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與最樂

當一個教師有什麼樂趣？在考慮是否成為教師時務必好好思考，因為人生有涯，時光不復，我們若無法在佔據人生極大部分時間的工作中找到樂趣，那我們生命就會有一大截是黯淡、苦悶、無聊的。

然而，只追求其樂趣而不問其苦況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可能導致我們誤判，無從得知為此付出的生命是否值得。同時，只看見光明的雙眼容易被黑暗刺傷，毫無準備的心房會被失望擊垮。

因此，下文將從體制、教學與學生三個面向比較當教師的苦與樂，供後來者參照。文章以我個人經歷過最惡劣與最美好的情況為主調，未必是常態。然而，比較風險和效益的時候，以最極致的境況對照自己的底線才有意義。

體制

教師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為了方便國家監控且有利於學校管理的各種規則、文書工作和程序。這些繁瑣零碎而與教育之成敗沒太大關係的工作將佔據教師的許多時間，令你疲於應付，妨礙你享受教學的樂趣。

若你是一位能獨立思考的教師，就會懷疑這些規則、程序與文書工作是否必要、是否會為學生帶來什麼壞處。直性子的會質疑管理層，甚至與之爭執，但多半沒用，因為管理層總是傾向維護它的權威和既定規則。聰明（狡猾）的就陽奉陰違，選擇性服從，但有風險，即使你做的事情在教育層面來說是對的，管理層也不會容忍任何意義上的不服從。

請認清一個事實：對國家而言，教育只是型塑未來人力資源的工具，因此它必須嚴加管控，確保能夠生產出合乎己意的人。所謂合乎己意，除了符合經濟需求，當然也易於管理；對校方而言，教育是一門生意，所以它必須迎合市場和政府的標準，爭取市場和政府的信任（一般以星級來評鑑），所以它必然與政府的態度相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師，是型塑學生人格最直接的負責人，自然就成了政府達致目標的器。鑄造菜刀只能使用菜刀的模板，要控制產品就必須控制工具。這必然導致他們對教師異議的容忍度低，因為他們不能容許工具有自主和批判意識，否則就不能產出合乎標準的產品。因此，質疑或對抗體制都不太可能有效有好結果。若是新教師，就更沒有對抗的資本，根本不會有人信服，即使你說得很有道理。在專制的制度下工作，被迫屈從權威，忍受個人自主與意志被壓制，這是最苦的了。

最樂的自然是“君臣遇合”，如宋神宗與王安石那般，一同變法，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最後雖然失敗了，但上下同心，上位者尊重下位者的意見，與掌握“治道”的士大夫“共定國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事，有尊嚴有作為，還有什麼更樂的？稍次，遇上開明、理性、尊重教師與看重教育的管理層亦是教師之樂。這樣的管理層至少能與之說理，能聆聽異議。然而，如同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君臣遇合”，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學術

接著，教師必須面對日益功利媚俗的教學要求。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意思是從前（孔子之前的上古時代）的人學習是為了自我超越，成為更好的人，而現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的人學習是為了待價而沽，賣弄自我，期望能得君王青睞，為其所用。所謂教育日益功利，正是為人之學大行其道，為己之學不受待見。

現代教育課程的首要考量不是學科本身有什麼內在價值，也不是對學生特別有益，而是到底能為學生提供什麼就業機會。這很符合制度的要求，不論古今中外的有識之士，都已經注意到這點。於是我們看到，修讀科學就是為了成為什麼什麼工程師，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不再是為了追尋宇宙的真理，滿足人求知求真的本性；學習中文則是為了跟中國商人和官員交流，謀求進軍中國龐大市場的機會，而不再是品味語文之美、文化之華、文明與歷史之深沉、思想與哲人之耿光。這一切的結果，就是應試教育在我國深紮其根。只要政府的教育思維沒有改變，就算它真的把考試自體制移除，也無法改變應試教育的現實，應試教育總會以其他形式借屍還魂。

在這樣的教育氛圍中，教師要做的不再是培育學生的人格、審美、理性等價值，也不再是倡導思考、求知、求真、求精等精神，更不是訓練邏輯、判斷、批判等能力，讓學生能夠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是誘導或強迫學生把教條和標準答案死記硬背，把各式試題做得爛熟，然後在大大小小的考試中奮筆疾書，以試題旁括弧裡的分數為標靶，以散落桌上緊握手中的筆為槍炮，把紅的黑的藍的鮮血和腦漿灑滿試紙。師生不再從學問的推進、切磋和商榷中得到滿足感，而以試卷最終的得分高低為喜怒哀樂。何其可悲。

