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回顧：時間感、終結與開始

延續去年回顧文的基調，今年有幾件大事必須紀錄：

1. 俄羅斯在2月24日對烏克蘭發起侵略戰爭，導致許多無謂的犧牲。

2. 小東西成立，但生意不足以支撐生活，兩位創辦人終於對現實妥協，回去職場打工。

3. 在馬來西亞能看到《時代革命》，但整體而言，中共對馬影響力偏高。

4. 深齋中學辯論隊的學員參加六四民主女神杯辯論公開賽，鏖戰兩場皆敗北，於初賽被淘汰。

5. 習近平成功連任，中國人繼續在地獄裡生活。

6. 我國11月19日大選，希盟與國陣成立聯合政府，安華任相。

7. 白紙運動在11月24日爆發，不久即悄無聲息地被中共平定。

對我而言，2022年的回顧相當困難。最近時間感有些混亂，剛發生的事情像很久遠一樣難以記起，很久遠的記憶卻像剛發生一樣歷歷在目，令我經常自我懷疑，我的記憶是不是真的記對了。

同時，強迫症日益嚴重，如果不能完整地回憶整年，總有一股抗拒寫回顧的意念縈繞心間。

雖然很困難，卻也同時覺得有回顧的必要。本文正是在這幾股力量拉扯之下產生的，其重點不在回顧了什麼，而是為什麼要回顧。

重建時間感

在我開始寫回顧的時候，我會從自己今年寫過的文章看自己整年下來關心了什麼事。我關心的，對我而言就是比較重要的事情，也就可以用作記憶的錨點。如此，我回憶就不需要以一整年為目的，而可以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片段，相對容易些。

同時，這些寫下來的文字，在將來也會成為我記憶的錨點，幫助我記起當年的事件。雖然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有點俗氣，但事實確實如此。這些記憶不是毫無意義的，它是我們的經歷，會為未來的我們提供參考，與寫歷史、讀歷史是一樣的。

往大的說，記憶是對抗世上許多不公不義的基石。當我們清楚知道事件的始末，扭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嘗試就會變得無力。大部份的不公不義，總是離不開對事實的扭曲和記憶的竄改，原因無他，沒了正義的外衣，不公不義根本無法在人心中有立錐之地。

寫回顧文，其實就是在鞏固記憶，對個人與社會都很重要。

終結

回顧文的另一層意義，是為一整年劃句點，是為了清楚指出終結之所在。

從我回顧的事件不難發現，盡是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這些不斷累積的失意和沮喪對心理造成壓力，若無終結點，只會看見永無止盡的絕望。

這個終結，更多是心理上的需要，對現實並無任何意義。俄烏戰爭不會因為你覺得今年到頭了，該總結了，就自然地結束；中共的暴政亦然。

終結，只是給自己一個不必再想的理由，雖然逃避很可恥，但有時候就是有用。以前我不理解，現在比較能體會了。

再開始

回顧文的終結，是個假終結，只是自我催眠而已。重點不是自我催眠有多麼成功，而是意識到這是一個短暫的幻境。回顧與現實的比照會不斷地提醒著我們，這一切尚未結束的殘酷真相。

回顧文的性質也意味著有新的可能在前方等著我們，畢竟回顧之後，人生還是繼續的。這些可能不一定是好事，但也不必然是壞的。

比如，烏克蘭有可能戰勝俄羅斯的入侵，進而令普丁失去權力，俄羅斯民主化，令其他妄想侵略的獨裁者不敢造次；小東西成了業餘的愛好，經營起來沒有壓力，或許能細水長流地累積人氣，最後能夠在我們都愛著的小地方開實體店；中共對馬影響力的增強也可能引起更多人對紅色滲透的關注，而《時代革命》放映會種下的種子在年輕人心中發芽，為反共和民主陣營注入新血；有了在公開賽的挫折和經驗，深齋辯論隊的學員開始無懼與年齡比自己高的選手競技，有可能在下一屆有所斬獲。同時，對六四事件的理解，也令他們對中共有更深刻的認識，不受中共話術的迷惑；習近平的連任令中國人民受苦，但其倒行逆施也令世界各國看清中國的本質，對它有更高的戒心，防止中共勢力擴大，威脅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安華任相不算是壞事，但能夠組成聯合政府，或許已經緩解了我國選民黨同伐異的政治觀念；白紙運動在形式上促成了中共的讓步，解除封控，埋下了政府有時候必須聽人民的伏筆，未來有可能令更多中國人敢於抗爭。

回顧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未來的展望，也在給著微弱的曙光。

人有自由意志嗎？

針對上述問題，人們一般上只會從有或無兩個角度思考。但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無論從有或無的角度思考，都會得出問題問錯了的結論。 

人有自由意志 

自由，是能夠不受外力控制的狀態。意志，是有意識行動的先決條件。因此，自由意志是指能夠不受外力左右作出選擇、決策和行動的條件。 

人有自由意志，最直觀的體現就是人有時候會逆勢而行。逆勢而行，說明了人有抵抗外在影響的能力。二戰時期，英國大部份政治菁英都主張與納粹德國進行和談，避免戰爭，那是邱吉爾所面對的大勢。如果邱吉爾沒有自由意志，理應會隨著大勢所趨，避戰和談，但事實卻是邱吉爾力主抗戰。這證明了人可以不受外力影響做出判斷。 

然而，人的逆勢而行，會不會只是受到了另一種想法的影響，而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呢？比如說，中共治下的中國，出現六四和白紙運動或許不是因為中國人有自由意志、嚮往自由，而是被民主精神所左右，因而進行反抗呢？ 

實際上，人的行動和判斷，如何可能不被任何外力影響呢？即便身處空無一物的虛空，人的許多行動和反應其實都由身體內的各種化學反應主導，在某程度上，人的一切行為都可以歸因於體內的化學反應，又何曾有過真正自由的時候？ 

人沒有自由意志 

那人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嗎？又不一定。 

即便人由千千萬萬的化學反應構成，人還是有可能超越化學反應的約束，作出不一樣的行動。比如說，人是可以克服戒斷反應。 

就算人的逆勢而行是受到了與主流觀點相反的看法影響，也不代表其中沒有自主選擇的元素在。你選擇了非主流的思路，這就是人的自主意識所在。 

而且，假設人沒有自由意志，這個世界會是一團糟，任何的問責機制都不會有意義。比如，納吉的貪腐可以歸因於他受到了巨大的誘惑；又比如，強奸犯可以把一切責任歸因於受害者的美貌和衣著，或者自己的性衝動。 

問對的問題 

上文的討論不難看出，在看似有自由意志的行動裡，也難以完全排除外力影響的因素，而看似完全受外力左右的判斷裡，也有可能找到人的自主意識。 

現實中，自由意志的存在不是硬幣般只有有或無兩面，而是一道光譜，在與外在因素博弈的過程中佔了行動和決策的多少比重。 

有或沒有是一種二分的問法，這種問題有可能引導我們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而這樣的模式在自由意志的議題上，是無法得出有意義的結論的。 

自由意志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更多還是更少、更易還是更難的問題。 

簡評安華內閣

安華內閣出爐，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覺得這陣容是無可奈何，有的人覺得這陣容難以接受。 

我是沒想過什麼陣容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不大批評那些覺得陣容難以接受的人；我也沒覺得人們批評安華的內閣是出於有種超理想的模型沒有被達至，所以也不會隨便說什麼安華的內閣不可能是magic team之類的。我只是想，當前的內閣有沒有明顯的問題，如果有，可不可以改善，僅此而已。 

我個人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安華兼任財長。先不說安華有沒有相應的經濟知識來應付各種政策制定的需要，就算有，也是一種削弱內閣制衡力量的安排。如果財長由其他政黨的議員擔任，安華至少需要與友黨協商決策，這中間的差別在大家意見相符時不大，但如果有分歧，那就能看到協商的重要。大家要check and balance是政黨輪替的其中一個主要訴求，那首相和財長都是同一人，對check and balance是更好還是更壞，大家有想過嗎？ 

我看到有人說，如果把財長讓給國陣，豈不糟糕？這是一種典型的假二分法。誰說安華不任財長，就一定是國陣的人擔任？誠信和行動黨沒人了嗎？ 

有人說內閣要瘦身，所以必須這麼做。這也是幹話。首相可以兼任相對不那麼重要的部門，不一定要財政部，交通部可以不？高教部可以不？ 

所以，安華兼任財長削弱了對相權的制衡，想要內閣瘦身也有其他方法，那安華兼任財長是一種錯誤，必須改正，大概是難以反駁的結論了。

討厭小粉紅，更應該支持白紙運動

假如，參與白紙革命的中國人其實都是死性不改的小粉紅；假如，他們上街示威只不過是為了解封而不是爭取民主自由；假如，他們依然很惡劣地想要武統台灣、不斷譴責反送中示威者。假如，白紙革命在道德價值上沒有任何值得我們支持的理由，我們還有支持白紙革命、聲援他們的理由嗎？

有的。如果你很討厭中國人，就應該支持白紙革命，論證如下：

1. 我們知道中共人性不多，獸性不少，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任何的示威和挑戰政府權威的集會，都會受到社會主義鐵拳的毆打，有注意中國近幾年的新聞應該就知道。河南人沒辦法從銀行提款，上街維權時，即便祭出了毛澤東的神像，還是被打得阿媽都認不得。

2. 小粉紅上街參與白紙革命是一種挑戰中共權威的行動。

3. 所以，如果小粉紅參與白紙革命，就很有可能被社會主義鐵拳毆打。你的支持就是火上澆油，支持他們上街，讓他們吃社會主義鐵拳，豈不大快人心？

除了看到昔日到處說支持香港警察打反送中示威者的小粉紅被中國公安圍毆很爽外，看到習維尼被弄得焦頭爛額其實也很棒。

這股革命浪潮目前還不大，也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掀起什麼波蘭，但如果掀得起，習維尼就頭痛了。說不定他的皇帝之位不保，清零帝真的被人政治清零。中共倒台，對全世界都是利大於弊的。

如果這批粉紅成功拉倒習近平，最壞也不過是選出另一個習近平，一樣想著武統台灣，一樣想著打贏美國統治世界。基本上，小粉紅執政最壞的也就是跟現在一樣。但是，一旦推翻政府的先例在現代中國立住了，那中共之後的政府就不再是堅不可摧了。要麼中國在無限的革命中衰亡，要麼就成為民主思想的土壤，怎麼想對世界而言都還是很划算，很值得投資精神去支持的。

我的結論是：如果你不願意用同理的視角去聲援白紙革命，也可以本著煽風點火的心態去推動這股革命的浪潮。

聲援白紙運動

因為小粉紅遍佈網絡的所作所為，我很討厭中國人，但我深知這不過是一種恨屋及烏的心理，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誤。 

這樣的心理阻礙了我去同理中國人的處境，以至於最近幾年中國人被清零帝大割韭菜時，我其實沒很強烈的反應。 

當然，部分原因是中國人本身也沒有很大的反應，沒有有規模的抗議，沒有有規模的示威，給人一種他們也不是很在意被割韭菜的感覺。這種奴才感，也讓我下意識地覺得他們不怎麼值得我去同理。一個身受欺壓也不反抗的人，我怎麼能比他們更緊張，又如何有立足點去幫助他們呢？ 

