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都要提醒自己，世界沒有更好，多數時候還會變得更糟。因此，要保持憤怒。
很多人對憤怒有種誤解，認為憤怒只會帶來毀滅。然而，他們視而不見的是：憤怒令我們反抗不公不義。
任何對邪惡的反抗，都必定源自於義憤。非暴力策略事實上正是利用普羅大眾的義憤。憤怒和憐憫不同，憐憫關注的是不幸的一方，卻甚少針對施暴者。空有憐憫而無憤怒，充其量只在頭痛醫頭，憤怒則迫使我們針對不公不義的源頭。
其實，對憤怒的所有指控，都不是因為憤怒本身，而是憤怒時或後，我們做了什麼。假設對港府打壓新聞自由感到憤怒，從而更加堅持追求真相，成為有良心的記者，這樣的憤怒還值得指責嗎？
有問題的憤怒，是未經檢驗就衝動地宣洩怒氣的行為。我們應該抑制這樣的衝動，而事實上，這是可以做到的。這就說明了，憤怒和非理性並不直接掛鉤。雖然，必須承認兩者非常容易產生化學效應。
我們應該學會區分不同的憤怒，正如我們必須區分快樂有不同的類型，且不同的快樂擁有不同程度的道德價值。一桿子打翻一條船，是一種思維上的怠惰。
魏家祥又又又向林冠英下戰書，邀約他進行議會外辯論。雖然林冠英當場就答應接戰，但熟知大馬國會議員相互邀約進行議會外辯論的歷史的讀者，應該會認為這場議會外辯論不太可能成事。
據我統計，魏家祥在2018至2021年間，共4次邀約林冠英進行議會外辯論。除了今年9月30日邀約林冠英針對沿海貿易政策（dasar kabotaj）進行辯論外，其餘3次分別為2018年3月、2019年8月兩次挑戰林冠英辯論檳城海底隧道計劃，以及2019年11月挑戰林冠英辯論拉曼撥款課題。
排除2021年9月這最新一次的邀約，之前3次都沒有促成雙方進行議會外辯論。以過去的記錄來看，林冠英接受魏家祥議會外辯論的機率為零。
最近的一次邀約，林冠英雖然當場答應，近幾日新聞也報導他表示已準備好進行辯論，但考慮到此前3次的邀約林冠英沒有明確地拒絕，還不時回嗆魏家祥沒有展現出足夠的辯論意願，或調侃魏家祥沒有滿足條件云云，一陣子後都不了了之。因此，不排除這次的應戰也有可能像過去3次那樣，以各種滑稽的原因告吹。
比如在2018年3月的那次邀約，林冠英就以“根據政治禮儀，公開辯論必須雙方身份平等才能進行”為由拒絕魏家祥的邀約，然後轉向挑戰時任馬華總會長廖中萊。林冠英所謂的政治禮儀是什麼無從考證，不排除是他的發明。然而，兩位同是人民公僕的林冠英和魏家祥居然出現身份不平等的現象，恐怕也只是林冠英，乃至於政治精英自視甚高的傲氣而已。
雖然以過去的記錄看，魏家祥和林冠英的議會外辯論不太可能成事，但機率應該不至於為零。2012年2月，林冠英就曾與蔡細歷辯論。無論如何，這並未改變成事的可能性極低的結論。
即便魏家祥和林冠英兩人真的進行議會外辯論，狠狠地打臉我這個假預言家，該辯論也可能毫無意義。
流程和規則之必要
魏家祥進行邀約時說：“1小時內，什麼課題都可以！”倘若議會外辯論真如他所提議的模式進行，就會毫無意義。
辯論的基本形式必須有明確的流程和規則，以及明確的主題和對立的立場。所謂的流程和規則是指，辯手在特定的時間裡可以或需要做什麼。
比如，在一場1小時的辯論裡，雙方各有30分鐘，而這30分鐘又進一步劃分為10分鐘開篇陳詞、5分鐘質詢答辯、5分鐘對辯以及10分鐘總結陳詞等4個回合。
這些流程和規則可以因應不同的辯論性質而進行調整和設計，可寬鬆可嚴謹，但決不能沒有。流程和規則是保障雙方討論有序進行的必要條件，不僅有利於辯手組織自己的主張和更有條理地呈現，也幫助聽眾接收辯論中的訊息，因為他們可以從流程和規則中事先了解，可以預期有什麼內容出現。比如，開篇陳詞時，聽眾可以預期雙方會把自己的主張完整呈現，質詢時則可能會看出雙方主張的一些邏輯和內容上的錯誤。最重要的是，辯論的主持人可以利用流程和規則約束雙方辯手，以免在辯論白熱化，出現互相干擾、打斷、無意義的攻擊、叫囂時，無人能夠提出強有力的理由制止。
沒有流程和規則的辯論，就有可能出現上段提及的亂象，令辯論變得毫無意義，甚至因此而消耗選民的注意力，浪費公共資源和輿論空間。
明確主題之必要
魏家祥這次挑戰林冠英，主要是因為兩人在沿海貿易政策議題上出現重大分歧。然而，魏家祥邀約時卻說“辯論什麼課題都可以”，可見他沒有意識到，框定明確的主題的重要性。
辯論與吹水閒聊最大的差別在於，辯論是以找到特定課題裡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中較好的一個為目的，閒聊、吹水、謾罵考慮的則是個人的感受和愉悅。
由於辯論的目的是找到“好”（good）或“對”（right），它所需要的態度和方法與一般的閒聊不同，往往比後者更認真和嚴肅，也需要動用更多的理性和思辨能力。唯有通過理性和思辨的檢驗，人才有辦法判斷何為“好”或“對”。
辯論的性質決定了它對論證的要求高於一般的交談，因此，辯論會盡可能撇除各種干擾和雜音，比如謾罵、人身攻擊、粗言穢語等沒有論證價值的言論。
其中，討論的失焦和離題也是對聽眾探討好和對的干擾，設計辯題時需要盡力避免。試想，當林冠英質問魏家祥有關沿海貿易政策的問題時，魏家祥卻扯去拉曼撥款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就會對聽眾造成混亂，而辯手也可以不必正面應對對方的質問，不必回答關鍵問題，討論難以深入。其結果就是，辯論並未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課題，遑論做出更合理的判斷。
因此，一場辯論是不能“什麼課題都可以”的。倘若魏家祥希望與林冠英的辯論有意義，就必須放棄畢其功於一役、一次過把過去被拒絕的幽怨宣洩出來的想法。兩位來日方長，這次就先集中辯論沿海貿易政策，其他的課題則留待後來吧。
結語
說了那麼多，重點在提醒兩位人民公僕，議會外辯論不是毫無成本的。你們領著優沃的薪資，享受著特權，凡事應以國民的利益為先，個人恩怨和意氣為後。要進行議會外辯論，就請認真和專業地進行，否則，就不要動不動邀約辯論，或者明明不想與對方辯論，卻不明確拒絕，等到媒體報導幾天，熱度退卻後就不了了之。兩位固然因此收穫了曝光率，可是卻浪費了公共資源。
同時，也希望大家理解，辯論不是口舌之爭，而是有意義的討論，是公共說理的重要工具。學習辯論也不僅僅是參加競技比賽，或者上綜藝節目那麼簡單，而是培養公民在民主社會裡有效議政的能力。
我國說理文化，無論議會內外，都不理想，辯論教育是民間其中一項糾正歪風的努力。兩位議員對待辯論的態度和表現與民間的努力背道而馳，令人們對辯論產生錯誤的理解，還望兩位認真反省，真誠改正。
刊於：≪當今大馬≫讀者來函
https://m.malaysiakini.com/letters/594316
分享會圓滿落幕，實在是有賴各方的努力。深齋辯論隊的孩子們做了不少事，否則我這個缺乏行動力的人還真未必能做成。
這場分享會在設計上有待改善，比如在進入正式的分享之前，我應該對余英時作簡單的介紹，否則年輕的學子未必聽過這號人物。此外，也應該在主講人分享完後，先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好幫助同學們把握重點。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調整的地方。
不過，即便我們設計較為粗糙，還是有很多同學出席，並且大部份都留守到最後，對此我心存感激。
有些話不方便在當場說，只好在分享會結束後，個人的臉書上發發牢騷，說一說為什麼我們非辦這樣的分享會不可。
我在文宣中引用了≪1984≫：誰掌握了過去，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就掌握了過去。
余英時先生無疑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研究的泰斗，他的學術成果，對我們更好、更正確地認識中國文化和歷史有重大的作用。也就是說，他掌握了中國的過去，也就是開啟中國未來的鑰匙。
然而，一般人掌握過去，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更好地開創美好的未來，但有的人（或組織），比如中國共產黨，也希望掌握過去，為自己的專制和暴政尋找正當性。
他們雖然掌握了現在，但由於馬列史觀的缺陷，加上資訊廣泛流通，令這種史觀和意識形態遭到多方的挑戰，他們並未完全掌握過去。這也是為什麼，余英時先生在生前，中共多次招攬，死後則不斷曲解和抹黑他。
中共無疑是掌握了很多資源，久而久之，有可能通過各種抹黑、曲解和謊言，令年輕人誤解或不再認識余英時先生。也通過不斷地洗腦，令新生代缺乏歷史觀念，無法從過去找到抵抗暴政和專制的理論資源。這不僅僅影響中國人，也影響大馬華社。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培養新生代的歷史觀，讓他們至少不會輕易被中共的政治宣傳矇騙。老一輩我們救不了，但可以救救孩子。
這是我非如此不可的最終原因。
最後，如果我認為辦余英時先生作品分享會是非常重要和有意義的，我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成效是什麼？
當我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在意成效的。而辦余英時先生作品分享會，在一般教書匠看來，完全是徒勞的，因為那麼複雜和艱深的學問，即便大人們都要花很長時間來消化，孩子們又怎麼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充分理解呢？