然而，更可悲的是教育弱智化。既然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更好地謀職生存，那它就必須盡可能確保人人都能達到標準，正因如此，標準注定會不斷下調。

舉例而言，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與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STPM）中文科年年都有考生或家長投訴試題難度太高。這對出題者有什麼影響、來年的試卷是否變得更容易我無法確定，但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出題必須要考慮學生的程度、試題因應學生優劣作上下調整，幾乎是定則。這裡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不是去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程度而是下放標準？如果有學生無論如何都無法在既有標準下達標，為什麼我們不是讓他明白自己有何不足並提供努力的方向而是讓他以為自己已經夠好了？

身為教師不再是為知識和學問把關、維護知識和學問的尊嚴、追求更高的境界，反而要迎合平庸媚俗，沒什麼比這更苦的了。

教學的樂趣在於與學生一同追求精深的學問，一同修行，一同進步。這是制度無法保障，只能看運氣，有沒有遇上肯配合的學生。這是另一層的“君臣遇合”，可遇不可求。

學生

其三，教師最主要的責任是學生的成長。我也會這麼說：教師只需要對學生負責。制度會影響教師的苦樂，但其影響也不過冰山之一角，學生才是教師苦樂之源頭。就算整個制度為教師帶來極大的壓迫、極大的窘困，只要學生爭氣，成人成才，那一切都不算什麼。

教師與學生一樣，適當的認可是滿足感的來源。這裡說的認可不是說要學生喜歡你、對你言聽計從、稱讚你是最好的老師還是什麼的，那些都是學生一時之好惡，當下相處的結果，教師聽起來當然很開心，但不至於是教師的最樂。

教師需要的認可，是學生承認他（她）在自己生命中的貢獻，承認教師確切影響了自己，變成更好的人。這都不是一時三刻能看清的，必須用盡一生的時間，有足夠的閱歷和人生經驗，最後回首少時才能斷定。這樣的樂最極致，卻也最遙遠、最不容易。

稍次的，是學生當下的尊重。這裡的尊重不只是見到教師鞠躬行禮、問安微笑，而是認真對待教師傳授的知識和價值。上課時認真聽課，認真思索，認真完成作業，行有餘力，在課外時間與教師討教切磋商榷。這背後不僅僅是對教師這個人的尊重，還是對教師所象徵的知識傳統和價值的尊重。

在我而言，一位真正的教師傳授給學生的一定是他（她）經過思索沉澱後最優質的知識，這些知識一定是早已融入了教師的生命，確切影響著教師的行為和判斷。所以教師可貴之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自己的閱歷、判斷和立場呈現出來，讓學生明白教師思考的脈絡，供日後參照。在這個意義上，知識的傳授即是生命的傳承，尊重知識即是尊重教師的生命。不論教師所傳授的知識對學生的未來是否有用，對他的人生有無意義，但在這一刻能得到學生的重視，就值得快樂了。

我記得去年學校運動會拔河項目後還有段空餘時間，那時我就想趁機教導一些課外知識（忘了是打算教古文還是經學），就去問看八年級中文高級班有誰感興趣。當時，只有李恩潔同學舉手。我當下就感受到了前文所說的樂，但因為只有一位女生願意學，基於各種無聊的顧慮和自我審查就沒有繼續。

今年年頭也在學校開辦中文辯論班。這是非正式的、只在放學後的空餘時間進行的活動。對學生而言，思辨訓練即陌生又艱苦，也不過是放學後好玩來湊熱鬧罷了，認真訓練的人幾乎沒有，除了黃恩瑜同學。

這位同學沒有高喊“只要辯論班成立就一定來參加”的口號，卻是唯一一位願意為辯論班的成立付出努力的學員。校方對中文辯論班的成立諸多阻撓，國際學校不想令中文相關的教學太強勢太高調而令學生忽略了英文能力是原因之一。於是我決定以實際行動證明學中文辯論不會威脅英文的地位。公共演說與呈現能力正好是思辨訓練的內容之一，於是我讓她背熟一篇英文講稿，在全校師生面前呈現。為此，她一有空閒就拿稿件出來背誦，也願意花時間了解稿件的內容。在幫她籌備的那段時間，我確切感受到教學的快樂。

有極致的樂，必有極致的苦，而教師之最苦在於對學生的無能為力。在學生做錯時，教師無能為力；在學生離開你另尋高枝，你無能為力；在學生成功的故事之中作何角色，你也是無能為力。