可是，我不時會提醒自己，有認識的中國朋友，其實與小粉紅截然不同。他們與我們有共同的追求，對中共的批判甚至比我們更深刻更強烈。中國在中共治下雖然禮壞樂崩，但這不代表所有中國人都是同流合污的小粉紅，他們中也有反抗者，也在努力行動和尋找突破的機會。 

此刻，有中國人站起來反抗了。這些反抗讓我記起我的中國朋友，也讓我有道德立足點去介入，去想辦法聲援他們。 

在想要聲援和支持中國人的過程中，我覺得或許有人和我一樣，覺得怪怪，好像在聲援小粉紅的感覺。但想深一層其實不必介懷，因為聲援這些反抗者，不等同於肯定小粉紅的所作所為。中國人不只有小粉紅，還有很多不同的人。既然反抗者不一定是小粉紅，聲援中國人也不必覺得自己立場跳動，遇到小粉紅還是可以照罵。 

我們必須謹記，無論是聲援白紙革命，還是譴責小粉紅的各種腦殘行為，其身份並不是最關鍵的。關鍵的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最後，中國人需要國際支援，需要國際的關注，才有一丁點可能推翻共產黨，推進民主化進程。大家應該密切留意，必要時要求政府乃至於國際社會介入。我們很清楚中共是什麼東西，我們見識過六四天安門，我們見識過反送中運動中的各種警方暴力，我們應該盡可能避免這些歷史重演。

選民的自我修養

這屆大選，身邊很多親友都說很關鍵，可是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怎麼個關鍵法。如果那麼關鍵那麼重要，為什麼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在本屆大選卻受到很少關注？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忘記了，我國2023年預算案其實還沒有定案。這意味著，2023年各政府部門的撥款其實至今都還未有著落。這也表示，目前各部門在制定明年的計畫時，面臨極大的困難，因為根本不確定會得到多少的預算。 

我預想中的競選，預算案應該成為各黨比拼的重要場域之一。誰的預算案更完善更公平，就送誰進國會當政府。說到底，大選要遴選的，是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s），誰的預算案比較好，其實就說明了誰比較能推出好的政策，是更稱職的政策制定者。我覺得這是理性選民應該關注的元素，但我錯就錯在假定選民是理性的。 

最近，我越來越認同蘇格拉底對民主的看法。政治判斷是需要學習的，好比負責幫公司物色人才的人事部也需要一定的專業訓練。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去為公司物色人才，就有可能招聘到牛鬼蛇神進公司，而不是人才。 

大馬任何18歲以上的公民都有投票權，但絕大部份人沒有受到過民主素養的薰陶，沒有政治的知識，這其中的重災區其實是中老年人。所以，大馬政壇充斥著牛鬼蛇神，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大馬陷入今天的局面，很多人怪其他選民，怪元首，怪投票制度，卻鮮少反躬自省，是不是自己太過垃圾，才選出了垃圾。不要忘記，議員是代表選民進入國會的，是從萬千選民中選出來的，是最符合選民意志的。如果議員是垃圾，愛講垃圾話，選民本身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我不介意大家繼續討伐檯面上的各種垃圾，但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和對糟糕現況的責任，其實更重要。

政治的熱情與冷靜

政治除了熱情，還需要冷靜。熱情驅使我們行動，冷靜幫助我們找到適當的行動。 

我國選民大多數人都具備了政治熱情，至少在大選期間如此。選前，許多人主動參與了政治人物的競選團隊，在生活的各個場景討論政治。在投票前，許多人起了個大早，到投票中心排隊等待，即便細雨綿綿，冷風凜凜，也無怨無悔。投票後，大家紛紛將染色的指頭上傳社媒，一方面紀錄個人的喜悅和成就感，另一方面鼓勵人們投票。這些都是政治熱情的體現。 

然而，大家都缺乏了冷靜的思考和討論，以至於誤判了現實。當情況與預期不同時，落差太大，難免感到挫折和沮喪。甚至，在最壞的情況未發生時，已經大量腦補各種惡劣的事件，杞人憂天。這樣不僅對自己的思考不好，還有可能導致誤判，在需要行動時選擇了錯誤的行動。 

我不是隨便杜撰，身邊的許多親友皆出現了這些症狀。比如，當國盟宣布與國陣和砂盟組建聯合政府時，就有親友擔心大馬會迅速伊斯蘭化。他們有的私底下表示沮喪和擔憂，也有不少人在公共場所抱怨以後沒得吃肉骨茶、雲頂賭場將被關閉、再也沒有演唱會可看、女性要選定頭巾等，不一一例舉。 

其實，事情根本尚未塵埃落定，何須如此驚慌？莫說國盟執政後不太可能像大家幻想的那樣極端，就算真的由國盟獨攬大權，推行伊斯蘭化政策，也有許多方式能夠撥亂反正。我們可以在下一屆淘汰他們，也有示威施壓，拒絕暴政的權利。我們推翻得了有超過半世紀執政根基的巫統，害怕推翻不了執政不過一年多，羽翼未豐的國盟？再者，在大家眼中，落實改革是一件長遠的事，一再呼籲人們給希盟時間，一屆兩屆，五年十年，何以國盟執政一屆你們就如此擔心呢？難道國盟的施政效率在你們眼中是希盟的數倍？ 

你們倘若不冷靜，在此時發表有爭議的言論，全力抹黑國盟和伊斯蘭教，是有可能把轉機扼殺的喔。 

其實，大家之所以如此著急，主要是把投票看得太重了，以為投票了就能帶來改變。然而，事實卻一再告訴我們，投票不等於帶來正向的改變。 

這是因為，投票結果不是你個人的意志可以決定的，而所大家的意志加減乘除後的結果。也就是說，投票的現實恰恰與許多人認為的相反，不是一種可以決定自己未來的行動，而是一種賭大部份會與你有一樣選擇的賭博。 

看清了這一點，或許你會冷靜一些，現實一些，也無須覺得自己票白投了，或者自嘲自己像小丑。這些對投票的錯誤預期和負面情緒不利於民主。 

長篇大論後的結論是：不要害怕國盟執政，還有轉機，而且不僅限於選舉期間。保持冷靜，努力思考和觀察，才是上策。 

作為一個不投票的選民

昨天，看到蘇銘強發帖說對家裡人下了必須投票的死命令，又看到鋪天蓋地要人投票的宣傳，各種對不投票的指責甚至謾罵，再結合自己身邊的情況，真是有點不知怎麼面對明天的情況。

我本身不打算投票，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都自覺可以証成不投票的合理性。但本帖的重點不是這些，而是作為一個決定不去投票的人，我對明天感到有點不安。

先說家人，當他們得知我不投票後，就有些微詞。對他們來說，投票有手就行，什麼都不需要思考，只要認準希盟標誌畫叉叉就可以了。投票，或者更精確地說，投票給希盟，是一種不可挑戰的信仰。每天在家裏聽的政治演說，其實就是宗教聚會。他們不會嘗試理解和聆聽不投票的理由，也不會理會投票之後的一切問題，對他們來說，投票很重要也很簡單。

再說工作環境，大家對投票都很熱衷，主管甚至數次表示，每一票都很重要，呼籲大家回鄉投票。那種氛圍，等週一開工回去後看到我手指沒染色，多半會問東問西，我該怎麼回答才不至於說謊，又不需要深入解釋，又不會引起非議呢？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要怪誰，但這種鋪天蓋地為不投票增加壓力的環境，令我很不爽很不舒服。

我不禁想，我不投票那是我的政治判斷，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關你屁事？在這種時勢，不投票比投給國陣馬華還要有壓力，什麼鬼？

民主民主，選民做主。既然我是選民，我可以做主，我就可以選擇不投票。要是有人對我下死命令一定要投票，我還真的是做主嗎？這跟金正恩要所有人都投票有什麼不同？也不過朝鮮只有一個選項，馬來西亞多幾個而已。

說到底，其實就是大家黨同伐異心理作祟。只要不是投給希盟，就是敵人。簡單來說，那些強迫人家投票的人其實都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從沒有考慮過人家的感受。

我的結論是，請尊重所有選民的決定，不要強加自己的理想在別人身上。 

寫在11月14日政策辯論之後

籌備一場五大政治陣營同台的政策辯論，與從未合作過的組織合作，還要兼顧日常的工作，對我來說其實相當吃力，辯論落幕之後，至今尚未緩過來，頭腦還是昏昏沉沉的。這樣的狀態，本不適合寫文章，但又怕大選之後寫，更加沒人願意看，就只好匆匆提筆，把感想寫下來。當天義氣相挺出席幫忙的友人有建議我發新聞稿總結當天的活動，只可惜我真的太累太多事情要思考要處理，嚴肅的文章就無能為力了，在自己塗鴉牆寫寫感想應該也算是採納了建議。 

這場政策辯論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場賭博。雖然我早在向公司提議時就已說明，嚴肅的政策辯論無論在宣傳上還是提升書店業績上，都可能沒有太大的助力，雖然我早已將這項活動的利弊分析清楚，並且得到了公司的支持，但我知道如果真的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公司還是會覺得我浪費資源，甚至會私底下覺得我在公器私用，目的只是為了推廣我喜歡的辯論和我奉行的公共說理理念。我賭的，是媒體和大眾看到這場政策辯論背後的價值，成功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效仿，那我就比較能向公司交代，以後也比較有機會再辦一次。 

就目前的結果而言，我應該是賭輸了。由於我們的準備非常倉促，主辦和協辦組織之間的磨合和溝通效率低下，宣傳力度不足，時間日期和地點皆不利於群眾參與等因素，我們其實並未引起眾多媒體的關注。政策辯論當天，應該只有三、四家媒體到場，而目前也只有FMT和Malay Mail有報導刊登出來。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當今大馬沒有記者出席，這是我認為最有可能了解這場辯論的核心價值的媒體了。 

即便有報導總比沒報導好，但報導的重點落在主講人身上，對主辦方一筆帶過，更遑論對這場辯論想要傳達的訊息有所著墨了。 

其實，為了這活動我用英文寫了開幕詞，裡面陳述了我對這場辯論的一些想像，呼籲大眾效仿，讓政策辯論成為大選時期政治參與的另一種可能。可惜，匆匆寫就（直到活動開始前一小時犧牲一半的午餐時間寫就），英文也不算很好，或許詞不達意，加上當天並未如想像般展示演說的魅力，媒體聽而不聞，其實也很難責難他們。 

為了彌補，我事後修改了講稿，附於此文之後，希望能讓多一些人知道我想幹什麼。沒什麼大野心妄想一場活動能改變當下政治參與的趨勢，也沒有想做開風氣的第一人，因為政策辯論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想要的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完善政策辯論的制度，讓大眾能夠更有效地議政，以及推廣公共說理的風氣，僅此而已。 

開幕詞講稿：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We are short of time, and I have many to cover, so I will have to skip the formalities. 

I wanted to start my speech with a demonstration of opening state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essions of policy debate that will start very soon. 

It is uncommon for an opening speech to be a demonstration, but a demonstration will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is debate is all about. Besides, what I wanted to say in this speech is like a policy suggested to all voters across Malaysia. So a demonstration is appropriate in my opinion. 

Here's my opening statement: 

I suggest that voters focus more on candidate's policy, and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a policy instead of the affiliations of candidates during elections. 

Before we design a policy, we must first identify and analyse the problem we want to tackle.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a new policy if there is nothing we wanted to change. Hence, there are scores allocated for the necessity of a policy in this debate. 