我的回答有兩層：
1. 我也不覺得一兩個小時孩子們就可以完全把握余英時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們能夠讓孩子們意識到課本中的歷史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世上還有許多更厲害的歷史學家，有更好的歷史敘述在等著他們發掘。讓他們知道世界之大，歷史的複雜，這才是分享會最重要的任務。
2. 我們不要小看年輕人，以為我們做不到，他們就一定不行。我帶深齋辯論的這一年裡就意識到，有些我做不來的事情，他們比我更有希望完成。而且，年輕人比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也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善用。他們終將會超越前代，比我們走得更遠、更前。他們的資源除了是越來越普及的科技，還有我們這些前輩。歷史就是後輩不斷超越前輩來推進的，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歷史的觀察。
我當初報考中六中文的原因主要出於熱情以及使命感。有熱情是因為真心喜歡中文和中國文化，使命感則源自中六中文存在著報考人數逐年遞減的危機，覺得華裔子弟應當支持中文教育，在此時應挺身而出。當時我不理解這種使命感從何而來，後來知道那是華人民族主義的產物。
民族主義很多時候會蒙蔽理性，影響判斷。幸運的是，我的興趣剛好與華人民族主義推導出來的判斷相契合，因此不後悔當初的判斷。倘若我當初的興趣與華人民族主義相悖，我可能會感到痛苦和糾結，也可能會作出錯誤的判斷，選擇了不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現在回想，因為華人民族主義而報讀中六中文並不可取。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它不利於我深入研究中文知識，令中國文化去蕪存菁的過程充滿阻力。
然而，一直以來，華社始終以華人民族主義的語言進行宣傳，試圖以此提振中六中文報考人數。事實證明這策略並不奏效，報考人數依然每年遞減。本文嘗試說明華人民族主義對中文研究和教育的負面影響，以及論證華人民族主義宣傳手法的問題，進而呼籲華社調整策略。
本位視角與優越感
華人民族主義訴諸危機，塑造敵人，通過共同體的想像鎖定我們的視角，令我們思考時從華人本位出發。諸如“中六中文報考人數逐年遞減”、“沒人報考中文母語教育就會被消滅”、“華人就該捍衛華教”等宣傳口號，都是例子。
為了強化危機論述，華人民族主義也必須渲染民族優越感。只有優秀的東西面臨被摧殘的命運，挺身而出的主人公才有英雄般崇高的使命感。為了突顯優越，除了倡導“中華五千年歷史”等具有爭議的歷史判斷，也難免出現貶低其他文明的觀念，“中華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質文明”等誤判正是一例。
從中文研究和教育的發展來看，本位視角和民族優越感令我們傲慢和自滿，不屑學習和借鑒世界的其他文化資源，固步自封。
我上大學前以及大學的第一年，只知有國學而不知有漢學（Sinology），更不知這些非中國籍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化、歷史、政治、思想、文學等知識領域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貢獻。
這固然是教學中很少引用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對學界最新的研究也不敏感，但即便我知道了這些學者的存在，開始時依然相當抵觸。我當時認為，中國人最懂中國，華人最懂華人，非中國人研究中國的知識，不足掛齒。
當然，這想法是錯的。實際上，現下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成果，都是來自漢學家。他們從其他文化的視角觀察中國，反而看到了比中國人本身更多的東西，有了比較的視野，風景就更加遼闊。
說到底，本位視角和民族優越感限制了我的想像，讓我坐井觀天，少了換位思考的能力，難以從其他文化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化。此外，優越感令我們對自己文化的批判變得更加困難，也難以接受與其他文化比較，去蕪存菁。
其結果就是，我做中文研究時自絕於世界，不論好的壞的，照單全收，雜質累積越來越多，遂成醬缸，惡臭難當。
朱熹詩曰：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識的累積除了要有寬大的視野，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也要虛懷若谷，隨時準備批判和修正自己的弱點。活水是流動的，而流動的水，除了有源源不絕的新水，也在持續地沖走污水。
若華社真心希望中六中文課程有基本的知性吸引力，就應該摒棄以華人民族主義的號召來吸引學生，減少產出像大一時期的我那樣的學生，並確保課程採用多元文化視角，鼓勵批判思維。當人們問起報讀中六中文有什麼意義時，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的課程可以培養多元文化視角和批判思維！
沒錯，這不是學中六中文的專有好處，中六中文課只是獲得這好處的多種方法之一，但是中六中文至少有拿得上檯面的好處了。
民族主義宣傳效益的式微
在全球化時代，華人民族主義的宣傳效益會逐漸式微，號召力會越來越弱。
當代年輕人比前人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以及文化，尤其是日韓英美的文化輸出，更深刻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當他們看見許多優秀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元素又成為了他們生命和回憶的重要組成時，本位視角和民族優越感就不容易說服他們。
同時，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觀也將成為他們人生的底色。當他們了解了個人自主，民族大義等道德綁架對他們的影響力就會小很多。他們知道人生是自己的，自己有權決定自己要怎麼活，不是為了實現民族大義的工具。
華人民族主義宣傳手段不僅對華裔學子的號召力會隨著全球化而逐漸衰弱，對華人以外的族群更毫無吸引力，甚至引起反感。
不要以為我們可以不考慮其他族群的想法，看了以下數據就會明白，延續中六中文課程的生命，很有可能需要靠非華裔大馬同胞。
根據前教育部長莫哈末拉茲公佈的數據，非華裔在我國華校的佔比在過去10年內持續增長。其中，巫裔學生在2010年只佔華校生的9.5%，2020年時增加至15.3%；印裔學生在2010年只佔華校生的1.7%，2020年時增加至2.8%。這也意味著，華裔學生在華校的佔比在這10年來有所下滑。
這趨勢說明了，我們可以爭取報讀中六中文的華裔生越來越少，華人民族主義的宣傳手法將越來越無用武之地。
基本盤的流逝，加上不利於開拓新的市場，華人民族主義的宣傳手段除了是熱愛華文的老師們不懂得因時制宜的體現，也顯示了空有熱情不足以解決問題。
改變現況的熱情不可或缺，但熱情之上的策略和現實考量才是改變現況的關鍵。我們應該制定什麼樣的宣傳策略，是需要繼續摸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摒棄華人民族主義的宣傳手法是改變的第一步。
*自覺寫得沒有太糟糕，但投了兩家媒體都沒有被採納，有點不甘心，也只能接受。姑且收錄在這裡，算是個公開的平台，給自己一個安慰。
20210724
看著大家分享東奧開幕的點滴，有人說這次的奧運開幕令人感動，有讓醫護傳遞火炬，有人分享台灣終於以台灣的名字進場且排在中國之前，還有分享一些相關的趣聞，感覺錯過了很多。
我沒有看奧運會的習慣，但還是在尾聲點進去看，看到的是日本女子網球選手點燃火炬，以及煙花的放送。
那些感動的片段，希望日後可以在YouTube觀賞，真切地感受一下，但看著煙花以及如此宏大的場景，在充滿末世氣氛的時期，還是有點激動。
我深知這開幕的不易，日本政府承受的壓力與風險非同一般。看到大家的分享，大概確定這開幕至少是得體和成功的。能夠在如此艱鉅的情況下為世界帶來一場盛會，很難不激動。
然而，我更加擔憂，這會令日本疫情，乃至全球疫情再度爆發。目前，奧運村已經傳出了不少確診案例，若不小心應對，很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此不得不譴責國際奧運委員會。我知道，日本政府在此刻辦奧運會是趕鴨子上架，趕鴨子的人就是奧委會。若東奧會發生重大的疫情爆發，罪魁禍首必定是奧委會。
20210725
看著人們對奧運記憶的分享，我感覺自己錯過了很多珍貴的東西，但同時又得到了許多，彷彿看見自己置身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看見過去與未來，又什麼也看不清，把握不住。