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學生是否真心受教，教師可以各種手段誘導威逼，但如果學生不真心接受，即便令學生屈服，也不算成功教育了他（她）。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而完整的人是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個體。要培育出這樣的個體，就必須把這些價值內化於他的生命，因此，教師的首要原則是把學生當“人”看待。對“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態度是尊重，尊重自由意志，尊重選擇，並相信且幫助他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因此，當學生做錯的時候，教師能做的只是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盡力導正，但如果學生執意不聽，教師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沉淪，然後在事後幫助他們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

因此，當學生對你的教學不感興趣，不想再聽你的勸，半途而廢，選擇了別的可能他們更喜歡或比你更合適更優秀的教師時，你能夠做的就是祝福他們，尊重他們的選擇，畢竟，他們比你更了解自己想要什麼。你在他們的成功故事中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意義，也只能由他們評斷，與你的努力和付出無關。更甚者，你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在他們人生中的定位，永遠處於自己到底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的自我懷疑之中。

有人也許會說，那麼尊重學生的自由自主，會不會變成了對他們的放縱。畢竟，學生閱歷淺，更容易做錯選擇。這話有它的道理，但我們又憑什麼確定自己為他們做出的決定又是對他們最好的呢？就算能夠確定，為什麼我們又能篤定地認為失敗和錯誤不會對他們的人生更有意義？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們也許不知道對自己未來最好的選擇是什麼，但他們肯定需要為這些選擇負責，不論是否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既然結果必然由他們承受，最有資格決定要承受什麼後果的人自然是他們。

無能為力之為苦，在於你必須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學生，對他們傾注自己的生命，但這一切都可能徒勞無功。傾盡所有而一無所得，還有比這更苦的嗎？

綜上三點，當教師的苦樂如何，各位讀者可以自行判斷，若能接受，就為孩子獻出你的心臟吧！

刊於20191007《星洲日报》副刊
編輯曾告知文章太長，會有所刪減，但未料到會改得如此面目全非。當初不過想分享自己的觀點，供更多的讀者參考，順便賺一點稿費，而今世人所見的卻是一篇論證不全、文理不通的文字，實在後悔莫及。

相遇

孤獨，是修行路上的必然，因為人生之多彩，值得嚮往的終點總是因人而異。億萬人之中，可以有億萬種結局，而沒有同道中人，即是孤獨。

然而，終點雖然千差萬別，但是前進之路未必沒有交匯。那樣的交匯，即便只是擦肩而過，但若有一夕嚐到陪伴的滋味，領略到孤獨並不是永恆，便覺不枉，鼓舞我們繼續前行。這就是相遇。

1. 特別的學生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兒童文學作家楊志成受邀到吉隆坡沙叻秀華小的6M班進行一場簽書兼分享會，與小讀者互動交流。

分享會由兩位女同學當司儀主持，也有學生安排好茶點擺在教室的一角，在教室前空出的空間擺了五張桌椅，五名學生在那裡充當小記者對主講人楊志成提問。

這場簽書會不長，大概也就兩三個小時。期間出現了一些相當不錯的討論，比如青少年讀物的寫作禁忌是否合理（討論愛情，探究校園霸凌），以及家長和校方對作品的過度干預和審查，甚至斷章取義等。這場簽書會的討論氛圍自由，在我國教育背景下，很是難得。

更為難得的是，這場活動由學生主辦。這也許難以置信，多半是負責老師兼班主任張雅鳳出了大力，然而，即便有所誇大，這些仍被定義為兒童的學生也在這場活動中積極地付出了努力，這是無可置疑的。

以大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未必做得好，但在一個普遍擁戴成績至上的社會裡，能夠為一些無關成績卻有益學習的事情投入精神，值得嘉許。

除了簽書會，同樣無補於學業成績的關丹之旅也得到6M班7位同學的支持。他們都是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學生，而我則是該辯論班的教練。

2. 辯論班緣起

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出現對我而言是段難得的緣分。猶記得我畢業不久，尚未打算進入職場，想多花幾年闖蕩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比如繼續辯論。於是不務正業，四處發履歷，諮詢有哪間中學需要辯論教練。

要知道，雪隆區的中學辯論歷史悠久，各校早有自己的辯論隊伍和教練學長團等，根本不缺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在我教練的幫助下，我聯絡上適耕莊的育群中學，得知他們需要辯論教練。雖然相隔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還是決定一試，只要津貼夠抵消開支，這些奔波不是問題。