So what's wrong with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As mentioned earlier, it i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in our society. 

Most of you here must have been to political ceramah, since it was the most common and accessible way of engaging political affairs for voters during elections. I am sure you all aware that, a political ceramah don't usually talk about policy and actual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we have, they talk about visions. Most of the time, the audiences don't even have chance to ask critical questions, and unable to follow up, due to immense pressure from challenging speakers of the ceramah infront of their fans and followers. A ceramah is by design, not suitable for policy discussion. 

However, the purpose of elections is to elect policy makers, and voters are like the interviewers for a company called Malaysia. If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vot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does not involv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how can we expect voters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when casting a vote? How can voters hold candidate accountable when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ir plan? We should blame ourselves when candidate we elected don't take their manifesto seriously, the voters doesn't care about policies apparently. 

Voters nowadays focus on who to support, but policy is the fundamental of changes, not the candidates. When we put candidate into parliament, it does not bring changes automatically, there must be policies for changes to happen. 

Hence, it's necessary for voters to engage in policy discussions, if we want good governance, and br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s. 

Now I will c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my policy. Whatever the policy is, if it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we faced, then it's pointless of having one. 

In our case, I think this event will inde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licy discussion in our society, for obvious reason. We are promoting policy discussions right now. 

On top of that, our format of discussion is designed to ensure constructiv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olicy discussion. 

Take a few examples, moderator can stop candidate from talking things irrelevant to policies, so the discussion stay on topic. Voters are also allowed to ask follow up question as long as it is relavant. We make sure candidate have limited time to answer, so more voters can ask more questions. And we design a scoresheet for feasibility of a policy as a guideline for candidate, so they know what a feasible policy looks like from a voter's perspective. 

This format of discussion is definitely more effective than ordinary ceramah, and will improve overall quality of policy discussion if widely implemented. 

I'm done covering the necess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y policy, but it's not complete without compar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 A feasible policy must be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and the pros must outweigh the cons. 

I mentioned the pros earlier in this speech, including promoting better policy discussion, better governance, and better accountability. 

The main disadvantage of this event is, it's not entertaining, and to some extent, it's tiring. But I believe most voters will agree, lack of entertainment and discomfort were never really a deal breaker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n we compare disadvantage of this event to the positive changes it will bring about, the pros definitely outweigh the cons. 

I shall end my demonstration here, as I've covered the three main elements, namely the necessity,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cost benefits analysis of policy discussion. 

But it's not the end of my speech. 

I want to end my speech here with gratitudes towards candidates that present today. Regardless of your affiliations and identity, I think all of you here deserve a round of applause because you are courages enough to accept our invitation. This shows that you're willing to take policy discussion seriously, and see i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your job as a policy maker. I hope you come prepared, and stay open minded to various challenges from voters. Good luck. 

Thank you.

請以政策優劣為投票的準繩

大馬民主其中一個問題是：大部份人都為政黨做事，為選民利益服務的人沒多少。舉例而言，大部份人在大選期間的主要政治參與是幫助政黨或候選人競選，而甚少去考慮怎樣幫選民爭取政治上更大的話語權。

不要以為支持宣稱自己擁抱進步價值的政黨或候選人就等於為選民爭取了更多話語權，實際上這不過是暫時的巧合，只要該政黨或候選人議程或政治目標有所改變，選民的訴求就未必得到兼顧。

說到底，幫助政治人物競選，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政治人物，選民只不過是間接受益而已。如果選民的利益建基於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那選民的利益就是空中閣樓，毫無基礎可言。

這個問題根屬於一個前提：只有政黨執政，才能帶來有意義的改變。

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懶惰思考所得出的結論。政黨如果沒有制定好可行的政策，就算執政也只是獲得改革的權力，而不直接等同於帶來好的改革。要好的改革，就必須有好的政策。政策才是決定是否帶來有意義的改變的關鍵。

因此，重點根本不是誰執政，而是誰能拿出好的政策，拿出有利於選民的政策，並且能夠履行承諾。

要做到這一點，光靠投票和鼓勵人們投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施壓政客制定政策，檢驗政客的政策，並且以公開的方式進行，以備日後監督和問責。

我有時候天真地認為，只要非政府組織和選民一起合作，就有可能創造利於選民監督和問責的機制，但實際情況令人失望。許多非政府組織到最後還是依賴政黨去落實改革，以至於他們傾向支持個別政黨和候選人，而不是認真地檢驗和問責。

我能做的只有呼籲：請大家關注政策，以政策的優劣為投票的準繩。

大選熱情不再與必須投票的錯誤理由

國會解散，不日大選，我第一感覺是：哦。 

沒錯，就只是哦，沒其他了。 

我感覺很多人都是這樣，至少從我的社交圈子，和網絡上的情況看，與第14屆大選相比，這一屆真的冷很多。我感覺人們對於第15屆大選不是很在意。或許事出突然，人們尚未反應過來，稍後就會熱烈起來，但我一路來都很悲觀，所以在熱烈起來之前，我就依據人們政治冷感的判斷來寫幾句吧。 

之所以會政治冷感，我認為必須回溯我國歷屆的大選情況。我認為政治冷感是大馬一路來的競選模式導致的結果，而需要為這個結果負責的是政黨，無論執政還是在野，不管進步還是保守。 

在過去的大選，無論什麼主題，無論什麼局勢，有一樣東西是跨黨派，跨時空，亙古不變的。那就是投票的神聖化。 

選前，政黨、政客、政評人和媒體，都會不斷強調投票是一種責任（相對於權利），每一張票都很重要，不投票既是把選擇權留給其他人等等。 

這些主張令選民對投票和民主有錯誤的想像和預期，因此現實不如預期時，會不斷遭受重大的挫折。當這樣的挫折感不斷累積，失望和冷感就無可避免，也無可厚非。此外，當投票被神聖化，投過票的人就會覺得自己做了巨大的貢獻，進而合理化自己疏於監督的問題。畢竟，他都做了那麼重要的事情，你還要求他做更多，是不是有點苛刻了？ 

我這麼說不是認為投票一無是處，更不是主張應該廢除選舉制度。我主張的核心在於：用錯誤的理由捍衛正確的立場，最後會令正確的事情變成錯誤。也就是說，用錯誤的理由鼓勵選民投票，最後會令投票這件事情變成一種錯誤（在部份選民眼中）。 

我知道有人不服，因為連黃進發這樣優秀的政治學者都不斷透露出類似的觀點，我這樣的無名之輩，沒有受過正式政治學訓練的人又有什麼底氣說政治人物和政評人一路來對投票的鼓舞是錯誤的呢？ 

我的答案是：邏輯。以下將一一破解這些錯誤的鼓舞： 

1. 責任論：責任意味著必須行動，若不行動，人們有權利施加懲罰。比如，老師不負責任，必須接受降職的處罰；政客不負責任，必須接受法律和選民的制裁。如果投票是一種責任，那就意味著不投票是可以被懲罰的。然而，馬來西亞從沒有這樣的規則，身邊也有不投票的朋友，也未曾見過他受到任何懲罰。這就說明了投票是一種責任這個論點是沒有立足點的。 

2. 一票決勝論：主張每一票都很重要的人，總是會假想有種情況是一票決定勝負的。這個觀點不是錯誤，因為在邏輯上其可能性不是零。然而，這種論點是不完整的，因為他們沒有告訴你這樣的可能有多大。各位大可去查閱我國選舉委員會的紀錄，看看開國以來有多少場選舉是一票決勝負的。在我看來，機率低得可以被忽略（negligible）。 

3. 他人決定論：很多人都覺得不投票就是把決定權交給其他人，投票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這是事實嗎？試想，你投票了，可是你投選的一方是弱勢方，執政的是對手，你的未來是你決定還是對手決定？人們會有投票是自己做決定的錯覺，是因為他們只想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的情況，但事實上無論你投與不投，決定權都不在你手上，而是在於你是否站在多數人的一方。 

我希望各位不要再用錯誤的概念去鼓舞人們投票。鼓舞和善意必須建基於真實，否則，空中閣樓終究是不堪一擊的。政治冷感很多時候不是人們不願意去理解政治現實，不是他們離地，而是政黨和政客長久以來塑造了離地的敘事，給予選民錯誤的預期，令他們遭受比所需要的更加沉重的挫折和打擊感。 

最後，政黨和政治人物把政治冷感歸咎於選民的脆弱和對民主政治的不理解，完全是一種推卸責任。不斷要求人們走出冷漠，卻不斷創造滋生冷感的大環境，是許多政黨和政客當前在做的事情。反躬自省，意識到自己的問題，進而改變，才有可能改善現況。 

投票對我來說是很個人的選擇，我一般不會要求人們該怎樣怎樣。如果非要我找一個鼓勵人們投票的理由，我覺得我只會說：現階段有某種改革已經萬事具備只欠投票。而要說出這一點，除非大馬政界認真地進行政策討論，否則，即便我願意說這些話，也不過是另一種煽動和欺騙選民的招式而已。

《改朝換代理想崩盤》新書推介講座之觀察

出席了《改朝換代理想崩盤》的新書推介講座，有幾點觀察值得記錄： 

1. 群議社與黃進發對509的看法很不一樣，算是論敵。這個講座邀請了群議社的三位主要人物，與黃進發同台，看陣容就頗有三英戰呂布的架勢。我本著觀戰的心情來到現場，卻意外地沒有發生激烈的火花。對我來說，這是意外的驚喜。509前後的論戰給大家留下了雙方水火不容的印象，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這對整個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示範：意見的交鋒再激烈，雙方其實還是可以同台合作，保持克制。不管大家對他們的主張有什麼評價，能夠做到這點，在對公共說理的態度上已經值得肯定。 

2. 並不是說雙方沒有意見的差異，我現場的感覺是，其實雙方的核心看法跟509前後沒太大變化。 

3. 其實群議社很多文章都有獨到的見解，也有很多政策上的討論。但群議社諸君似乎還沒走出老馬的陰影，不論是新書裡的文章，還是講座上的分享，都有無端端扯上老馬的感覺。你可以說這是因為目前很多問題都源自老馬，但整體表述就不像是分析老馬的問題，而只是純粹想罵他，這就與內容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有點可惜。 

4. 黃進發的核心主張是一樣的，但這次分享會上的演講有些離地感，或許是因為發言時間比較緊湊所致。他主要篇幅介紹了德國的民主政治，其中我最關注，他卻來不及說完整的是：德國的議員和人民都懂得政治妥協，而這種妥協不是毫無原則的。事實上，他們的政治妥協非常重視各黨的原則，談判都以各自的競選宣言為依歸。從他的表述來看，德國政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而大馬政治的其中一個問題，也正是許多政黨的高層視競選宣言如無物。在問答環節，我非常想知道黃進發接下來會有什麼樣更具體的策略或方案，幫助我們令政黨高層政治競選宣言，於是就舉手提問了。 

5. 他的回答也很倉促，因為主持人是收集了幾個人的問題，讓主講人一併回應。他或許沒辦法很詳盡地回應，也可能我問得不夠具體，所以我覺得他的答案其實不太好。這或許是主持類似的節目需要考慮到的面向。無論如何，黃進發的回應有二：首先，人們不能放棄投票。唯有讓政黨高層知道我們還是他的潛在支持者，他們才會有回應我們訴求的可能。其次，是不能製造對立，因為當政治討論聚焦在誰是正義誰是反派上，他們只要演好角色就好，根本不需要考慮競選宣言裡的政策。我認為有問題的是第一點。 