我印象中的奧運，只停留在08年的北京奧運，當時跟家人一起看開幕，只記得家人都很激動和驚艷，而我還懵懵懂懂，看不出什麼來，只覺得很熱鬧。之後就再也沒有留意奧運了。
日本文化是我非常喜歡的文化之一，可是我長久以來對奧運的冷感，加上本身並不贊成在此刻舉辦奧運，工作又出現許多變數，異常煩躁，令我再次錯過奧運開幕。
希望下次可以多注意些，就如分享的文章提及的，奧運不單純看運動，開幕也不單純看國家大撒錢，裡面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東西。
20210725
大馬奧運酸民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我國人民素質低劣，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的體育教育的失敗。我們連欣賞體育賽事的最基本態度和視野都沒有普及。
比賽總有失敗者，連最強的選手也難免落敗。苛刻地要求代表國家的選手必須勝利，否則就嗤之以鼻，冷嘲熱諷，是一種不懂競賽的體現。
他們不明白，比賽千變萬化，除了個人實力還有許多認為無法控制的因素會左右賽局。單純地把勝負歸咎於選手的實力，毫無道理。
反之，勝利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因素，更多時候是團隊的比拼。現代競技更是如此。除了基礎設施和專業教練，有條件的隊伍還有大數據分析團隊、營養團隊等，幫助選手最大程度地發揮實力和優勢，或減少自己的劣勢。可以說團隊的優劣對競賽結果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這些酸民並不懂得享受比賽。他們不管比賽精不精彩、展現了多麼精湛的技藝、執行了多麼巧妙的策略。這些比賽的細節，即便最後結果不如人意，還是能夠激動人心。
我以前也不會這些的，但參加夠多的競賽，接觸夠多的競賽，對競賽有夠多的理解後，就慢慢明白了。這不禁令我思考：這些酸民是否從未真正接觸過比賽，投入過與人競技的過程？
或許，他們接觸過最多的競技，都是與錢財相關的賭博吧。然而，輸打贏要，是連真正的賭徒都不屑做的，可見奧運酸民之低劣，筆墨難描。
20210726
日本乒乓、香港劍擊、韓國射箭、台灣柔道等接連報捷，每次都會忍不住想，幸好不是中國。看到中國隊伍落敗，會有些高興。
我不怎麼關注這些體育新聞，但它們就是出現了，而我也看見了，並誠實地作出上段的反應。我不禁思考，為什麼？
我覺得很簡單，道理跟不希望故事中的大反派贏是一樣的。我喜歡處於弱勢的善人，通過努力和勇氣，與大反派對抗，並且最終獲勝。我希望好人能夠有更多的好結果，反派，我不會希望他們多一點失敗，但我不希望反派有更多的談資，有更多的資源在世界上囂張。
很幼稚，但這就是真實的反應。還記得現代競技不只是選手的戰鬥，而是團隊的角力嗎？我對選手沒有惡意，但我憎惡他們背後的團隊，他們的國家。那一點敬意是留給選手的，隨意壓抑了想中國隊輸多一點的想法。
20210727
奧運這種規模的盛典，在疫情中令人倍感激動。困在家久了，世界彷彿逐漸與自己隔絕，而奧運的世界性質能夠令我們感到與世界連接。
此外，運動員奮鬥的身姿與背後的故事，非常熱血，比所謂的激勵講師更能鼓舞人心，也更令人感動。偶爾看見不同國家的運動員和睦相處，更令人想起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對走出疫情感到期待，對疫情荒廢的時光感到遺憾和惋惜。
另一邊廂，我國國會令我特別煩躁甚至憤怒。這次的特別會議只有區區的5天，而我國的防疫政策有很多缺口需要防堵和改良。然而，第一天的國會，朝野議員就出現了罵戰，還要是毫無意義的罵戰。
罵政府有用，我們早就走出疫情了啦，還要開國會幹啥？不然你以為那些平常在咖啡店吹水的大叔MCO期間在做什麼？何況，罵對方是走狗、罵巫統不敢發聲之類的有什麼意義？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有效的防疫政策，而國會朝野該做的是好好提出建議並進行辯論。
政府爛不用在野黨一再提醒，我們可能比你們更清楚，人們受到的苦難可比你們議員多了去。所以，在野黨不要再強調一個眾所周知的事情了，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吧拜託。
我們這樣下去，何時才能走出疫情，好好地生活啊？
20210728
看到亞洲（ex中國）運動員拿獎，感到很開心。其中，港台的運動員感覺特別親切，看到他們得獎會有一些感動，那是來自文化認同。
很多運動員我之前都不認識，現在認識了。他們的故事，在這麼壓抑的時刻也振奮了我。
目前，我正在等待男子排球。我之前看排球少年時有關注日本排球，看到西田的spikes，超帥。希望日本男子排球能夠拿獎啊！
這裡多說一點，港台日韓的文化輸出，我始終認為是亞洲地區最強的。對我而言，這些文化對我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中國，所以才會對這些文明的選手更加親切。
這或許跟一般人很不一樣，一般人會認為中國的文化輸出是亞洲地區最強的。然而，我所接收到現代中國的文化輸出是很膚淺、庸俗和殘酷的。雖然通過強勢的宣傳機器能夠稱霸一時，但我相信經過歲月的洗禮，能夠留下來的必定是那些最親和、有底蘊和內涵的文化，而這些是中國目前很難做到的。
中國文化輸出的膚淺和庸俗，源自於它的低級抄襲、極端利益導向以及不斷吃老本。對人權和現代價值的忽視，也令人感到殘酷。它們無匹的傲慢令他們不斷武裝脆弱的自尊，通過不斷刺痛和貶低別人獲得優越感，於是大家都孤立它。這種封閉的文化，遲早惡臭難聞，是為醬缸。
文化輸出，是令人心生嚮往。醬缸文化，鬼才會嚮往。
20210729
關注了那麼多港台日韓運動員，是時候把注意力分配給大馬運動員了。
一直以來，對大馬運動員沒有太大的親切感，對大馬共同體的想像也很薄弱，對於他們的成功和失敗，感覺都不深刻。我想，這是因為大馬不像港台那樣有故事，也不如日韓那樣有情懷，而文化上的認同也更親近港台日韓。
對我而言，大馬的情況跟其他國家是一樣的，就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只是我身在其中，多了一點點在乎。那感覺很奇妙，平日再怎麼無感，當身邊的人都關注時，自己也會不自覺地在意起來。當年看李宗偉是這樣，今天關注李梓嘉的比賽也是如此。
當然，那也只是一點點，始終沒有感動到熱淚盈眶的程度。或許，我是個不稱職的大馬公民。不過，看著我國的現況，對國家有疏離感似乎也情有可原。看看，疫情不知何時方休，政壇又風起雲湧了。
20210731
東奧會羽球男雙真是雙喜臨門。
大馬羽球男雙得銅牌，我不會覺得很自豪，因為我沒有提供他們實際的支援，甚至沒有很注意他們。但是，我還是會覺得有點開心，替他們開心，因為他們得償所願，他們的努力和奮鬥有了回報。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在大馬如此糟糕的時刻，一枚獎牌的榮耀，多少都會提振人民的心情。
我對大馬運動員沒有特別深刻的感覺，但覺得對自己的國籍有較多的義務，所以寫在前面，以示恭賀。
令人激動的是台灣羽球男雙戰勝了中國選手。中國持續打壓台灣，這次勝利還真有出了一口惡氣的痛快。
他們為台灣取得榮耀，讓世界看見台灣，而且是比中國更好的台灣。他們讓世界看見，台灣不是屈居中國之下，不是中國的附庸。他們實現的，是千千萬萬個台灣人的願景。當然，那也是他們作為台灣運動員的最大心願。
更重要的是，台灣與中國一起站上獎台，無論如何都無法否認，中國和台灣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雖然不喜歡中國，但看到中國羽球男雙選手輸給台灣後立即被自己的國民羞辱，就覺得難受。
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失敗了國民會支持和體諒，至少會給予最低程度的尊重。落敗的選手比誰都難受，有了國民理解，令他們在痛苦中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不只他們本國人民，同場競技的選手也會互相鼓勵扶持和祝福，不同國籍的人民也懂得欣賞他國的運動員。香港、台灣、大馬、日本、韓國，都是如此。
當然，每個地方都有酸民和不懂得尊重人的垃圾，但總有正常人會站出來保護運動員，為他們說一句人話。但是，中國的特色與自由世界截然相反。
即使中國羽球男雙奪得銀牌，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不僅沒得到本國人民的祝福，反而引來一堆謾罵和羞辱。他們只輸了一場，之前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人們都視而不見。對中國運動員來說，失敗的代價很沉重，在場上的壓力有多大，難以想像，而跌倒了，恐怕很難站起來。
我不喜歡中國，我希望他們的對手勝利，但我不想落井下石，他們已經很難受了，我自己開心就好，無需令他們更難受。中國人可以沒有體育精神，可以沒有同理心，自由世界的人不可以沒有。
20210809
東京奧運會終於結束了。我不禁想起學生時代的運動會，閉幕後人群逐漸散去的感覺。那種淡淡的惆悵，好懷念。
雖然奧運會的後段，我投放的注意力少了，但這次的奧運對於我來說卻依然印象深刻。我想，這與疫情的大背景不無關係。