我與負責老師前後談了不少細節，只差津貼沒敲定。後來許久沒消息，一問之下才得知育群中學上一任辯論班的負責老師早就找到教練了，我只是兩位負責老師工作交接之際產生的誤會。

尋遍中學不果，我忽然想起關丹歷來有小學辯論的傳統，可見辯論在小學也不是不可能。我進大學之前曾在小學當代課老師，於是翻查手機電話簿，找到了幾間華小副校長的聯絡，把我的想法透過信息傳達給他們。當時，只有沙叻秀華小的江順珍校長回复我，願意一試。

按原初的設計，辯論班只在週五早晨的課外活動時間進行，學員是華文學會的學生。由於生員眾多，而且多是為了滿足課外活動要求而選擇華文學會，對辯論基本不感興趣。時間也有限，只有短短的45分鐘，且兩三週才輪一次（課外活動分學會、球類和制服團體三類，分A、B兩週交替進行），根本無法進行系統的思辨訓練。

期間，我也協助老師們訓練參加校際演講和詩歌朗誦比賽的學生，給一些呈現上的意見。可能比賽成績不錯，又得張雅鳳師大力支持和推廣，於是江校長就準許我在週六多開一班，自掏腰包津貼我專門教授學生辯論技法。6M班11位學生和6J班1位學生成了第一批正式學員，而沙叻秀華小也正式成立了雪隆區第一個小學辯論班。

3. 關丹之旅

有師父，識分寸；有對手，知高低。所有的理論和技術都必須經過實戰的洗禮，才看得出它的意義。由於雪隆區沒有小學辯論隊，而關丹歷來有小學辯論的傳統，因此，帶學員遠征關丹是早在創班時就有的計劃。

然而，在我聯繫了關丹幾間參與本屆小學辯論賽的學校後，卻沒有成功約到哪怕一場友誼賽。各校有各自的考量，這是無可奈何的，但一個迫切的問題是：這趟關丹之旅的主要目的已無法達成，該繼續嗎？如果是，為什麼？

我認為可以繼續，理由是：即便無法與各校打友誼賽，關丹之旅仍然能夠讓學員觀摩關丹的小學辯論比賽，通過觀察來理解辯論是什麼，通過事後的討論與課堂上的理論進行比較。

這是我給自己的答案，但對家長而言，友誼賽畢竟是孩子們的切身經歷，實際參與其中，而觀摩更多的只是旁觀，我自己也可以這麼反駁：要觀摩在家看錄影就好了，何必遠赴關丹？雖然我認為兩者的感覺確實有差別，但真要用這樣的感覺去說服家長，我認為很困難。

此外，我的安排相當倉促，計劃亦不周全，也沒有沙叻秀華小的老師隨行。與其說是學校的觀摩團隊，這更像是私人旅行，風險其實相當大。當時我已經做好了取消行程的心理準備。然而，家長並沒有這麼做，還給了我不少建議，並以實質行動協助。

四位家長決定隨行，既解決交通的問題，也幫忙照顧學員，省了我不少麻煩。這當然不是出於對我的信任，但絕對是對我的照顧。他們有千萬個理由取消這趟關丹之旅，但他們反過來努力幫助我實現計劃。對此，我心中之感激，難以言表。

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上午，我們在沙叻秀華小出發，翌日下午自關丹回來吉隆坡。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其實相當簡單，我們甫一抵達關丹，就去吃林明面（感覺不錯），而後入住訂好的葉子民宿（Leaf Guest House，相當舒適）。待學員安頓好，就在其中一間房裡進行兩小時的訓練，順便交代翌日觀摩應注意的事項。大約下午4點左右，就一起到直落尖不辣（Telok Cempedak）遊玩。晚餐吃乞丐雞，回到民宿梳洗完畢，又在房間裡聊天說鬼故事，直到11點左右才各自休息。

第二天（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早晨起床用早餐，開車到賽場。主辦方的蕭老師得知我們到來，相當歡迎，邀我當一場賽事的評審。本想與學生一同觀看比賽一面即場評論，但對方盛意難卻，只好讓學生用手機錄影，待回去後回放再細說。