6. 我當下的感覺是：人們沒有放棄，很多要求希盟實現競選宣言的人都是他們的支持者。實際上，我們之所以知道政黨高層不重視競選宣言，就是我們鍥而不捨地追問的結果。而且，這個建議基本上沒有提供任何解決之道，看不出為何能令政黨高層更重視競選宣言。把政黨高層不重視競選宣言的根屬原因歸咎於人們的不支持，有誤判現實之嫌。在我看來，政黨高層不重視競選宣言的根本原因，其實正是選民近乎無條件的支持。我認為這個判斷比較符合現實，因為現實就是很多人含淚投希盟。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黃進發的回應有點離地的原因。 

7. 其實我覺得出路已經在眼前了。既然無條件支持是政黨高層有恃無恐的根屬，當前的政治冷感或許是解方。政黨高層要把人們的支持拉回來，有繼續煽動和做好政策兩條路。希盟在煽動上已經無計可施了，近幾次的小選舉可以看出端倪。至於剩下的路他們走不走，或者有沒有能力走，就看大家的造化咯。 

8. 以上幾點主要是從很關注政治局勢的視角出發，就我個人而言，其實我不是很在意。對我來說，民主跟投票的關係最遙遠，跟人們在社會中實際的耕耘的關係最靠近。沿用黃進發的那套市場導向的政治觀點，如果政治人物會對政治市場，如選民、環境、社團、文化等因素產生反應，那我們該關注的就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市場。做好市場，自然就做好了政治。

第二十八個中秋節

相比起新年，中秋節似乎更適合我這樣的人。今年的中秋挺有趣的，值得紀念，忍不住寫下來：

1. 去逛城邦書店的時候意外發現猜燈謎遊戲，書店員說，猜中10題就有神秘禮物。燈謎主要都與書相關，有40多題，看起來不是很難，所以我就挑戰自己。我全程都沒有上網查詢，全憑平日的印象，最終成功完成任務，獲得了豬仔餅一個，很是開心。本來平平無奇，甚至有點煩悶的中秋節，頓時亮麗了一些。我其實可以回答12題，其中1題答錯了，另1題是本暢銷成功學的書，我不願意用它來獲得成功，所以並沒有寫進答案卷裡。拿了獎品後，我去跟書店員確認，有沒有用那題，他們說沒有，我這才放心。書店員也問我是否知道那題的答案，我說我當然知道，不過那是秘密，我們幾人心領神會，相視一笑，我就走了。

2. 我家附近有一檔西餐，整體而言沒什麼特色，但是其coleslaw就很不錯，很有以前我跟花最喜歡的西餐店的感覺。完全沒有青味，軟得來又脆口。當然，還是比不上我們喜歡的那間，少了一些鮮甜味的配合，終究不足以躋身頂尖美味。我家附近的那西餐很有個性，每次大老遠帶花去吃，都沒開檔，我自己去吃倒是都能吃上。中秋節這天帶花來，又沒開。我早前已經問過老闆，他說有開店，結果讓我們再次撲空，真的很不爽。

3. 晚上月亮出來了，拍了好一些照片。月亮很大很圓很漂亮，我們選的場地也很不錯，構圖很好。唯一的遺憾是沒帶強大的相機來，只能用我的手機拍。我手機是低端機，相機只能說對得起價位，偶爾還是能拍到不錯的照片。這次以技術盡可能還原了眼前所看到的，拍攝下來，雖然不完美，但好歹捕抓了美麗的一刻。世上沒有那麼多十全十美，也不需要十全十美，有幾點美，就值得開心了。

在社媒看到有的朋友們還能延續傳統，點燈籠、逛街、拜月亮、吃大餐慶團圓等，還是多少有些感觸。我小時候不也這麼過中秋的嗎？那些場景湧上心頭，卻再難用筆寫下來記錄。

果然，與月亮相關的東西，總會不自覺地讓人產生時光流逝的感慨和惆悵。寧靜而沉重，柔和而刺痛，快樂而惆悵，這些矛盾的情感，大概就是中秋節的底色吧。

中文的現當代變遷

在臉書上看到新聞報導，中共統戰部大談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並以三句奇妙有趣的句子總結其優越性：一黨領導不專制，多黨合作不對抗，互相監督不制肘。 

姑且不論中國政治體制在現實中的表現是否符合其描繪，我僅從語言上的剖析，說明這三句看似精妙的句子，其實狗屁不通。 

我從來都不認為語言有規範和正統之說，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它必定是約定俗成的。即便在精英階層也一樣。在這樣的視角下，某個語言只有持續不斷的變遷，沒有對錯之分。 

無可否認，某個時代對其他時代的語言變遷可以產生有優劣高低的感覺。然而，這種感覺在語言學上未必有意義，很多時候只是習慣和美感的差異。但請注意，我必須強調未必。在某些時候，這種優劣高低的感覺是可以論證的，因為語言終究是一種工具。倘若時代的演變影響了工具被設計出來的初衷，無論是加成或削減，都是可以判定優劣的。恰好，中文在中共治下的演變，就是一個可以討論優劣的時代。 

我認為中共時代的中文是歷史上最糟糕的，因為中文在這個時代的演變，是朝著消解語言最重要的用途發展的。這包括了審查，和罔顧邏輯的拼湊。 

當許多詞開始成為禁忌，比如政府、民主、自由、獨立、投票等，都不能使用，或者必須以其他符號代替，那本質上等於把這些詞從語言中刪除或封印，久而久之，就會消失無蹤。語言的詞彙變少，意味著可以描述世界和表達概念的能力變弱，對溝通是不利的發展，也因此對語言是不利的發展。 

更糟糕的是罔顧邏輯的拼湊。當語言的構成充滿邏輯矛盾，就無法幫助我們針對現實進行思考，也就是說，這樣的語言所能提供的溝通是無效的。反烏托邦的經典《1984》裡的戰爭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是當中最極端的例子。如果戰爭是和平，和平就是戰爭，那你就無法區分現在你是和平還是戰爭，還是其他的，反正太混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用語言描繪那種難以想像的景況。 

此外，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所有的思考其實就是用語言在腦中對話。當我們的語言逐漸偏離邏輯，我們的思考也會受影響偏離邏輯。沒有邏輯的語言很難組織有意義的概念，腦內的思考就會變得混亂和無條理，就如初識字的孩子寫的文章一樣。 

當然，這些都是最極端的例子，因為引起的不適太強烈，除非是還在牙牙學語的孩子，否則聽到都會皺眉，不必擔心人們會輕易接受。 

中共的例子就必須小心提防。它們的矛盾不明顯，但仔細思考就會看見其中的問題。一黨領導不專制，但如果國家大事都由一黨決定，而不是根據與反對黨的共識決定，那就是專制或威權。 

這麼說似乎有點反直覺，因為大家都經常忽略了反對陣線和其他非執政黨在治理國家中扮演的角色，只看到勝選的黨決定國家的方向。也許，大家都覺得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所以認為反對陣線沒意義。實際上，民主國家的執政黨是需要考慮反對陣線的意見的，因為他們清楚沒有任何一個黨能夠永遠執政，也希望在野的時候能夠獲得執政黨的尊重。因此，民主不專制，一直都是多黨共識促成，而不是一黨領導。 

又看互相監督不制肘，矛盾會更明顯。監督要有意義，就必須有制衡對方，有讓對方不能如願的能力，也就是制肘的意思。如果不能制肘，對方可以為所欲為，那你的監督也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可以不管。 

因此，這些看起來很精妙的語言，這些看起來真的能夠描繪中國特色民主的語言，實際上不過是罔顧邏輯，甚至是故意混淆邏輯的話術拼湊。它在描述的，其實就是極權專制。倘若我們真的把這些話當一回事，那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就會被扭曲，難以區分專制和民主。 

這些問題難以察覺，也就難以防範。希望這篇文章能幫助一些非語言專業的人了解其中的危險，進而趨吉避凶。

**本文原是分享RFA Cantonese臉書貼文時，即興寫就的評論文章。後來自己覺得可以投稿，讓更多人看見，於是進行修飾，投書《當今大馬》讀者來函欄目。可能我寫的東西難登大雅之堂，也或許是文章與本地關係不大，最終沒有被刊登出來。看來，還需要用功學習寫作才是。**

中學畢業後應該為了更好的出路繼續升學嗎？

最近不知怎麼回事，SPM後是否繼續升學的爭論又又又再度出現。教育相關的課題，我是忍不住說幾句的。我認為SPM後可以不必升學，原因如下： 

1. 從數據看，升上大學不會比只有SPM文憑容易求職，那些告訴你有大學文憑才有工作的人不過是倖存者謬誤的受害者。事實上，大馬統計局每一年的就業數據都可以看到，大學生無論在失業還是低度就業的統計裡，都貢獻了很大一部份。從薪金的統計而言，大學生的平均起薪幾乎與十幾年前的水平差不多，考慮通脹率，你甚至可以得出大學生的平均起薪是呈下降趨勢的。當然，薪金問題影響各行各業各階層，但上大學也意味著大學生一出社會就背負了巨額債務，負擔比起沒上大學的人更重。如果你不是天資聰穎，自信大概率能夠從人群中脫穎而出，謀求到高薪工作，不上大學其實可能是更理智的選擇。 

2. 從實際操作看，許多公司招聘人才，其實也不太注重大學的資歷和專業領域。因此，大學生專業與實際職業所需的技能產生錯位，也經常反映在數據裡。以我個人經驗，我畢業5年，共做過3種不同的工作，對技能的要求也不一樣。唯一與專業對口的，只有中文老師，其餘雜誌記者、財經記者、書店的營銷部門，通通與我中文系專業沒有直接關係。我之所以能夠做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很大程度源自我課外的活動和閱讀。殘忍地說，某些大學課程也不會比自學來得更有成效。我中文系3年的課程裡，大部份都是廢的，泡圖書館還更管用些。不過，大學還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在於走出自己的熟悉的城市，到別處生活，接觸不同的人，開開眼界（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享受自由。如果不上大學也能達到這些目的，我覺得沒必要非上大學不可。 

3. 最後，從較為哲學的角度看，把上大學與就業掛勾，對兩者都不是很好，有點合則兩傷的感覺。理想的大學生涯，應該是抽離日常和現實，去探索和挑戰未知，去尋覓和挖掘自我，性質更偏向形而上而非實際效益。唯有如此，大學才有可能不受現實的桎梏，往抽象的，也是最精深奧妙的知識和真理前進。就業則不一樣，理想的就業狀態必須貼合現實和日常需求，必須時刻關注市場的動向，把自己塑造成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模樣，講求實際效益。大學的理想在現實中很容易被快速變動、日新月異、淺薄簡易的洪流沖散。要把兩個背道而馳的目標結合，無可避免地就是妥協。妥協不一定不好，但要兼顧兩者就很容易兩頭不到岸。 

以上言論主要針對以更好的就業機會為理由，嘗試說服學生上大學的人。簡單來說，上大學可以有很多種理由，但除了特定幾個情況，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是其中最差的理由之一。

再論花城舌戰粗口門

雖然多了很多新的文章討論粗口，但我尚未看到有人成功論證到粗口有什麼問題。畢竟，全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那麼多人在爆粗，我們的世界依然還沒崩潰，社會道德也不見得比既有的更加淪喪，就知道粗口有傷害論是站不住腳的。 