疫情期間，我們的社交活動大幅度減少，聚集志同道合的人的場面，比如運動會、辯論會、演唱會等活動在這接近兩年的時間內完全缺席。少了這些活動，整個人感覺與世隔絕，或者說，有一種類似孤寂的感覺籠罩身心。
在這種時候，東京奧運的出現無疑填補了這方面的需要。
開幕儀式雖然比之前稍顯冷清，但在沉寂許久的世界中，已經是難得的盛況。此外，運動員的拼搏與奮鬥，他們的體育精神，為頹喪的我注入一絲活力。
他們之中有的人的故事，觸碰了我的心弦。身處危機之中近兩年，內心比平時更敏感，對人間有更多的眷戀，情緒也更容易產生波動。
看著各國運動員同場競技，場外惺惺相惜，相互鼓勵，溫馨交流的故事和報導，也令我感到羨慕。那種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的過程，好久沒看見了。
這其中有羨慕，很渴望有一些聚集志同道合者的場合，可以參與其中，感受自己是某一個群體。然而，更多的其實是感慨。
回顧自己的狀況，清冷而孤寂，生活也沒多少樂趣，工作更是找不到意義。那是一種看著別人喝雞湯，自己只能喝冷水的感覺。
更令人惆悵的是，奧運會結束了。學生時代的運動會開頭總是充滿活力，參加各種比賽和活動，為朋友吶喊，或者到處閒逛買東西吃，跟朋友一起玩耍。到了尾聲，精疲力盡，熱鬧的氣氛逐漸冷卻，也要與朋友分別，各自回家了。
那種曲終人散的感覺，我不知道怎麼描述，但我猜想，那是一種與人斷開連接，回到寂寞的狀態吧。
大馬冠狀病毒病（COVID-19）單日確診病例突破萬宗，死亡人數已多日過百，2021年GDP增長預測多次下調，從年頭的6%至如今的4%。這是經過數月的緊急狀態和多次的行管令後所達到的結果，即便以最寬鬆的標準來看，政府的防疫政策也很難說是成功的。
防疫政策的失敗有許多成因，如何改良或許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沒有爭議的是首相慕尤丁必須現在下台為防疫失敗負責，也為了換有能力的人上台，解決當前的燃眉之急。
這是目前大部份要求慕尤丁下台的民眾所訴諸的理由。這理由非常明確和正當，也不難理解其中的迫切性。畢竟，繼續讓屍位素餐的首相和部長們主持抗疫，大概跟抱薪救火沒兩樣。
我不打算反對馬西亞丁下台的訴求，但我希望大家能夠多想一層：慕尤丁下台之後，讓誰上台？
這似乎是大家不怎麼討論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不是隨便指一個黨魁或政治大咔就可以回答的。這個人的上台是基於解決我國燃眉之急的需要，所以，這個人除了要有威望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有能力提出替代方案，針對現有的防疫漏洞提出改良。
如若不然，在現在這種形勢進行權力的交換並無多大意義，甚至有可能導致更多的問題。
解散政府後，各方勢力又要進行一系列的權力鬥爭，尤其是目前沒有一個政黨或聯盟能夠獨力組成政府，這場鬥爭何時能夠有結果，恐怕難以預料。就算幾經波折之後終於組成了政府，新上任的內閣成員也可能需要重新熟悉部門的運作，什麼時候能適應，又是一個令人為難的問題。
諸如此類，無不是對解決防疫問題的干擾。到頭來，我們的防疫工作有可能會變得更糟糕。
其實，上述弊害是伴隨在“疫情瀕臨失控時發生政權輪替”而來的。然而，這不等於不能或不應該讓慕尤丁政府下台。
上述弊害，是可以通過儘早提出“防疫替代政策”緩解的。這樣雖然還是會為防疫工作帶來干擾，但至少比毫無準備更好。
因此，作為倡議慕尤丁政府下台的議員或政治聯盟，應該儘早制定替代方案，不要一面口口聲聲說是為了防疫而推翻慕尤丁政府，一面卻對此毫無準備。
而人民，也應該在要求慕尤丁下台之餘，提出這些要求。否則，除了讓慕尤丁難堪，出心中的一口惡氣外，對防疫沒有實質幫助。你們要慕尤丁下台的目的，反而沒辦法達到了。
刊登於：≪當今大馬≫讀者來函
https://m.malaysiakini.com/letters/583156
我向來很少看中國連續劇，最近卻在機緣巧合下看了御賜小仵作。這是一部小成本製作，但製作精良用心，無論劇本或演員，都比最近流行的中國劇好。
這部劇的優秀，我不懂評，但我想分享劇中的故事，說明我為何喜歡。
故事是這樣的
話說十幾年前，西南地區發生兵變。男主小金魚的父親大金魚被皇帝派去處理叛亂。叛亂最終被平定，但大金魚一去不復返。由於死不見屍，小金魚並未放棄父親仍在世的希望。
十多年過去了，小金魚長大成人，繼承父親爵位（平亂有功被追封），並執掌朝廷最高司法機構三法司。十多年來，他熟讀大金魚留下的手札，學習其中的教誨，成了公正無私、耿直善良的刑獄官。
女主小仵作來自西南，進京參加三法司的仵作考試時與小金魚結緣。小仵作身上帶著一塊玉墜，是大金魚給小仵作的東西。
原來大金魚當年沒有死，而是流落在西南一處偏遠的小鎮，也就是小仵作的家鄉。在那裡，他隱姓埋名，成了當地的巫醫，經常講玉面判官（理想型刑獄官）的故事給小仵作聽。然而，他在小仵作進京前幾年已不知去向，再次失踪。
隨著故事推進，小金魚逐漸從小仵作身上得出大金魚的消息，於是主角團一行人向西南進發，解開大金魚失踪多年之謎。
小金魚在西南不斷破解大金魚留下的線索，終於在一處深山泥沼裡找到了他。大金魚第二次失踪是因為自沉於泥沼。隨著大金魚重見天日，十多年前他失踪的真相得以解開。
那年，大金魚明面上是奉旨去西南平亂，實際是帶著皇帝的密旨，去請西南節度使帶兵勤王。當時，宦官把持朝政，皇帝有心拔除宦官勢力。
可惜宦官勢力更勝一籌，洞察了皇帝的心思，直接代傳皇帝聖旨，帶兵半路剿滅勤王之師。大金魚也在獵殺之列，但他僥倖逃脫，才有了後來流落西南的故事。
勤王之師被剿滅，更被指控為無詔起兵，定下謀反的罪名。忠義之魂不僅出師未捷身先死，還蒙上不白之冤，他們的家眷、兄弟、朋友，皆受牽連，慘遭屠戮。小仵作是僥倖生還的義軍遺後。
事後宦官依然大權在握，這些冤情被掩蓋了十幾年，直到小金魚尋回大金魚的屍身，破譯了他留下的密文，才大白於天下。
老套路的魅力
說了那麼多，怎麼看都是個非常老套的故事。有人含冤而死，正直的刑獄官鍥而不捨地追查，終於讓真相大白，死者沉冤得雪。這不是包青天那類故事嗎？有什麼特別？
確實沒什麼特別，但這種不特別的敘事能夠反复使用，以至於讓人意識到那是一種老套路，不也意味著這樣的敘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擁有某種跨時代的價值，為人們所接受呢？
這種包青天類型的敘事所體現的價值，其實呼應了我們內心深處對真相和亞里斯多德式正義（予人其所當得，giving each person his due or what he deserves）的追求。真相與予人其所當得互為表裡，因為要知道一個人應該獲得什麼評價，應該獎勵還是懲罰，應該讚賞還是譴責，首先要對相關的人、事和物有所了解。
因此，在得知義軍被壞人陷害、剿滅、屠戮的真相時，我會因之前接受他們是叛軍的定義而感到愧疚，因為我自覺給予了他們不當的評價，並且我會對蒙蔽真相、誤導我的人感到憤怒。
同時，我也意識到故事裡許多人和我了解真相前一樣，對他們的冤情一無所知，也接受了他們的污名，給予他們不當的評價。因此，我會熱切希望小金魚為他們翻案平反，讓大家都知道，他們不是當權者口中的反賊、叛徒、暴民。反之，他們是一群真正的愛國者，為國家和人民犧牲，嘗試令他們所熱愛的地方變得更好。
從對這批人毫無共情，覺得他們就是亂臣賊子，不值得關注，到得知真相後的愧疚、憐憫、同情，和熱切地希望他們的冤情能大白於天下，還他們公道，情感轉變劇烈，所以會如此動容。
就算是老套路，只要用心去做，還是能讓人感受到老套路的魅力的。就算看了很多次英雄戰勝邪惡的故事，只要用心去做，還是會喜歡的。
追求與保存真相
這部劇另一個值得讚賞的地方，是展現出真相的魅力。這魅力有追求和保存兩面。
義軍和大金魚冤情得以大白，主要是小金魚對真相的執著。在求真的過程中，不是毫無風險和代價的。比如，他追求的真相是壓垮當朝權宦權力正當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們極力想掩蓋過去，因為一旦真相大白，讓他們做過的惡行為天下人所知道，他們就不能繼續裝好人，只能變成徹底的壞人。壞人是不會得到人們的支持的。人們或許會懼怕他，但也有會反抗他的。
因此，小金魚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經常面臨被刺殺的風險。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下去，這份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敬佩。
此外，小金魚思慮縝密，做事冷靜，抽絲剝繭，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體現出他不僅精神可取，方法和態度也足可借鑒。
然而，只有追求真相的本領和精神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人認真地保存真相。如果沒有能夠佐證真相的證據保存下來，沒有事件的記錄，那求真最後也只能求幾個假說和推想，甚至從一開始就無從追求。
大金魚作為清楚事件原委的最後生還者，他為保存真相盡了最大的努力。
所謂的保存，不僅僅是把既有的證據收好，還要意識到這些證據是有可能被摧毀的。此外，也要意識到自己未必有那麼長命見到真相大白、沉冤得雪的時候。就算能夠，也要為後世留記錄，讓後世以史為鑑。因此，保存真相就意味著要預先佈置層層防護措施。