回程前一同去吃雞飯、買土產，原本預訂傍晚6時可以回到學校，但路上塞車，折騰好久，晚上8、9點才回到。開車的是兩位家長，這段路不好走，真是辛苦了。

4. 實戰的洗禮

幾經努力，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終於2018年11月25日約到了友誼賽，對手是由陳文輝帶領的詩禮聖淘沙國中辯論隊。陳文輝是拉曼大學金寶校區辯論坊的教練之一，從事辯論教學逾十年，亦是我的辯論啟蒙教練之一。

比賽在沙叻秀華小6M班進行，題目是學校應不應該減少功課，兩校輪流持正反兩方。也許有人會覺得小學生與中學生辯論不合理，因為小學生必敗無疑，我願意在此給予回應。

先理清這句話的兩個假設：第一，年紀差距等於實力差距；第二，必敗無疑等於毫無意義。

對於第一個假設，小學和中學聽起來似有天壤之別，但小六生與初中生也不過一兩年之差。這一兩年在理知能力上的差距並不大。

其次，就算實力有差，理所當然地認為年輕者必然比年長者遜色恐怕也沒有根據。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別說一兩年了，就算隔了一個世代半個世紀，理知能力的差距也未必很大，甚至反過來，前人恐怕還不如後輩。畢竟，吃了三十年野草的長者，也不比吃了一天珍饈百味的年輕人更懂美食。事實上，詩中除了兩位選手較有經驗，其餘參賽的隊員都是新手，與沙小的學員差距並不顯著。

再說第二個假設，必輸的戰鬥真的毫無意義嗎？當然不是。人們理所當然地把失敗看作是必須避免的、毫無意義的，這是因為他們除了勝負之外看不見其他。他們沒有格局觀，沒有遠見，沒有洞悉世情的能力，這正是害怕失敗的人的特質。

我們應理解，沒有什麼比賽的勝負是理所當然、意料之中的，若有，那必定是黑箱作業。既然勝負無法確定，則以必敗為避戰之理由亦不成立。

即便成立，失敗亦有其意義，甚至，比成功的意義來得更重要。失敗意味著我們仍有所不足，只要分析失敗的原因並努力克服，自然有精進之可能。事實上，能夠使人進步的多半是失敗，因為成功體現出的是已經夠好，既然夠好，那何必改進？就算精益求精，成功的經驗最多也只賦予我們維持現狀的動因，這樣的思維，何來進步？

從前我不這麼想，但自從讀到王陽明龍場悟道，又在其著作中多次讀到“某於此良知之說自百死千難中得來”，便認定失敗挫折、磨練打擊、生死絕境皆境界飛躍之階梯，古今人物，莫不如是。

難道沒有人成功後依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當然有，但他的精進必須是對可能導致自己失敗的隱患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失敗仍然比他的成功重要。

有人會說，失敗會打擊入門新手，扼殺他們向上之心，但他們忘了另一種可能，也就是激發他們變強的慾望。為什麼我們理所當然地接受失敗必然導致前者？就算前者更有可能發生，適當地開導新手，幫助他們自我反省、克服困難，不是更可取嗎？

這場友誼賽當然不好看，雙方大部分辯手都是新人，我方的準備亦不充足，在場上，不是因為怯場而無法應對，就是對課題的把握不足而應對錯誤。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只要勤加練習，假以時日，必能改進。

5. 如果沒有你

寫了那麼多，除了想記錄這大半年的緣分外，也想提出一個概念：教育的成敗絕非由單一因素決定的。

為什麼要提這一點？我偶爾會收到家長對我的肯定，認為我為他們的孩子帶來正面的影響（雖然很少，但還是有的），我每次都推說這不是我的功勞。有的人可能覺得我是自謙，但事實並非如此。

以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為例，若非江順珍校長的信任和知遇，我絕不會有機會在沙叻秀華小追我的辯論夢，也不會與張雅鳳老師相識，更不會與這些學生相遇。學校管理層可說是辯論班成立的第一道門檻，實際上，任何教育課程和計劃，若無學校管理層的支持，是不可能成事的。

其次，若非張雅鳳老師引路，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成立真正意義上的辯論班。這是第二道門檻，若所推廣之教育課程無法取得學校老師的支持，甚至於反對，是不會成功的。舉例言之，我在REAL International School 開辦辯論班就困難重重，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來自教師的異議，覺得我搶走了他們所負責的聯課活動的學生。那時，我還是該校的中文教師呢。

此外，張雅鳳老師亦是我與學校管理層和家長的橋樑。許多規則和程序都有賴她提點，而與家長溝通更非從學校老師（尤其是班導）引介不可，其中的信任與問責其實都歸根於教師身上，若沒有在校老師擔待，誰會放心把孩子交給一個陌生人？