剩下的，就是分場合論。這是我認為我還沒處理到的，最後一個攻防。 

所謂的分場合論，就是認為粗口在大部份時候無傷大雅，但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不合適。也就是說，可以說粗口其實才是原則，而不能說粗口是例外。這個例外我在語境論裡已經點出，只要不傷害人，在一般情況你想說什麼都沒有錯，包括粗口。這一論斷與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是一致的，要禁止某些主張或言論，必須論證該主張或言論有具體的傷害，否則，就不能禁止。 

就算在不合適的場合，說了粗口也不會是道德上的瑕疵。它會惹人不喜歡沒錯，但人家不喜歡是一回事，道德上有瑕疵是另一回事。要是因為人們不喜歡就覺得是不道德，那即使孔聖人也是不道德的。 

我最後還需要解釋的一點是：為什麼我還是會在一些不適合的場合避免使用粗口？延伸而言，為什麼我會選擇入鄉隨俗，去回教朋友家不吃豬肉，去高級餐廳要穿正裝，去寺廟要脫鞋？ 

不是因為我覺得不這麼做是錯的，而是我覺得不這麼做會很麻煩，會惹禍上身，會被人討厭，在一些極端的情況，還可能被打。當然，除了相應的弊害，我也想從入鄉隨俗中獲得一些利益。感覺受歡迎，感覺有教養，被人讚許，自我感覺尊重他人習俗等。 

簡言之，我選擇不做，不代表那是錯的，就像有的人選擇禁慾，不代表他認為做愛或自慰是錯的。 

粗口是一種道德問題的認知，已經在社會裡根深蒂固。它之所以是一種錯誤，是因為大家都這麼認為。迫於群眾的壓力，大家又只能依循這教條。然而，如果我們抽離這些干擾，其實不難發現，粗口是不道德的這個論斷，本質上就是一種訴諸群眾的邏輯謬誤，上文反駁的分場合論，正是這一結論的佐證。所謂的分場合，不過就是要分辨群眾是什麼類型而已。 

像我這種要為其正名的行動，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可是，即便多次想停止寫作，多次想停止對這件與我無關的事的關注，卻終究不能自已。 

原因無他，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未經檢驗的觀念不值得信。世上有很多看起來理所當然的謬論，被人拿去情緒勒索、道德綁架、粉飾自我等等，這些是我無法忍受的。或許是我的幻想，但我認為這就是學辯論的意義。

反反墮胎論者主文彙編

近日，在臉書的理性討論公共議題群組裡不斷出現反墮胎言論。幾次留言與之辯論，自問已經將其論述盡數破壞，無奈對方無視討論，不斷重複被攻破的論述，又不提出新的佐證，宛若殭屍。於是我決定在該群組發文，推進討論。以下為其中主文，列出以為紀錄。留言區的言論，尤其來自之前的反墮胎論者，多是殭屍論述，不足掛齒。

7月5日

假如，假如，我說假如，胚胎真的算是一個人，墮胎真的算是殺人，是不是就必然不可取？我覺得就算退到這一步，反墮胎論者也不一定贏。 

墮胎如果是殺人，就算法律沒有禁止，道德上也是有問題的。這是目前群裡反墮胎論者最想claim到，但始終claim不到的結論。 

然而，去指責墮胎的婦女不道德，其實是沒什麼意義的，因為當一個婦女不小心或被強迫懷孕，她就陷入了悲劇之中，無論怎麼選擇，都不是道德的。 

假如她墮胎，在宗教和傳統文化上的道德觀念裡，她是不道德的；假如她在毫無準備，明知沒有能力的情況下把孩子生下來，其實也很不道德。 

試想，當孩子知道自己是個意外，他會感到幸福嗎？如果媽媽不是因為想要我而把我生下來，她只是不想被指責才不得不生我下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我自己是會難受的。 

再試想，母親雖然很愛孩子，但她完全沒能力，沒準備好，無法提供一個幸福的家給孩子，把孩子生下來真的好嗎？這不是明知前提艱險，也要把孩子拖進苦難之中嗎？ 

又試想，母親肚子裡的孩子是被強暴後留下的，孩子成了母親痛苦的烙印，她還能全身心地愛孩子嗎？若不能，孩子不就要在有缺憾的母愛下成長嗎？就算母親能夠努力克服，全身心地愛，她也會很痛苦。孩子知道自己其實是母親痛苦的原因，他會怎麼想？ 

既然生與不生都是不道德，何必生下來，擴大傷害呢？不道德就不道德咯，下地獄就下地獄吧，怎麼選都一樣，我認為女性有權利選擇較小的惡（lesser evil），情況會比較好。至少，孩子不必受苦。 

當然，情況不一定如此惡劣，還有很多情境，我們沒辦法一一推演。這其實才是反墮胎論者難以回答的困境。 

反墮胎論者到底憑什麼認為自己比懷孕的母親更懂得什麼情況對孩子最好？ 

除了道德口號，反墮胎論者陳生其實沒有任何可以拿出來的正當理由。而道德，正正是最沒力的結論。何況，他還拿不下這個結論。既然陳生只是不斷重複被破壞無數次的論述，不斷開新貼又有什麼意義？除了霸佔版面，刷存在感，對公共議題的理性討論有何裨益？

7月8日

反墮胎論者想捍衛不殺、尊重一切生命，或其他類似的道德原則，他們真的做到嗎？ 

先不論群裡的反墮胎論至今都沒證成什麼有意義的結論，除了反覆重提早已被攻破無數次的論點，什麼都做不了。即便他們真的成功證成什麼結論，也距離他們最想捍衛的不殺和尊重一切生命的原則十萬八千里。反墮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殺人之論。 

反墮胎論在邏輯上，要求凡懷孕，必須生產。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UNPFA）2017年的統計，每天有808位婦女因懷孕或分娩相關的疾病或綜合症死亡。同一份報告也指出，婦女面臨懷孕或分娩相關的傷殘、感染以及其他綜合症，是死亡案例的20到30倍。這說明了懷孕和分娩對女性而言是高風險。要求女性懷孕後必須分娩，其實就是要求女性承擔這些風險。每年近30萬的女性因生產失去性命，反墮胎論者視而不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的統計，不安全的墮胎（unsafe abortion）導致每年約700萬婦女面臨各種後遺症。不安全墮胎導致的死亡占因懷孕和分娩而死亡的人數的5%到13%。而不安全的墮胎主要發生在嚴禁墮胎的地區，禁止墮胎的限制約嚴格，死亡率越高。 

這些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婦女獲得正規和專業的墮胎醫療服務，以及事後的療養。反墮胎論是杜絕女性獲得專業墮胎服務的主張，迫使她們尋求不安全墮胎服務，無形中造成了許多非必要的死亡。 

我不打算論證墮胎在道德上是高尚的，我只想指出，如果反墮胎論者認為支持墮胎等同於支持殺人（假設胚胎是人），那反墮胎論者也不遑多讓，也一樣是支持殺人。而反墮胎論者所殺的人，是毫無爭議，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性。 

我這裡的數據都是可以在網上找到的，各位可以自行查證和補充。不管反墮胎論者如何設想各種荒謬的情節，和可笑的思想實驗，我就把事實擺在這裡。幻想對比現實，更該看重何者，交給世人自行判斷。 

**先聲明，我不打算繼續回應任何反墮胎論者的無理取鬧。邏輯上說不通，沒有數據和證據支持的指控，我一概不予理會。

7月14日

之前在理性討論公共議題的群組裡與反墮胎論者筆戰了一段時間，自問對他們有很粗淺的理解（不知道是我自己笨還是他們的論述就只是那麼粗淺）。 

近日，有人在群組裡提了一個問題，我覺得挺有趣，值得分享一下看法。但我不想花時間與群裡的殭屍爭論，所以就在自己塗鴉牆上說幾句。 

那個問題是這樣的：反墮胎論者被標籤為pro-life，意思近似生命至上。可是我們不難發現，很多所謂的pro-life，也同時是死刑肯定論者。這似乎很矛盾。 

我要分享的看法是，嘗試說明為什麼pro-life和死刑肯定論者其實是可以相通的。 

沒錯，真正的生命至上論者在邏輯上多半不會支持死刑，因為死刑不管怎麼粉飾，都是殺的一種。然而，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反墮胎論者配得上pro-life這個標籤，是不是太天真了呢？所以我的理論（1.）是論證反墮胎論者不是生命至上論者。 

1. 反墮胎論者不是生命至上論者，因為他們非常推崇，甚至接近強迫女性必須生育。生育的風險是很大的，大家只要去搜索世界衛生組織有關Maternal Death的資料就能明白（所以媽媽才那麼偉大，因為她們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把我們生下來）。此外，反墮胎的地區並不會降低墮胎的人數，反而會增加不安全墮胎（unsafe abortion）的比例，造成許多婦女面臨死亡和傷殘的風險。反墮胎論者全力維護尚未成形的胚胎，卻對確確實實活在世上的女性視而不見，把她們的生命視如草芥，根本就配不上pro-life的標籤。 

如果理論（1. ）成立，如果反墮胎論者不是生命至上論者，那贊同死刑就不是矛盾的。 

我的理論（2.）嘗試說明反墮胎論者背後的邏輯與死刑很可能是相通的。 

2. 反墮胎論者不看科學數據，不看權威的研究，甚至不顧邏輯，他們只從自我的道德價值系統出發，而這個價值系統主要建基於宗教和傳統文化。這與大部份的死刑肯定論者一樣（大部份，因為還是有很厲害的死刑肯定論者，能夠給出，即便不是無可挑剔，但也算頗有說服力的論證）。簡單來說，反墮胎論者和死刑肯定論者，很大機率是個堅守舊世界道德價值系統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一個人反墮胎的同時支持死刑，是有道理可循的。 

本來想寫幾句就好，不料一下子收不住寫了那麼多。不過，這些都是我與反墮胎論者筆戰後的一些觀察和臆測，雖然有可能不對，但應該有一點點的參考價值。

略論花城舌戰粗口門

張永慶校長公開要求師太為在辯論場上說粗口道歉，針對這件事，我本有意與校長交流，無奈校長貴人事忙，無暇理會我這種小人物，於是將我封鎖了，預想中的對話也就無疾而終。

然而，有些事情還是需要說明白說清楚，即便對方不願意聽。我公開發言不是為了說服我的對手，而是我的讀者，我的觀眾。

針對粗口門事件，我有兩點說明：

1. 張校長是掌握話語權之人，就算師太人氣再高，社會資源還是大體掌握在張校長這些人手上。所以，張校長的話有份量，也更應該謹慎發言，字句斟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張校長要求師太道歉的理由，歸納而言，不過是因為師太說粗口，會令小朋友效仿，而讓小朋友效仿說粗口，對他而言，是一種必須抑制的傷害。

如果張校長的公開文想要達到教化的效果，無論是令師太改正，還是讓小朋友引以為鑑，就必須說明白，到底哪裡不對。這也是為何我在校長的帖子下質問他如何定義何謂粗口，以及粗口到底造成了何種傷害。

在我看來，這是張校長必須承擔的論證責任。如果他沒辦法說明白怎麼判定何謂粗口，那想改正的人不知從何改起，想預防的人也不知從何防起。

很可惜，張校長至此都沒有打算論證上述兩點。如此，又如何能怪師太不發文道歉呢？如果連讓犯錯之人明白錯在哪裡都做不到，又有什麼立足點要求人家為一件她不認為有錯的事情道歉呢？