比如，大金魚把事件的相關記錄和自己的證詞用密語記錄在不容易破損的皮或布上，當然也要記得把破譯密語的方法一起收藏。密語的門檻不能太低，否則很容易被破解，也不能太高，否則沒人看得懂。
他把皇帝的密旨保存在蠟丸之中，吞進體內。最後，他為了保存自己的屍身以便日後法證檢驗，也保護體內的蠟丸，於是用防水的油布把自己一層一層包起來，來個中國版的木乃伊，然後自沉於泥沼中。
結語
御賜小仵作是中國近期少有的好製作，推薦大家去看看。不過，我前文劇透了那麼多，想必有些讀者會覺得，都已經知道故事情節了，什麼期待都沒有了，還看個屁。
然而，御賜小仵作的定位是一部甜寵劇，重點是看角色之間的情感和互動，上述劇情只是為了令角色感情的推進更合理的存在罷了。主線劇情不想看，就看看甜蜜的互動吧！
在這樣時候寫這樣的文章，難免有點別樣的情懷。但我要強調，這是一部連續劇的觀後感而已。真的。
近幾年，因為工作和參與有的沒的活動，不是在盼望著事件的來臨，就是因為太累而沉淪在當下，只想放空或找各種娛樂填滿。總之，甚少靜下心來。
當真的靜下心來，卻覺得可怕。想起過去，令我恐懼地喘不過氣來。那種感覺，是不斷失去的感覺。
過去的生活，不管好與不好，都已經回不去了。身邊的人事物全都變了，尤其是我的家。更可怕的是，這些回憶也暴露在時間的侵襲下，隨時淡化消失。
這時候，會有把腦海裡的一切記錄下來的衝動，但隨即一股無力感充斥靈魂。
首先就是時間有限的惡性循環，令我懷疑我怎麼寫得了那麼多呢？哪來的閒暇？其次是能力，我懷疑我的文字有辦法記錄那複雜的過去。最後，許多遺憾和後悔，許多美好與完滿，裡邊的情緒多麼澎湃洶湧，心臟好像承受不住，光努力回想一兩次，就已經花光了力氣，要記錄下來，則要無數次的回憶，我怎麼可能做到？
其實，也沒那麼戲劇化，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與自己對話，消化那些澎湃的情緒而已。但這就是個永遠解不開的結。
追根究底，要工作就注定沒時間。而不工作也不會有更多的閒暇，周遭的人和環境會不斷令你更加焦慮，因為我們就是活在一個沒有錢就差不多會死的世界。
我已經漸漸失去回想過去的能力，展望未來也逐漸不行了。打工哪有什麼未來？更準確的說，打工只有固定的幾種未來，可惜的是，都不是我想要的。
年輕時，即便對未來一無所知，迷茫不已，人生階段的感覺還是有鼓舞前進的作用。小學過後知道可以上中學，中學過後是中六，然後是大學。
這些階段不長不短，但都觸手可及。雖然這些階段裡的美好有終點，甚是遺憾，但不好的事情也很快能拋下，進入下一階段。但大學後就沒有什麼人生階段的感覺了，反正進入了一個叫做大人的世界，眼前展現的是一片荒漠。荒漠有個特點，就是黃沙比綠洲多。
半夜三更的，忽然從床鋪裡起來寫這些什麼鬼，不為別的，就因為忽然進入了一片寂靜的時刻，想起過去，還有明天要上班。
永遠不會變多的金錢，永遠不會變好的世界，永遠困在一個庸俗不堪的生活裡，這就是存在的詛咒。
現代戰爭制勝關鍵已經不是誰的武器更多、殺傷力更強了。現代戰爭打的就是資訊戰，誰能掌握先機，誰就掌握了戰局。商場如戰場，商人都喜歡談未來趨勢，正是因為他們逐漸意識到了這一點。
說起未來趨勢，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走勢，但現代最關鍵的領域走勢，可能要數能源領域。
能源是文明之本，一切的發展，其實都與能源的使用息息相關。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是石油天然氣，誰掌握了“黑金”，就執天下之牛耳。然而，石油天然氣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按照目前的開採和使用率，預計2060年左右就會枯竭。此外，溫室效應導致的全球氣候變遷也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減碳排放已經成為多國的發展指標之一。因此，對能源領域而言，最關鍵的就是尋找替代方案，而再生能源，就是能源領域未來的大勢所趨。
雖然，再生能源不是什麼新鮮課題，但人們對其知之甚少，至少，在大馬是這樣。《資匯》有幸專訪太陽能公司Plus Solar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員許傳真，希望他的分享能幫助我們更了解大馬再生能源市場的現況和趨勢。
再生能源的三大趨勢
許傳真認為，“未來能源趨勢可分為3個D，分別是De-carbonized（去碳化）、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和Digitalized（數碼化）。”
所謂的去碳化是指未來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注重減少碳排放量，換言之，企業已逐漸意識意識到溫室效應對人類帶來的危機，並重新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目前，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是許多公司的發展指標之一。根據匯豐銀行公佈的數據，邁入2021年，有65%的大馬商家維持或更加重視業務的可持續發展，94%的大馬商家贊同改變營運模式以符合環保理念的需要。
許傳真也指出，部分銀行甚至不再為從事煤火發電的公司進行融資或貸款。匯豐銀行就曾於2020年推出優先考量有助於全球經濟達致零碳淨排放的融資與投資計劃，該計劃預計在2030年為這方面提供7500億至1兆美元的融資。此外，國油和國能這些能源公司也逐漸重視並投資再生能源，凸顯了去碳化的勢不可擋。
所謂的去中心化是指電力的使用逐漸減少對中央供電的依賴，實現自給自足。目前，大馬太陽能發電正逐漸使這趨勢成為可能。在家居甚至商場安裝太陽能光伏板，通過太陽能發電，就能滿足居家能耗的部分需求。
相對依賴中央供電，這或許在某程度上是更可靠的電供選擇，特別是在偏遠的、供電不穩定的地區。此外，去中心化的供電也會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如果由中央供電，發電廠可能離我們很遠，在電力傳輸的過程中，會有30到40%的電力因此而流失掉。但如果是使用太陽能光伏板發電，就安裝在屋頂上，相隔那幾米，電力的流失就會大大減少。”許傳真解釋道。
數碼化同樣有利於提升能耗效益。“通過軟件的監控，我們能夠精準地掌握用電量，就像現在的智能手錶。”這有什麼好處呢？一般家庭可能意義不大，但對工廠來說，有可能因此提升營運效益。“比如說，管理員能夠掌握生產線的能耗數據，從而對生產線進行優化。”
這對再生能源尤其重要。“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能，都仰賴外在條件，這就導致電力的生產相對不穩定。要保證電供的穩定，就需要一個智能電網幫助管理和調節電供。”
雖然再生能源是大勢所趨，三大趨勢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但目前似乎還遠遠未到理想的狀態。
許傳真認為，“以太陽能而言，大馬目前尚在非常初步的階段。”太陽能在大馬已經算是發展最好的再生能源了。“但在未來10到15年會成為重要的能源之一。”雖然如此，許傳真認為以當前的發展來看，再生能源暫時無法全面取代油、氣、煤的火力發電，我國的電力系統更大的可能是發展成混合發電。按照估算，大馬預計在2030年達成20%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未來也許會進一步提高。
技術挑戰
然而，要達致這個目標卻不容易，仍有許多努力需要完成。這些問題可分成3個面向，分別是技術的挑戰、普及的困難和市場需要進一步開放。
首先說技術層面的挑戰。如前所述，再生能源電供會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比如陰天雨天，導致太陽能發電效率降低，這就需要一套智能系統去操作，進行調節，保證電供的穩定。這意味著，大馬的電網需要進一步升級成智能電網。除了軟件系統外，還包括了許多基建發展要進行。
我國在這方面雖然相對落後，但所幸有一些國家可以參考，比如德國和中國，在部分地區就有智能電網管理電供。事實上，Plus Solar公司本身也自主開發了一款電力智能管理平台（Smart Energy Measuring Platform）的軟件。因此，克服這項挑戰指日可待。
除了電力管理系統外，許傳真認為太陽能下一個最重要的技術發展將會是儲能系統。目前的儲能系統技術尚不成熟，容量偏低，主要原因是使用並未普及，價格相對較高，研發的吸引力也相對較低。再生能源若沒有足夠強大的儲能系統，產生的能量很可能會輕易地流失，也更加仰賴外在條件而不穩定。以太陽能為例，若能夠有效地儲藏能量，即使在陰天雨天，也可以使用之前在晴天時儲存下來的太陽能電力，減少天氣對太陽能電供的影響。
許傳真預計，儲能系統在未來5年或有所突破，關鍵在於電動汽車（EV）的發展。“電動汽車與再生能源同樣面對在儲能系統上的問題。但隨著電動汽車逐漸被更多人使用，有了更多的研發和發展，其儲能系統的難題終究會被解決，再生能源也會因此受益。”
普及的難題
為什麼再生能源有那麼多好處，大馬到現在仍不普及？這或許與我國的電費結構有關。