老師同時也決定了教育中另一個舉足輕重的環節，亦即學生的素質。如前文所述，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學生與別不同，願意在與成績無關而有益學習的事情上下功夫，若非老師的引導與協助，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家長亦是教育成敗之關鍵。在學生成年之前，家長對其孩子擁有絕對的權威。孩子學什麼、哪裡學、跟誰學，幾乎都需要得到家長的首肯。如果不是家長的支持和信任，辯論班根本無法成事，更遑論關丹之旅了。

在此必須批評現代的教育機構：如果學生優秀，那是校方和老師的功勞，有的偶爾會提及家長和學生的努力，但這一點門面話在遇上學生犯錯時就被捅穿了。他們會歸咎於學生素質不好或家裡有問題影響孩子，卻從不反省校方在孩子變壞或教不好的境況裡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於是我們就看見，學生成功校方來沾光，學生做不好就快速割席，甚至將之開除。如果學生的成功與校方有關，那麼他們的失敗校方難道不該負責？如此雙重標準，這些教育機構還能再無恥一點嗎？（注：所謂教育機構泛指大學、中學、小學、補習中心等，相信大家總能在自己的經驗中找到相應的對象）

學生做得好我不居功不是因為我謙虛，而是我了解自己在育人這件事上的局限，當然，也是為了自保，免得教不好學生心裡過於愧疚。我還無法像一般的教育機構那樣雙重標準地如此從容。

6. 未竟之路

轉眼間，這些學生都畢業逾半年了，都升上中學了，有的偶爾會出席我在大同華小的辯論班，但更多的可能再難相見，只能在社交媒體上看看近況。隨著他們消散的，是沙叻秀華小辯論班。前文的假以時日，其實伴隨著一聲輕嘆，嘆相遇之短暫，離別之漫漫。

不論把教育當作志業（vocation）、職業（occupation）還是專業（profession），教育的成敗得失，都必然斤斤計較。這與上文所述並無矛盾，因為計較的是對學生的影響。教師，在我而言，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不覺得自己能夠在學生的成長中扮演多重大的角色，另一方面卻竭盡所有，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改變學生。

也許，這是人類千萬年中延綿的血脈，我們認識到自我的渺小，但依然不甘於平庸，總是狂熱地追求突破與超越，認為生於世上必有其意義。這意義再小也罷，只要能留一絲痕跡於世間，意亦足矣。

若教育是一人之志業，尤其如此，雖然不論成敗代價，他都必將繼續下去。因此，在這段時間裡我究竟為我的學生帶來什麼改變，是必須認真對待與思考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檢驗兩件事：第一，我的教學目標為何；第二，目標是否達成。

我想教辯論原因很簡單。第一，我覺得辯論很有趣，尤其享受備賽階段與教練和同儕集思廣益、切磋討論、更新知識的感覺，我想把這種喜悅與後輩分享；第二，我認為辯論很有意義，因為民主社會能否達致善治有賴其公民之思辯與說理的能力，只有當公民能夠理性思考和認真說理，他們方能作出合理的政治判斷和促成社會共識；第三，我國說理素質低下而正規教育無法提供相應的訓練；最後，我感到很孤單，很想跟一群熱血天真的年輕人一起修煉、一起探索學問、一起參加比賽、一起戰勝強敵。看到他們成長會鞭策怠惰的我前行。

那結果如何？我只能說差強人意。學生有沒有享受辯論？也許有，但肯定不多。大部分的學員都是因為張老師而加入的，對辯論未必感興趣，出席也多半是抱著與友人聚會的心態到來，訓練並不積極嚴肅。畢業後大概更是如此，大家都有不同的興趣，不同的追求，這是無可奈何的。教師必須接受並尊重學生的意願，勉強對雙方無益。

他們也尚未領略到辯論的意義，理性思維和說理能力亦不成熟。這批學生的能力若沒有變得更出眾，辯論的正面影響沒有明顯的體現，那對整體的教育環境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變。我國教育機構依然不會把批判思維和說理能力當作主要的教學目標。唯一達致的，大概是我在這段時間裡體驗到了教學與成長的快樂吧。

那我所做的對學生而言是否毫無意義？不是的，至少，他們認識了辯論，埋下了思辨的種子，日後再有機緣，也許能開花結果。這次相遇的影響再微小也罷，放棄不應該是選項，只意味著我必須繼續走下去，尋找更多的相遇。這不是絕路，這是未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