2. 有的人可能認為，粗口就是粗口，何須再多說？我認為這是非常懶惰的思考模式，因為那是未經檢驗的主張。對此，我早前有寫文字檢驗，為了避免本文篇幅過長，就不搬字過紙，只留下鏈接供各位參考。

https://kunmianji.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28.html?m=1

在此，我稍作補充：語言是否帶來傷害，跟使用什麼詞彙無關，而是跟語境有關。

屌這個字，可以罵人，可以是相熟的朋友間獨特的打招呼形式，也可以作為形容詞。同一個字可以功能各異，因語境而定，不一一列舉。但重點在於，如果一個字是否有傷害需要結合不同的情況來評估，我們就不能因為說了一個禁忌之詞就判定有害，還需要結合當時的情況。

有人可能不服，我再從另一個面向論證。人們所謂的好話，所謂的文質彬彬，所謂的出口成文的，其實也能傷人。且不說有沒有惡意，就算全然好意，也可能成為壓垮抑鬱症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以霸凌為例，霸凌者使用粗口與否，都不會改變霸凌的本質，就算他滿臉笑容和藹可親，也可以令霸凌難以承受。

比如，霸凌者說人家笨，說人家沒出息，說人家肥，說人家醜。這些都不是粗口，至少有爭議，但傷害不會比一句屌你或醜雞白來得輕。

我認為張校長以及其支持者都沒有論證到說粗口的傷害，就算真的出現了小朋友效仿說粗話的現象，也不見得是問題。既然粗口無害，小朋友學了也自然不是什麼值得恐慌的事。

但是，當張校長及其支持者抽離當時語境，斷章取義，就憑一個屌字而指責師太，這是非常不合理。這種行為，反而才是對小朋友帶來傷害的。害他們不懂區分語境，害他們無法與他人認真有效地說理，害他們見樹不見林。

說了那麼多，其實我對張永慶校長最大的責難是，他不懂說理，他沒有論證，他沒有慎用自己的話語權，他為我們的小朋友做了錯誤的示範。至於粗口有沒有必須禁止的理由或情境，我是保持開放的。

我保持開放不是說我沒有立場，我立場很明確，至今為止我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禁止說粗口是沒合理理由的。保持開放是指，我相信我自己是有可能錯的，茫茫人海中還是有能人異士，有辦法論證禁止說粗口的理由。並且，我準備好接受挑戰，與這些人辯論。只是，我很肯定，這些人不會是張校長或其支持者。

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什麼叫奇蹟

雨天路滑，我正常地開著車回家。我開得不快，因為舊機場旁邊的公路車很多。何況，我在聽歌，聽著《直到世界的盡頭》，一面想著如何改歌詞。 

來到了轉進鴻圖園的路口，打了信號燈，駛了進去。那是一個大轉彎，有兩條車道。所謂的大轉彎，就是要轉很久的彎。我不知道專業術語叫什麼，反正我想像它的鳥瞰圖是一個蝸牛殼、哨子、逆寫9的形狀。 

那條路我走了無數次，就像往常一樣。我走的是外車道，我總覺得內車道比較危險，因為視野比較受限。內車道稍後一點有車，也是正常地行駛著。我們的車速應該都差不多，反正都不是很快。 

忽然，我車子打滑了，車頭不受控制地朝向內車道。我下意識地把方向盤轉向另一邊，然後用力踏著煞車和離合器。可是，車子沒有停下來，反而飄移起來。 

我不知道算不算飄移，但我的車頭不斷向逆時鐘旋轉。我看到道路的圍欄，然後是內車道稍後一點的車的燈，然後是外車道那邊的圍欄。 

我一直在想，做麼煞車了還是沒停下，反而甩起來，身體感受到了2.6Gs左右的離心力。沒有，我瞎說的，我不是在拍TOP GUN，但反正就是有離心力。 

後來，我聽到引擎在怒吼，才發現我用力踩著的煞車，其實是油門。因為我有煞車踩離合器的習慣（這是所有開手牙車的人都有的習慣啦幹），所以即便猛踩油門，車子還是慢慢停了下來。當然，我醒悟後也放開了油門，踩著煞車。 

在那短短的一剎那，我的腦袋是空白的，什麼都想不到。或許，我說或許，因為我不肯定，我應該有在想： 

1. 做麼停不下來，那麼奇怪的。

2. 哎呀，撞到的話就要花錢修理，好麻煩。

3. 應該撞到了吧？應該吧？可是沒有Boom一聲的？ 

不過，等車子停了下來，人也冷靜下來後，就知道其實沒撞到任何東西。內車道的那輛車也停了下來，然後就改車道走了。我開了double signal，靠在椅子上，呼了一口氣。我想休息一下，可是覺得這樣停在路上太危險，就打起精神正常地開回家。 

繼續開著車，順手關掉了歌，那時唱到kono tragedy night...... 

我慢慢釐清了剛剛發生的事，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不應該如此平靜，於是想要放聲大哭。可是啊了幾聲，又覺得不對啊，我什麼事都沒有，連車都沒刮花，不應該害怕傷心的，哭個屁啊，於是就繼續平靜地開車，然後點開《年度之歌》。 

回到家樓下，跟家人報了平安，開始細細回憶剛才的驚險。我處於一種很奇怪的狀態，我明明應該很恐慌，可是出奇地平靜，無法表現出剛剛經歷會了很嚴重的事件的樣子。 

我也在想著剛剛的幸運，簡直是奇蹟等級的幸運。人沒事，車也沒事，在那種情況下，在只有兩條車道，後面有車，猛踩油門的情況下，連道路的護欄都沒碰到。這可能嗎？ 

於是，我下車檢查車子，想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那麼幸運。剛開門，那是雨後清新的空氣，我發覺腳有點無力，似乎在這時候才感覺到身體有恐懼的反應。 

我繞了車子一圈，不禁說了聲fuck，還真的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我坐回車內，開始體會那種劫後餘生，極度幸運的感覺。我不敢相信，總覺得這樣的幸運和奇蹟似乎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冥冥中是不是有什麼指示？ 

我的理智告訴我別想太多，你只是幸運，世界上也沒什麼超自然的力量保護你，因為你沒什麼值得特別眷顧的地方。可是我就是忍不住這麼想，或許，或許有一些很虔誠的信徒就是因為這樣而對神深信不疑。 

我不信神，無法找到這種感受的宣洩口，所以當下就覺得一定要把今天的事記錄下來。我覺得我應該能夠在寫作的過程中，從中獲得什麼啟示，讓我理解今天那件事的意義，可是並沒有。 

我在車裡坐著的那段時間，並沒什麼感悟，倒是像往常一樣看YouTube。鬼使神差地，我去搜索Initial D Op，心想，剛剛那件極度幸運的事如果有什麼美中不足，那應該是BGM不太對，不應該是《直到世界的盡頭》，應該是《Blazin Beat》還是《Rage Your Dream》之類的比較應景。

就算多管閒事，也要關注六四

最近的身心狀態都很不好，年頭早已決定要寫的六四文章，到了六三的最後一個小時才想起有這麼一回事。 

我不想寫東西，我只想放空，什麼都不做，沉浸在娛樂致死的泥沼中。但六四文章已經連續寫了兩年，我覺得不能斷掉，於是斷斷續續地寫一些隨思雜想，勉強給自己一個交代。 

其實我真的沒必要寫，因為我的觀點沒什麼特別，也不會對現狀有多大幫助，更不會有任何稿費收入的可能。而且，天安門六四大屠殺發生時，我還沒出生；即便我已經出生，也離我千里之遙。我所在的地方，是聽不見槍聲、喊聲、哭聲和倒地聲的遠處；是看不見硝煙、眼淚和鮮血的南洋。我沒有親人在天安門大屠殺中死亡，說不上對中共有直接的仇恨，中國的民主化基本上也與我個人榮辱得失無關。 

可以簡單粗暴地說，我去關注六四，是多管閒事；我去寫六四文章，是法國餐，多舊魚（多塊魚，與粵語粗口諧音，主要表示多餘、非常沒必要）。不只對我，對很多馬來西亞人也一樣。 

在這個時代，身處自由世界，資訊流動非常自由，想關注或了解什麼事情，只要願意去找，就沒有找不到的。身在牆外的人關注六四，不是條件或能力的問題，而是意願。當然，這句話只針對介於親共與反共之間的中間群體。想要說服這些中間群體關注六四，解釋為何多管閒事可以是行動的理由，是值得嘗試的方法之一。 

超越小我 

先破解六四與我無關的想法。六四真的與我無關嗎？ 

六四或許無關我們個人的榮辱福禍，但攸關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榮辱福禍；六四與小我或許沒有直接關係，但卻與大我血肉相連。 

人不是獨自活在孤島上，而是與許許多多的人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即便最自私的人，其實也無法與群體完全切割，否則就難以生存，至少，現有的生活水平將無法維持。 

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會對我們的小日子帶來影響。烏俄之戰離我們千里之遙，但隨之而來的汽油和糧食漲價，影響了我們的日常。 

當一個政權為了鞏固權力敢公開屠殺平民，這已經表明該政權為了其權力和野心可以不擇手段，殘酷冷血。而如此喪心病狂的超級大國與我們相鄰，為什麼我們可以安心地覺得無關緊要呢？ 

中共治下的中國，早已對周邊國家帶來嚴重的威脅。在南海爭端上，中共盡顯無視國際法和周邊國家主權的無賴，強行宣示南海主權歸其所有；在島礁上，中國更建立了軍事機場，能供遠程轟炸機起落，我國全境幾乎都在其軍事威懾之下。國內各大媒體，多被中共滲透，華社備受大外宣荼毒，在中國影響力指數（China Index）排名第8。 

現在大家還能過好自己的小日子，但如果對這些隱患視而不見，以後可能沒有好日子過了。關注六四，不只是紀念在大屠殺中被中共殘忍殺害的人，也是對中共審查的積極抵抗，更是揭露中共和平崛起面具下的獠牙的起點。 

利弊之上 

多管閒事其實不算是什麼壞事，人們不想多管閒事，主要是他們的利弊計算認為這麼做沒什麼好處。 

沒好處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嗎？我改一改問法：母親生產、養育和栽培骨肉，對母親是沒什麼好處的，甚至有很大的風險和痛苦，但這就說明這麼做不值得嗎？那可不一定。 

父母愛兒的邏輯不是單純利弊的比較，也可以是出於愛和責任這些價值。因為他們把這些價值看得比利弊得失重，所以才會好好地照顧和栽培我們。 

這說明了一點：人不單純是計算利弊的機器，也是情感的載體，更是道德的能動者，和意義的追尋者。如果執意成為純粹的利弊計算機器，少了情感、美德和存在的意義，生活也難說得上美好。 

關注六四確實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賦予我們某種道德價值，實踐生而為人的特性。我們會對不公不義感到義憤；會同情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們；會憐憫無辜慘死的人及其遺屬。 

多管閒事，關注其他地方其他人的處境，以及他們承受的不正義，是最純粹的美德。因為除了義憤、憐憫、同理等情緒，沒有任何個人利益的雜質。如果你認為這是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關注六四可以是一個起步。 