許傳真說，“我國的天然資源（石油天然氣）相當豐富，用以發電，令我們的電費相對便宜。事實上，大馬的電費比世界上多數國家都低。這對國民是福音，對再生能源商家就是挑戰了。”以2018年的數據來看，大馬電費是全球第4低，僅高於瑞典、中國和台灣3個國家。“由於再生能源仍處於初始階段，價格高企，很難與低價的傳統發電競爭。國人對再生能源興致缺缺，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我們無需沮喪，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價格會逐漸回落。以太陽能為例，“10年前安裝太陽能光伏板，每瓦（W）可能需要10令吉左右，現在每瓦價格在4到5令吉之間，1千瓦（kW）的光伏板便是4000到5000令吉。”從電費來看，也已經逐步縮小與傳統發電的差距，目前相差無幾。
許傳真更指安裝太陽能是個不錯的投資，“一般而言，安裝太陽能的費用在3年內就可以回本，而太陽能光伏板的保修期長達25年，也就是說，接下來20多年的電費都省下了。對公司和廠商而言，甚至能得到政府的稅務減免，最高甚至可以減免48%，內部收益率（IRR）也在20%左右。”隨著時間的推進，相信再生能源終能與傳統發電競爭。
大馬能源市場需進一步開放
最後的挑戰在於能源市場的不夠開放，導致私營公司進入能源市場的興趣不高。目前，能源市場都是國營公司主導，私營公司很難與之競爭，上文提及的電費結構即是結果之一。若沒有私營公司進入，國營公司沒多少競爭，那再生能源相關的技術進展也就會相對滯後，價格和服務之間也會因為少了競爭而無法進一步優化。
這不是說政府對再生能源毫無作為，而是做得不夠多，還能做得更好。實際上，政府對再生能源的投入是有目共睹的。從稅務的減免，到淨電能計量計劃（NEM），再到大型太陽能計劃（LSS），都可以看出政府逐漸注重再生能源的發展。為了達致2030年再生能源佔國家總發電的20%，政府預計將投入330億令吉。
除了開放能源市場，許傳真也認為，既有的再生能源計劃可以進一步擴大或優化，比如擴大淨電能計量計劃（NEM）的固打。NEM3.0的固打為500兆瓦（MW），但其實這個頂限是NEM和NEM2.0時設下的，目前太陽能的潛力應該可以超過500兆瓦，甚至上探1吉瓦（GW，等於1000兆瓦）。
總體而言，大馬的再生能源前景可期，是朝陽企業。
Plus Solar的未來
作為太陽能的先驅者之一，Plus Solar未來的發展也令人期待。
許傳真透露，公司在未來將有更多的嘗試和發展，而且這些發展不止於太陽能而已，還會涉及其他技術的開發和投資，比如電力管理軟件等。另外，儲能系統的研發和投資也將會是其中一個著重點。
既有的業務方面，當然會繼續維持。他也表示，接下來會逐漸放眼海外市場，比如在越南等國家擴張。他說，那裡工廠多，應該有不少商機。
詢及Plus Solar未來會否上市，許傳真不排除這個可能，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打造有價值的商品和服務予客戶。
刊於≪資匯≫第626期。
今天與朋友爬山，遇到一件事久久不能平靜。
一個約莫10歲甚至更小的妹妹跟著她其餘3個兄弟姐妹，一同爬上一處相當陡峭峭壁，幾乎呈直角，是需要手足並用，拉著繩子上去的。
對於我這樣的成年人，其實挑戰性不大，只有那幾米高，我們輕而易舉就上去了。可是，對於人小力弱，身形矮小的小朋友而言，那是即危險，又吃力的事情。
為首的是哥哥，是個充滿自信和魄力的小男生，他是一眾兄弟姐妹的領頭羊，負責帶著弟妹上山。哥哥似乎有過一次攀登經驗，表現得對爬上這處峭壁相當熟悉，甚至，讓我覺得他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覺。他還說要帶我們這些第一次上山的大人們走。
不知是我沒有留意到還是怎樣，我沒有看到他們的家長。基於某種責任感，我與一位朋友多留了個心眼，在他們爬上來的時候等著，心想如果有什麼意外，或許可以幫忙。但後來我發現我們與那哥哥一樣，都托大了。
上山還算順利，到了往下攀爬時，問題就大了。哥哥首先下去，身形矯捷，安全到了離我們4、5米的地上。
4兄弟姐妹中有個弟弟，應該不超過3年級，非常嬌小，很吃力地往下爬去，即看不到峭壁上的落腳處，腳也經常夠不著。我在上面稍微指點他，讓他慢慢下，不要緊張。因為，他早已下去的哥哥表現得相當急躁，還重新爬上一段路，想接著他。這麼危險的事，我阻止了他。幸好弟弟安全落地。
到妹妹了，她很害怕，很緊張，很艱難地攀下去。我依然在上面看著，在她慢慢下去的過程中，偶爾指點一下。然而，她還是很緊張，下到一半，終究失足，身子貼著峭壁，腳已經不知道該踏哪裡了，只有手還抓著繩子。也慶幸，哪裡剛好沒那麼陡峭，勉強能依附著山壁。
我知道哥哥也很緊張，他感覺自己責任重大，因此表現得更急躁，甚至罵了妹妹。妹妹很害怕，於是大哭。我只能在上面幹著急，什麼都做不了。
最後，她的爺爺飛快地上來把他接住，才算有驚無險。
記錄這段，主要是看到哥哥和想到自己。我們經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哥哥覺得可以接住妹妹，可以帶領他們，因為自己已經有過1次成功經驗。但事實是，爬山這樣的活動，隱藏的危險和意外根本難以逆料，即便非常小心的專業人士，也可能發生意外，何況我們這些業餘者，何況更年幼的孩童？
我在上面想看著他們下去，以為這樣會比較好，能夠提供更好的支援，必要時拉著她們，不讓他們往下掉，但這也錯了。出事時我根本無法思考，只是在想，如果悲劇發生怎麼辦。
如果我夠冷靜，思維夠縝密，我應該先下去，才讓他們下來的。因為我在下方能夠更清楚地看到落腳點，也能夠給到更好的支援，比如在小妹妹失足時，接她一把。我夠高體型夠大，哥哥不能，他很小。
家長也明顯犯了同樣的錯誤，對孩子太有信心。我其實覺得讓孩子自由探索和冒險是很值得鼓勵的，但這始終必須建立在風險可控、傷害可承擔的前提下。
假設悲劇發生，小妹妹繼續往下掉，雖然離最低處不是很遠，但應該也有好幾米，擦傷什麼的不在話下，骨折應該也在意料之中，會不會死呢？可能不會，但如果留下什麼後遺症，那也是抱憾終生了。
無論如何，非常慶幸小妹妹無大礙，否則，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了。有一瞬間，我在哥哥身上看到了小時候的自己，所以其實我也很難責怪他，因為我大概能夠理解那種想要擔當大任，受到肯定，緊要關頭又不知怎麼處理自己的慌張而破口大罵的情緒。
也不是要責怪誰，那沒太大意義。但，我們要時刻謹記，要認真和誠實地評估自己。我應該在他們爬上來的時候就嘗試勸阻，但我沒有，我隱隱覺得，孩子的嘗試是好的，有什麼事，我還能照看一二。那一刻，我已經錯估自己的能力和風險了。
競賽的教育觀有兩大問題，為什麼這樣的教育觀在我們的社會還如此根深蒂固？
觀念若沒有相應的制度依附，就會變成遊魂，難以對現實產生影響；反之，則保證了其影響力。競賽的教育觀比進步的教育觀更佔優勢，因為它有一套社會制度在保護著。其中，考試制度影響最關鍵。
1. 認證
在我們的社會中，教育幾乎等同於考試。當我國準備廢除考試時，許多家長和老師表示抗議，認為此舉會癱瘓教學，證明了上述觀察。然而，把考試等同於教育是錯看了考試的本質。
如果考試等於教育，那沒考試就沒所謂的學習，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舉例而言，辯論沒有考試，但參加辯論能夠學習思辨，能夠了解許多時事課題；攝影師不考試也能學習如何拍出好相片；偉大的藝術畫不一定出自美術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
反過來說，有考試也未必有學習。大馬非常注重考試，但我國學生在PISA測驗中的表現始終落後於區域，各項指數皆低於平均。倘若考試有利於學習，為何無法反映在PISA的成績上？
同樣注重考試的日本教育，卻呈現出與大馬截然不同的結果。PISA 2015的數據顯示，日本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能力測試上，平均分數為528.7，遠高於OECD 493分的平均值，全球排名第3。
同樣注重考試的教育制度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意味著考試並非決定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
考試的意義在於認證，而這對學生沒有知識和學習的加成，效用只在學生以外的他者，讓人們通過測試大概掌握考生的程度或能力。
社會通過認證找到符合要求的個體，將之分配到社會制度和市場的各層面，維繫社會的運作。社會的分工也注定了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才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因而得到不同的回報。考試本質上是一個篩選機器，一個競賽過程。
競賽的教育觀假定人生有固定且最優的終點，考試為這樣的觀念提供現實依據。同時，競賽的教育觀必須依附於考試制度，某程度上鞏固考試制度存在的需要，兩者形成共生關係。
這裡劃清考試的作用與學習無關，並不否定考試在特定情況下的必要（比如PISA測驗的成績就能幫助我們理解大馬學生的部份學習成效）。競賽的教育觀的問題之一正是把只在特定情況有意義的考試提升到其為整個教育的目的，讓所有的教育活動圍繞著考試展開，成為考試的附庸。當這成為了教育的主軸，我們的教育就不是以育人為目標，而是以生產合用的人力資源為主。
