以看，甚至許多年後，都可能有機會看，但那個時候，也許，怡保石山都被采光了，被夷為平地了。屆時再看，就不是現在這般“只是有點沈重”的心情了，也沒有意義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導演拍這部電影的用意很司馬昭，他就是希望我們能在看完後作出行動2。黃子華如是說：“愛，講是沒有用的，做啦！”

註釋1：

桑德爾認為，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的變化就是從“擁有”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逐漸變成“成為”市場社會。“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市場經濟是一種工具，是一種建立生產性活動可貴而有效的工具。市場社會則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市場價值滲入人類生活的各面向，把社會關系都轉化為市場的形象呈現”。換言之，許多此前無法以金錢價值衡量的事物都變得可以買賣，比如歐盟經營的碳排放市場，允許企業購買或出售汙染的權利，排放一公噸碳至大氣中，只需要13歐元；比如美國加州聖塔安那的非暴力罪犯可以一晚82美元升級至更幹凈和舒適的囚室。

註釋2：

山城以外的人們也許無法直接參與和貢獻，但關註和了解、積極地討論，其實都是有意義的，至少，不要讓站出來的人感到孤軍作戰和意興闌珊，必要時，響應他們的運動。在此附上相關組織的臉書專頁鏈接。（shorturl.at/xHLU5）

關注怡保石山命運的市民以及近打谷監測站成員

刊於《藍視角》2020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