文章橫跨二十四小時寫成，文思斷裂，論證不夠詳盡，或許是難以避免的。立論也無新意，實在不堪一讀。但寫文章主要是對自己交代，功課寫不好，總比沒寫好。希望接下來可以堅持這傳統。 

《章魚噼的原罪》，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助人為快樂之本，長久以來都被視為一種值得鼓勵的態度。然而，這真的沒任何問題嗎？ 

對我來說，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助人，是單純地幫助他人；而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幫助到他人這件事上。我認為後者可能是有問題的。 

主體 

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不同在主體的改變。助人是以他人為主，助人為樂是以自我為主。前者利他，後者利己。 

助人之所以值得嘉獎，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基於助人是一種利他的行為，以及認為利己是一種內在於人的本能。 

兩者在實際行動上或許沒有差別，但在動機上可謂天差地遠。不要以為動機不重要，因為那是我們判斷該行動道德價值高低的判準之一。 

舉例而言，兩個企業家捐款行善。企業家甲真心行善，企業家乙實際上是以慈善來淡化公司近期陷入的醜聞，即便兩者都為社會帶來了一定的福利，但我們會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可敬。 

邏輯 

社會之所以灌輸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思維，是為了讓人們多多幫助他人，因為人們總是喜歡做一些令自己快樂的事，行樂的思路總是希望增加更多的樂趣源泉。 

然而，我們有時候會忘了，助人的必要前提是有人需要幫助，也就是說，有人遭遇困難。助人是為了減少不幸，甚至，理想的社會狀況應該是越來越少人需要幫助，而不是越來越多。 

換言之，助人和行樂是兩套截然不同的邏輯。 

幫助有困難的人無疑是好的，成功幫助他人排解困難而感到快樂也無可厚非，但以此為快樂的源泉，有種將快樂建立在他人的困難或不幸之上的嫌疑。 

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差異太小，區分他們顯得無謂，但在一些特定的情況，這樣的區分能幫助我們看清問題，比如，《章魚噼的原罪》裡章魚噼的原罪到底是什麼。 

章魚噼是來自快樂星球的外星人，擁有無數快樂道具，幫助人們獲得快樂。比如，只要用絲帶把兩個人系在一起，無論相隔多遠，無論關係多麼惡劣，都能成為好朋友，親密無間。 

章魚噼決心幫助被同學真理奈霸凌的靜香，想讓成天愁眉苦臉的靜香展露笑顏，於是把友情絲帶借給了靜香。然而，靜香卻用來上吊自盡。 

章魚噼百思不得其解，所幸早前用快樂道具存了檔，為了貫徹要讓靜香露出笑容的目的，它讀檔回到悲劇發生之前。 

它試了很多方法，用了很多快樂道具，但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結局，甚至，它的幫助往往令真理奈更加厭惡靜香，對靜香實施更嚴重的霸凌。章魚噼所有的善意和幫助，都成了促成悲劇的黑手。 

即便在故事中期，章魚噼殺死了真理奈，成功令靜香露出笑靨，但實際上卻是把靜香推向了墮落的深淵，也令讀者對人物的憐憫開始轉為恐懼。 

讀者不難看出，章魚噼是因為沒有去理解靜香的處境，以及對地球的人情事故的蒙昧才會這樣。它的原罪似乎就是無知。然而，如果它理解了，就能有效地干預嗎？恐怕不然。真理奈和靜香的恩怨千絲萬縷，在上帝視角俯瞰全局的漫畫讀者也未必說得出怎樣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章魚噼的原罪不在於無知，而是無知，卻想要介入。正常人，是不會在毫無急救知識的情況下對他人進行急救，因為有可能會令情況更糟糕。而章魚噼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它是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本著從自我的信仰（要把快樂傳播到整個宇宙）和行樂的角度出發，而沒有站在靜香的立場思考，沒有去理解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故事最後是個相對圓滿的結局，真理奈和靜香相互溝通，然後諒解，再然後成了朋友。而這個圓滿，是從章魚噼意識到自己不斷想介入是錯的，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只能陪伴靜香度過孤獨和難受的時間，分擔她的痛苦開始。 

痛苦 

幫助到別人而快樂，不一定有問題，這是正常的，但我認為我們更應該告訴人們，助人的痛苦。 

要真正的助人，要真正的解決問題，是很困難的。要深入地理解當事人的處境，要同理他們的創傷，還要冷靜地評估自己的行動。過程中，助人的人其實很難說有什麼良好的感覺，甚至有可能被當事人的創傷感染。 

這個過程，大部份時候，還不是短短的一段時間，而我們真正能夠做的，可能真的不多。出路很多時候要靠當事人自己走出來。 

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受到烏克蘭戰火摧殘的難民？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家暴被性侵的女性？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國際社會遺棄的羅興亞難民？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中共暴政打壓淩辱的維吾爾人和香港人？ 

助人根本不是捐錢、聯署、看幾部電影就能做到的，我們能做出的行動，很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對現況沒有太大影響的。 

像章魚噼那樣保持著行樂的心態，認為自己的快樂道具無所不能，遇上了真實世界的問題，遇上了這種創傷和無力感，真的能夠支撐下去嗎？ 

助人有快樂，但那是經歷了無數痛苦後的賠償，而分擔別人的痛苦，自我犧牲，才是賦予助人道德價值的關鍵。

《時代革命》的意義：保持義憤

粗略而言，這部電影的一部份回顧了2019年6月之後的香港。

電影採用了多段我親眼看過的新聞直播，包括示威者71佔領立法會，佔領立法會的義士被示威者救走，《立場新聞》記者在721被元朗白衣人襲擊，831香港警方在太子站的濫用暴力，香港警方朝示威者開槍（實彈），香港中大理大被攻等等。

這一部份讓我重新回到當時。憤怒依舊，感動依舊，而無力感也依舊。所幸，我還不至於因為3年過去而變得麻木，雖然無可否認，我的情緒已經淡了不少。當年看直播會憤怒和感動至流淚，現在已經不會了。

電影的另一部份從個別參與者的採訪，讓我更加理解反送中運動的細節，看到運動大敘事中的個體。

留守立法會的人被其他示威者帶走時是什麼心情？憤怒嗎？他們在之後看到《立場新聞》直播，理解了其他示威者的想法後，又有什麼不同的感受？無大台的運動是怎麼運作的？少年人又面對怎樣的創傷？示威者同路人如何相互扶持？

這些採訪讓我更加確定，這個運動裡面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流著溫熱的血液，都有喜怒哀樂，都會悲傷和痛苦。

同時，他們都有思想和信念，都能清楚地說明自己參與運動的理由。不管是守護孩子的陳伯，還是尚在上中學的救護員。而這些理由也不只是嘴上說說，是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之中，在鏡頭下真實的紀錄。

以上是直接的個人感受，但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這些感受很重要，以至於事隔3年，甚至往後更多年，都需要不斷被提醒喚起？

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直接回應這部電影有什麼意義。

義憤

這部電影能夠勾起許多情緒，諸如感動和憐憫等不必多言，最值得談的是義憤。

之所以值得談，是因為長久以來，憤怒都是一種被社會封印，乃至於恐懼的情緒，以至於任何憤怒的表露，都會引來一定程度的反感，即便憤怒是正當的。運動中我們看到了許多勇武派示威者展示憤怒的舉動，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挺自由民主的人士會對反修例運動有所保留，甚至譴責。在一個對抗爭史認識有限的時代，和理非隱隱已經成為抗爭的唯一正當模式。

然而，從進化的角度看，我們身上幾乎所有的特質，都有其作用，為人類在與大自然的殘酷鬥爭中獲取優勢。憤怒內在於所有人，因此必然有其作用。主張憤怒沒有任何意義，恐怕只是未經深思的斷言。

簡單來說，憤怒會促發人體的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 or flight response），令我們對抗威脅。所謂的義憤，是一種對公義受威脅的憤怒，促使人們對抗不公義。

對抗不公義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舉行和理非集會，可以辦講座覺醒公民，也可以勇武抗爭，有的時候，自焚或暗殺也會成為一種手段。這些手法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狀況、環境和條件下或有優劣之分，也有不同的作用和反噬，但都是義憤促使的行動，即便義憤不是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上文提及部份挺自由民主的人士反對勇武派的示威者，反對的是他們表達義憤的手法，而不是義憤本身。許多和理非的抗爭策略，實際上也以激起更多社會的義憤為目的。

若我們混淆義憤和義憤的表達方式，就有可能把社會運動最根本的力量抹殺掉。最直觀的問題是有著同樣義憤的人們相互對抗，令運動內耗，對抗暴政的力量大打折扣。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中能夠和勇不分，在各領域多重施壓，手法多元而持續日久，正是成功區分了兩者。

電影能夠勾起和傳達人們的義憤，甚至，電影本身就是義憤下的產物。義憤促使人們行動，對抗普遍存在於香港的不義。這不僅對我這種親眼見證過整個運動的人有效，令我持續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對抗不義，也對此前從未接觸過的人也有效，促使他們加入對抗不義。

紀錄

義憤是重要的抗爭動力，但抗爭的時間跨度往往遠超義憤所能持續的時間。

香港反修例運動，不僅僅只是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那麼簡單，同時也反映了香港對自治和民主的堅持。而香港這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與中共的目的背道而馳。在這場運動中，香港人的對手是一個極權國家，一個不尊重人權、不講道理、不擇手段、草菅人命的野蠻政權。要戰勝這樣的對手談何容易？可能動輒就要十年計之功。

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我們很容易就會淡化原先的義憤，畢竟戰鬥或逃跑反應對身體帶來不小的負擔。且看COVID-19從武漢爆發至今已三年，人們早已將之視為新常態，當初的恐懼和驚慌也已經大大消退了。三年尚且如此，何況更久？

要持續保持義憤，我們需要一些紀錄，每過一段時間就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依然荒謬，暴政依然猖獗。這部電影就承擔了這一使命。

義憤的敵人不僅僅是時間，更危險的其實是暴政的真理部。

自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被侵蝕，各大有公信力的媒體，《蘋果》、《立場新聞》、《香港電台RTHK》等，不是被打壓或強制改革，就是漸漸抵受不住高壓的政治環境而不得不結業。而隨著這些媒體的消失，相關的紀錄也隨之消失。

電影中引用了許多《立場新聞》的新聞直播片段，比如何桂藍在721元朗地鐵站中被白衣人襲擊的片段，因而得以保存。若這些影片和紀錄消失，在中共不間斷的顛倒黑白和扭曲事實的政治宣傳下，我們將越來越難讓後代理解真相，義憤也會越來越難保持和傳達。

行動

身在馬來西亞，看了《時代革命》這部電影，我想大部份人都感受到了義憤。我的學生在看完後明確地表達了這些情緒。

然而，在義憤之餘，更多的似乎是無力。我們明知道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存在著嚴重的不公義，我們想做些什麼，但不知道該做什麼。

這樣的感覺很難受，有學生對我說，他看完電影後徹夜難眠。這與我當年看新聞直播時一樣。要排遣這樣的情緒，似乎必須有所行動才可以。因此，回答在看電影之後該怎麼辦，有其重要。