這是一種教育的扭曲。誠如美國社會科學家坎貝爾（Donald Thomas Campbell）所言，“在以提升學生能力為主的正常教育模式下，考試成績很可能是了解學校素質的重要指標。然而，當考試的分數變成了教學的目標，考試就可能失去其作為指標的價值，同時會扭曲教育，使之變質。”
2. 獎勵
隨著認證而來的獎勵正是強化競賽的教育觀，也是讓考試這一認證過程的重要性從反映教育成效的指標膨脹至教學的目的的主要原因。
競賽之所以成立，除了有具體的勝負判準外，勝利也必須有獎勵。沒有獎勵的競賽，是不會令人趨之若鶩的。
從最小層面的看，隨著考試勝利而來的獎勵可以是獎勵金，比如我小學UPSR考獲6科A，學校獎勵60令吉；再高一些，中學或大學會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學生，供他們出國深造；從最大的層面看，學歷好的人比沒什麼學歷的人有更多的機會，得到更優沃的薪資和待遇。
獎勵不僅有物質層面，還有非物質的。比如，成績優秀的學生往往受到老師和校方更多的重視，甚至，不論有意還是無意，會對他們有所偏袒；從事高薪職業的人能夠得到社會更多的尊重，也往往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而從事低薪工作的人往往要承受證言的不正義。
認證的過程不僅把符合社會要求的人篩選出來，同時也宣示了社會所不認可、不欣賞的人。競賽教育下的失敗者，不僅得不到社會的獎勵，物質生活的質量普遍低於成功者，在尊嚴上也遭受創傷。
在競賽的教育制度下，勝利者可以獲得美好生活的條件，而失敗者則需要承受較艱難的生活，並且尊嚴受損。這強化了競賽的教育觀，把優勝劣汰具現化。懷抱著對勝利的渴望，以及對失敗的恐懼，人們會更積極地投入到競賽之中，務求勝出。
我們可以繼續高談進步的教育觀，可以刻畫理想教育的美好未來，但只要制度不改，競賽的教育觀就會一直存在，並且持續強化競賽的教育制度；倘若我們未能改變既有的文化和觀念，競賽的教育制度隨時會復活、借屍還魂。
以目前的趨勢來看，大馬教育改革的主要方案是廢除考試。這非常直觀，但未必真的奏效。至於為何無效、出路在哪，則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檢驗。
周保松老師在≪小王子的領悟≫第一章裡討論夢想，他嘗試辨別大人對夢想的理解與孩子的差異。當周老師示範大人如何反駁孩子們看起來很天真的夢想時，提到大人常用的一個概念：人生是一場競賽，要把精力用在擴大自己在競賽中的優勢上，愛好、天賦如果與此無關或矛盾，就該摒棄。
這種概念很普遍，深植於我們的教育文化。目前我們可以看見的教育制度，課綱、考試、補習班等，都以服務上述概念為主。
競賽不是壞事，良性的競爭有利於個人成長。然而，如果整個教育都以競賽為基礎，或許會有問題。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關注：
1. 認為人生有固定且最優的終點。
競賽必須有明確的勝利條件才能成立，而勝利必須有獎賞競賽才會有吸引力。在一些情況，失敗必須有懲罰才能突顯獎賞的價值。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幫助人成為他們開發自己的天賦，實現理想的自我。如果教育是一場競賽，就意味著有一些人生理想需要被獎勵，而另一些則需要被懲罰。然而，誰能決定理想人生的優劣？這種嘗試又是否合理？
有些人生理想確實不值得推崇，甚至應該譴責，比如會損害他人權益的目標。但有許多人生的理想也許不受社會推崇，卻可以很美好，比如把一生奉獻於辯論教育，培養社會的說理風氣；比如當社工幫助弱勢；比如當野生動物攝影師；比如追求人類的藝術新高度；比如當個哲學教師，啟迪萬千青少年。
然而，上述理想往往不是社會的主流，不會獲得社會的獎賞，有的還可能會承受一些社會制度的惡意。社會本身有一套或幾套人生勝利的標準，然而，這並未窮盡美好人生的一切可能。人的欲求和天賦是多元的。
美好的人生因人而異，競賽的教育觀專制地把美好人生限定在特定幾種，把其他的理想生活定義為失敗，並以此為準則去培養人。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更多時候只有固定的幾個模樣，許多人的天賦無法充分發揮，對個人和社會，皆是損失。
2. 討厭失敗。
競賽的教育觀會令人討厭失敗，令人無法正視自己的缺陷。我們對失敗越不容忍，就越難正視它，因為看到都心煩了。
然而，現實的我們總會遭遇失敗。當我們無法正視失敗，就很難了解它、克服它、超越它，也就不會有所謂的成長。
無可否認，討厭失敗也可能推導出人們為了不失敗而努力克服失敗的結論。然而，這或許會令人們努力的方向變得保守，阻礙探索和創新。因為最能保證不失敗的方法，就是重複著已經成功的模式。
此外，競賽的教育觀鞏固優勝劣汰的觀念。倘若人們的成功和失敗都在競賽中得來，那成功和失敗都是他們應得的。這有可能令我們失去同理弱勢的能力，甚至討厭失敗者。
人的生長環境和天賦，由不得他選擇，社會推崇什麼理想也輪不到個體去控制。這些差異令一些人在社會指定的標準下成為失敗者，而這樣的情況很難單靠個人的能力去突破。
如果我們接受優勝劣汰，那這批弱勢者就很難改變自己的人生。一個冷漠、奉行叢林法則的社會，不是一個值得嚮往的社會，甚至與人們脫離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的初衷背道而馳。
教育的本質，是令人克服和超越自己的弱點，如果我們的教育觀會蒙蔽我們，讓我們難以面對自己的弱點，讓人們失去同理心，就應該摒棄。
寫作對我而言真是個很奇妙的活動。奇妙在於，幾乎像量子粒子那樣，可以同時舉重若輕，也可以舉輕若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能寫，還是其實沒什麼文采。
最近這症狀似乎越來越嚴重。
我在公司看各投行的報告和新聞，整理成文，有時數百字，有時千餘字，但我總能完成。在網絡上對某些事件發表看法，比如最近的鄭家純事件、蒼藍鴿事件，手隨心動，不一會就能寫完千多字的評論短文。當然也有一些課題舉步維艱，比如有關辯論的評論文字始終寫不出第二篇。
然而，當我想寫一篇紀念去世的婆婆的文章，寫了兩年，都沒寫成；想寫在金寶的生活，以及對金寶的情感，沒辦法下筆；中秋節想要寫從前慶祝中秋節的回憶，沒寫好，與記憶相差萬里；新年想寫文章回憶自己的朋友和同學，始終下不了筆。
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想寫，有很多需要寫。寫作對我而言，除了表達，其實也是記錄，記錄自己的心情和感覺。這不只是散文和隨筆獨有的功能，當我評論了什麼，其實同時也記錄了我面臨相關課題時持什麼態度，若干年後回望，是否有什麼不一樣。
我很怕有一天記憶模糊，忘了很多珍貴的回憶。我以為寫作能幫助我，可是，有些事情就是寫不了，似乎有的事情只能留在記憶裡，忘了就忘了，無從可惜。
之前看陳寅恪先生的詩，有一句特別喜歡：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他的晚年過得很不好，受到了中共的迫害，今生所剩真無幾的感覺，不難明白。但是他的著述和詩文留了下來，而這些文字遇到了許多了不起的學者，遇到了余英時先生。身處不同的時空，依然能讓後人了解自己，我也很想有這種福分。但首先要寫得出東西，要有資格成書。
那些情感，隨著時日，會逐漸消淡。我確切地感覺到了。如果我寫不出來，很快就會忘記。為此，焦慮而不安，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生於華人之家，自小受華人傳統熏陶，就算日後思想如何改變，我也不可能完全脫離這些傳統的影響。
我對華人傳統那是諸多批判。當一個人習慣了用批判的目光審視世界，就很難再回到過去那種把光影當真實的時候了。
然而，批判不代表完全消除，而是把不合理之處改掉。這本來是個很簡單的道理，之所以需要特別聲明，那是因為世人習慣了黨同伐異的思路，以為批評就一定是敵人，贊同就一定是同道，但現實世界卻遠比這種二元論複雜。
今年新年相當特別，疫情之下多了很多限制，過年不能像往年一樣。這當然令人感到遺憾，但也意味著我有更多的時間去做該做的事情，而不必跟隨家人忙碌於滿足各種傳統需要。
我選擇思考和寫作。以下將列2條我認為最可厭的新年傳統。
1. 放煙花爆竹。
之所以可厭，是因為噪音擾人，特別是在夜晚和大清早放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我們也許因為歡慶而徹夜不眠，也許因為習俗而早起祭拜，但許多友族同胞卻不是這樣。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年之中難得的幾天假期，是休息的好時機，擾人好夢，不可取。
這傳統除了燒錢以外，沒任何意義，要么體現出鋪張浪費，要么體現出自私，到底為什麼要延續下去呢？
華人新年總喜歡熱鬧，但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呢？除了熱鬧，新年有沒有更好的價值可以體現？比如，在沉靜中反思過去一年的作為，體現的是人的謙卑和自省的態度；比如，拿出一本書來閱讀，如果真要熱鬧，就一起朗讀，體現的是對知識的崇敬，對文化的愛惜，這樣豈不比放煙花爆竹更好？
2. 失控的吉利。