必須承認，我們能做的真的不多，但不多遠遠不等於沒有。姑且舉幾個例子作為日後的參照。

剛開始時，《時代革命》在大馬的放映場次只有兩州三場，怡保的廖老闆知道後與相關單位取得聯係，爭取在怡保放映。

曾自費到香港採訪反修理運動的吳小姐得知後也動員在霹靂的人脈，先掏錢承擔了30張戲票的費用，令怡保的放映場次成為可能，為保持和傳達義憤提供了條件。

參加中學辯論的郭同學在看完電影後寫了一篇觀後感，讓我們知道，中學生不完全是冷漠的，他們也會關心週遭世界發生的事情，他們也有良知，會有義憤，會作出行動。

即便只是單純地買票入場支持，幫助香港人保持這份義憤，也不是毫無意義的。香港的自由空間收緊，政治環境越來越無惡劣，暴政的魔爪已經近乎完全掌控昔日的東方之珠。在暴政的努力審查下，在不久的將來，香港人可能就再也沒有表達義憤、因看到真相而產生義憤，以及傳達義憤給後代的空間了。我們這些在牆外的人還可以。

這些行動雖然微不足道，但只要有一丁點火種，在適當的時機，依然可以燎原。義憤就是那一丁點火種，促使我們對抗不義。這就是為什麼，導演周冠威在採訪中表示，要保持憤怒。

詩愁之路

大學能帶走的東西不多，“什麼是詩”這個問題是其中之一。 

這個問題一直帶在身上，遇到研究文學和寫詩的人，總有一股衝動去問他們這個問題。 

問過不少人，有教授唐詩的老師，有教授文學創作的老師，有研究文學的學長，還有台灣文學學者朱宥勳。自然，也看過不少答案。目前最好的答案來自朱宥勳，雖然大家的答案相差無幾，但怎麼說明和解釋就體現出學術視野和教育方法的高低優劣。 

這個問題目前我已經問到底了，雖然還沒得到最終的答案，但朱宥勳老師已經讓我明白，這個還沒到終點的答案已經是目前學界能夠給出的最好解答。正如“何謂正義”一樣，“什麼是詩”是很難給出一錘定音的定義的，但這不代表我會停止提問。 

比起探討和辯論“什麼是詩”那麼枯燥，這個問題之所以一直跟隨我的因緣反而更有趣。有趣在於能看到所謂學界和文學圈子的一些局限。 

拉曼大學中文系在2015年（印象中好像是）的某個學期曾舉辦了一場天狼星詩社與科幻詩的研討會，我有出席。那場研討會沒意思，對我比較有意義的是，我看完了整本從圖書館借出的《小王子》，以及親眼目睹了李樹枝老師的論文發表以及後續的趣事。 

李樹枝老師發表的論文具體題目是什麼我忘了，但清楚記得他的論文核心是想論證天狼星詩社的所謂科幻詩不是詩。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很多天狼星詩社的成員，包括了老大溫任平。各位猜猜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想證明科幻詩不是詩，最關鍵的是提出“什麼是詩”的定義和標準。想要反駁李樹枝老師，證明科幻詩是詩，最關鍵的也一樣是提出“什麼是詩”的說法。兩者相互交流，才有可能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但這些討論並沒有發生，上演的是李樹枝老師被天狼星詩社花式指責，溫任平還倚老賣老，說：“我讀詩寫詩那麼多年，你來告訴我科幻詩不是詩？（大意是這樣）” 

還沒完。研討會中休時我去上廁所，天狼星詩社眾成員都在，於是整個撒尿過程耳裡聽的就是他們繼續罵李樹枝老師，有一個人還說：“都不知道他博士論文誰帶的。” 

依我印象，李樹枝老師的論文固然不太好，但回應至少還是有禮而得體的。天狼星詩社成員同樣沒有論證為什麼科幻詩是詩，學問一樣不好，但人品更差，風度全失，較之李樹枝老師那是等而下之了。 

我看不慣天狼星詩社眾人的嘴臉，於是就不斷反駁和挑戰詩的定義。過程中，我發覺很多寫詩的人其實說不清楚詩的定義。或者說，寫詩的人其實不需要懂詩的定義。你能想像，我隨便寫的幾句廢話也能刊在詩刊的投稿園地嗎（雖然是新手村級別的）？ 

我的重點是，創作者無需自視太高，以為自己會寫詩就一定懂詩，可以指點文學研究的學者。學術研究講求的是論證，是分析，跟創作很不一樣。 

學者也需要對自己的論證負責，不要以為多讀就有用（多讀還是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學者需要裝備自己，在邏輯和推論上下功夫。我看過太多中文系學生的論文，旁徵博引，但論證薄弱。 

更重要的是，研討會上應該要有開放的心態和說理的誠意。不能愛嗅馬屁，又不喜歡看到馬屁股。 

這個事件至今回想也還是很有趣。學者說不清“什麼是詩”，詩人說不清“什麼是詩”，整個研討會後大概也沒有人對“什麼是詩”有更深入的了解，而研討會上本該發生的研討沒有發生，甚至好像沒什麼人注意到“什麼是詩”這個問題是分歧的關鍵。而我，則因為這件趣事，對“什麼是詩”起了興趣。真有趣。

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看利己、性善以及反智

各國人民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都施壓其政府，設法援助烏克蘭，或加入對俄羅斯制裁的行列。 

這些人有多少是在戰事爆發後才知道烏克蘭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與烏克蘭受苦受難的人民互不相識，我相信不在少數。然而，他們都在烏克蘭被侵略，發生人道危機時挺身而出，在能力範圍內伸出援手。 

這種介入，不僅僅是對自己沒有好處，甚至可能面對俄羅斯的威脅，至少，捐出去的物資是拿不回的了。用最粗暴的說法，那叫損己利人。但還是有很多人這麼做，這說明了人不是純粹的利己主義者，私心不是促使人們行動的唯一動力。 

人性自私，不完全對。我們對人的這種假設需要進行調整。但這不意味著人性本善。至少，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很多華人，中國的也好，馬國的也好，對普丁的野心和殘忍拍手叫好。展現出的，除了無是非之心、無惻隱之心外，大概就是挑戰了生物學對人類是溫血動物的認知。 

一個人要多麼扭曲，才會對流血死傷叫好？人性本善的假設，在此面臨嚴峻的挑戰。 

然而，為什麼人會變成這樣？粗略的觀察和歸納，是對知識和真相的不尊重，無論是後天還是先天的反智心理。那些挺普丁、愛習近平的華人，都有反智的心理。至少我遇到的都是。這也不意外，若非如此，他們又怎會對現實中發生的慘狀，對明確的是非黑白置若罔聞、視而不見，還不斷找藉口合理化侵略戰爭和轉移討論的焦點呢？ 

我們的教育是否太失敗了？我們教會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如何考試、如何找到大公司謀求高薪職位、如何創造偉大的發明之類的，卻沒有教會他們對知識和真相的敬畏，更沒有讓社會了解，追求真相和知識的高貴和優雅。

世中辯故事兩則

故事1. 

A：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新疆維吾爾集中營。

B：對方言論涉及政治未經證實或具挑釁性之敏感話題。

A：:)。

Moral of the story：

人家誣陷你傳播假消息時，我們應該避免吸引仇恨，任由他說個夠。

故事2. 

A：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新疆維吾爾集中營。

B：對方言論涉及政治未經證實或具挑釁性之敏感話題。

主辦方：OK！我會提醒大家避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

Moral of the story：

為了保護和平的假象，就算B國人明顯在扭曲事實，也不要去糾正，免得吵架就不好。

以上故事不是原創，如有雷同應該是抄襲。

所有人都有難處，都有不同的考量，我必須很努力地去同理大家。作為旁觀者，承擔後果的不是我，我只是站在非常安全的地方發表看法，當然會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有些事情就是因為我站在最安全的地方，我一定要說。

我認為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正面回應，包括否認所發表的言論為假，以及提供相關觀點的證據外，都是不對，也是弊大於利的選項。

弊害如下：

1. 讓B國人的言論審查滲透自由世界的辯論比賽，以及辯手的思想。

2. 幫助B國人掩蓋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和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的事實。

3. 培養B國辯手成為小粉紅。

相比起避免麻煩，包括不必應對後續的爭執以及各種公關問題的利益，弊害影響更深遠，而且傷害更嚴重。

最後稍微提一提：

B國學生有可能是形勢所逼，應該體諒，不要欺人太甚。但體諒是不是就要避開對錯的交鋒？

說到底，主張體諒是因為怕罵錯不該罵的人，是預設了這個人是清醒的。

但是，如果他是清醒的，只不過為勢所逼，我們認真地反駁，怎麼算欺人呢？這反而是對他被迫做這件事的一種救贖。

如果他清楚知道自己這麼做是不對的，他內心有愧，而大家居然不教訓他，主辦方還贊同他，這樣的愧疚感豈不更甚？

身在自由世界，連捍衛真相，拒絕無理的言論審查都做不到（不願做），還辯論來做什麼？

說真的，我一線之差就破防了，真的只差一點。我不直接指名道姓，是僅存的理智。那種憤怒，不是因為B國人做了什麼錯事，而是我們怎麼回應這些錯誤。我不抒之於筆，真的是無法冷靜下來。

辯論場外

辯論mamak的評論水平有待改進。雖然偶爾出現有趣的觀點，但往往都會去到錯的落點。

比如，馬大強悍的原因之一是掌握了辯論界大量的資源，這項觀察是對的。這些資源不僅僅是吸納了優秀辯手、能夠參加國際賽累積經驗那麼簡單。更強大的是，隊伍夠大，就有機會產出更多繼續待在辯論界的人，並且讓大家效仿他們的方法和風格。他們會成為評審、中學乃至大專辯論隊的教練，以及成為比賽的主辦方。

辯論比賽的勝負嚴格來說沒有可量化的標準，即便是專業的辯論人，也可能受到自身對辯論的認知和其他各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判斷。因此，即便不是有意為之，強大的辯論隊伍還是會比小隊伍更有優勢。說到底，戰爭比的是綜合國力，軍隊的規模、單兵作戰能力、司令長官的素質等，不過是整體力量的一環。後勤、經濟、宣傳、情報等，也會對戰局有顯著的影響。所以會有“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一說。

當然，更有優勢不證明小隊伍遇到大隊伍就必定沒有勝算。以弱勝強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認識了現況，辯論mamak上有人會認為，應該改變認知，不要假定馬大是最強；有人會抱怨，馬大搶奪了其他學校的資源，很壞！然而，這些都只是承認自己目前對馬大這種江湖大派毫無辦法而已。

抱怨不解決問題，這不必贅言。而要求人們放棄馬大最強的印象，也是不切實際，因為實際上他們就是比較強。而且，否定現況會影響我們對症下藥，更難超越馬大。

認識現況，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問題是，我們小隊伍要如何創抵消大隊伍的優勢？

其實答案很簡單，小隊伍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產出辯論評審、帶隊和辦比賽。我們是無法阻止馬大繼續擴大他的優勢的，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跟上腳步，避免差距擴大。

以我的觀察，大部份辯論隊的訓練都將力量集中在怎麼打比賽，卻甚少投放精力在怎麼評比賽、辦比賽和辯論教育的理念的討論上。只有到了近期，多家辯論教育機構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現狀。

此外，認識到辯論不僅僅是上場選手之間的比拼，也有利於我們反思隊伍的戰術。具體怎麼改我給不出建議，真的是因人而異，因時制宜。然而，這種自覺至少能夠讓我們更好地評估不同回應和攻防的成效。這一點的改變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有可能會讓我們出現“與評審的判斷落差甚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