這傳統的直接效應是製造出一系列的迷信，也限制了人們對新年更多的想像。姑且舉兩個例子：
第一，認為不能拿書出來，免得一整年都輸，至少，新年賭博輸錢。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運氣這種東西虛無縹緲，沒人能把握，就憑你限制自己或別人說什麼特定的話就能左右，那些嚴格遵守這套迷信的人早就發達了。
就算真的對賭運有影響，又怎樣？這樣只不過是把新年等同於得到橫財的時機，並以貶低閱讀和知識為代價。尊崇錢財而貶低知識，不可取。
至於其他的詞彙如死、爛、破、跌等，不一一例舉，都同樣是說不吉利的話就會有霉運的迷信。
第二，箝制了新年歌和其新年藝術的創作，令新年藝術僵化和模板化。
新年歌年年推出，卻年年都一樣，已經可以輕易歸納出模式：當年的動物及其諧音、發財、健康、恭喜、歡樂、幸福等。音樂大多是鑼鼓爆竹聲，色調多是鮮紅、殷紅、桃紅、粉紅等。
這裡當然有部分原因是製作方偷懶和沒有才華，但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吉利思想普遍存在於受眾。製作方最保險的方式，就是不斷延續著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創作模板。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跳脫這種思維框架，新年藝術是有很多可能的。比如在新年時，聽一首思念去世的老人家的歌；比如，聽一首能夠對比我們新年的歡樂和他者的不幸的歌。這類創作讓我們在歡樂之餘有更多的反思和體悟，比起不斷以吉利來自我催眠，好了不只百倍。
狂歡和例外
這一條比較像是上述兩條的更深層心理。節慶，其本質就是把某一天區別於其他時候，新年也不例外。
要區別於其他時候，除了宣稱該日子為特別，還需要有相應的行為模式，或現代人稱之為儀式感。華人新年用以區別的方式，是一種狂歡的態度。在這種氛圍的驅使下，人們作出很多平日不太會做的事情。比如酗酒，比如在組屋裡放鞭爆，嚇壞其他住戶。
這些平日原本視為不妥的行為，在狂歡的氛圍下得到了認可（會說一年一次不要緊之類的話），甚至，反對和批評的聲音全都被當作挑釁與攻擊。
然而，有些事情錯就是錯，對別人造成干擾和麻煩不會因為這是某一個節日而有所緩和。我們也應該了解，狂歡不是唯一，更不是最好的慶祝方式，我們的儀式感可以有更多元豐富的模式，和更有人文氣息的內涵。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人們大可不必理會我這癡人囈語，但如果你被我提出的看法說服，那就應該改變。不論我說了什麼，既有的新年傳統在可見的未來還是會延續下去的。然而，如果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開始改變，賦予新年傳統新的意義與面貌，這些新元素也是會傳承下去的。若真是如此，後世見到的傳統，面貌會與現在不太一樣。
這裡嘗試回應一般受父權荼毒的人們針對鄭家純被非禮事件的說法：
1. 為什麼被非禮不當場揭發？
第一，驚慌失措，未能第一時間找到最合適的應對方法。當意料之外的不幸發生在你身上，不論是性騷擾還是搶劫還是電話詐騙，總是會不知所措，這是人的自然反應。
第二，當下仍在工作，擔心處理不當造成更大的影響，令自己蒙受更大的損失或傷害。
第三，就算不當場揭發，不代表之後不能揭發，更不代表施暴者無罪。
2. 為什麼不提告？
第一，受害者蒙受傷害，要怎麼處理對她最好，最有保障，那視乎受害者本身的情況而定。若受害者覺得提告不適合，她當然可以不提告。
第二，處理性騷擾事件有很多方式，有人選擇對簿公堂，有人選擇息事寧人，有人選擇動用私刑，有人選擇道德譴責。選哪一項，視乎受害者的需求而定。不提告，不代表不處理，更不代表嫌疑人沒有錯。
第三，針對性騷擾這類案件，目前的法律仍未能妥善保障受害者，更多時候是有利於嫌疑人。受害者沒有必要選擇一種對她不利的處理方式。由此也可見為什麼翁立友在記者會上要求對方提告還自己一個公道，因為這樣做對他最有利。
第四，我們不應該把還清白這件事的責任都推到鄭家純身上，翁立友也有舉證責任。倘若翁立友這麼想要討個公道和清白，大可提告鄭家純誹謗，既然他堅信自己清白，又為何不做呢？
再進一步，如果鄭家純不提告即是心虛，性騷擾事件子虛烏有，那麼，翁立友不提告是不是也是心虛，想掩飾自己性騷擾鄭家純的事實呢？
3. 鄭家純雙標。
第一，她想讓誰摸，那是她的事。難不成你老婆天天被你摸，就該讓全天下的男人隨便摸你老婆？想被誰摸這件事，莫說雙標，三標、五標、一百標又怎樣？身體是她的，她愛怎麼處置，你管得著嗎？
第二，就算鄭家純真的雙標，就算你認為她以前非常淫蕩，也不代表現在她不可以介意。
4. 若是否構成性騷擾的標準完全由當事人決定，那她們不就可以隨便以此陷害廣大的男性咯？
我只想反問：女性這麼做除了像鄭家純那樣被罵到飛起，被二度三度傷害外，有什麼好處？
5. 男性應該如何自處。
假設我們真的是無心之失，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道歉，承認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被父權思維侵蝕，承諾反省和改過。
若真的認為自己被冤枉，大可與對方對質。最後雖然未必保證可以洗脫污名，但比起逃避，不去面對受害人的指控，這還是強得多。
說真的，我沒有任何辦法避免這個問題，寫到這裡，我自己也惴惴不安。但我知道，如果我們因此而對受害人更苛刻，把所有的性騷擾和性侵犯都先假定為炒作、陷害，那造成的傷害一定更大，令這些傷害被忽視，讓真兇逍遙法外，繼續作惡，最後導致更多女孩子和男孩子受傷害。
要找到出路，就免不了要爭論。這一切的前提是認真看待每一個受害人的證詞，檢驗它、讓受害人的證詞與嫌疑人的對碰。
除此之外，我認為都只會是原地踏步。
講粗話有什麼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前，首先要解決另一個問題：怎樣判別粗話？
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你去問在學校待了一輩子的華文老師，他們的答案你都能輕鬆反駁，更多時候，只是舉例論證。
他們會告訴你：屌、雞白、仆街、冚家鏟等是粗話，但你問為什麼，他們卻說不出個所以然。語文能力較好的華文老師可能可以把這些詞彙歸納出某些共同點：這些都與性器官有關，或者立意不良、粗俗云云。
然而，即便如此你也無法理解，為什麼與性器官有關就是粗話？什麼叫立意不良？何謂粗俗？
如果因為在說性器官就是粗話，就是不可取，那泌尿科醫生、婦產科醫生不是最該被譴責？還是，他們不說閪而說私處/陰道、他們不說爛蕉說生殖器/陰莖，所以可以接受？但是，這些詞彙與所謂的粗話意指相同，何以一者是粗話，另一者不是？
或者更多時候是他們認為這些話傳統上都立意不良，用來罵人，所以不可取。那麼，我罵人時稱人家為豬、狗、雞、蛇，以上這些詞彙是否也是粗話？罵人的方式何止千萬，要罵人不吐臟字也太簡單了，甚至不必罵，揭人傷疤、搬弄是非，表面上可以跟你和顏悅色，其實立心不良，這又怎麼判別呢？粗俗亦可同理反駁。
當我們把問題追問到底就會發現，其實，真正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他們不喜歡。
說到這裡就順便區分一下這與歧視言論的狀況。歧視是有很明確的標準和可以檢驗的論證的，即便存在爭議。比如為什麼一句話是歧視，那是因為那句話在強化著某種主張，而這種主張很可能會對人們帶來實質的不便甚至傷害。也因此，我們應該避免，應該盡量抑制。
但說性器官、立心不良和粗俗的詞彙又會帶來什麼實質的傷害？除了老師們和一些自詡斯文人耳朵不舒服外。
一般的理由會是：教壞小朋友，讓他們變粗俗。
但問題是，為什麼小朋友一定要變成你想要的樣子？粗俗的孩子、不禮貌的孩子、愛罵人的孩子，或許在生活上會遇到一些麻煩，只要心地善良，古道熱腸，不做壞事，又有什麼問題呢？何況，斯文有禮的孩子不見得就混得比較好。有多少孩子又因為不符合大人們的想像而折翼？有多少孩子因此而不被珍視？
說到底，何為粗話，沒有明確的、經得起理性推敲的判斷標準，只有未經檢驗、約定俗成的觀念，更多時候只是以個人的喜好為判準。傷害，也難以論證。要求人們不說粗話，我想不到合理的理由。而我，只能將這樣的要求判定為對言論自由不合理的限制。
朱浩仁最近的MV疑似強化社會對膚色黝黑的女性的不友善，引起了該MV內容是否存在膚色歧視的爭議。
網友意見分歧，有者認為這是言論自由，有者認為不是，但這一些討論其實都針對同一個話題，也就是言論自由的界限應該在哪。這些爭議困擾過許多人，包括一些如彌爾的政治哲學家。我不奢望欠缺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能夠在短時間內討論出個所以然。在此，我只想理清一個重要的概念，作為爭論言論自由界限應在哪裡的基礎。
在網絡上的眾多意見中，有人認為語言的歧視不等於在實際行動上歧視。這其實是在說，語言對現實世界未必有直接的影響。但，真是如此嗎？
或許，說的人沒有有意識地歧視，但實際效果卻很可能與歧視無異。
如果對暴政有些許認知，就會知道暴政不只有暴力，往往也包含某種意識形態或主張。這些主張總是會以語言（口號）的形態出現，當權者於是讓這些語言和象徵包圍民眾，進而影響和侵入民眾的思想，為日後的許多暴行埋下伏筆。
舉例而言，納粹德國稱猶太人為老鼠，這未必會讓人們直接拿老鼠藥毒死他們，但潛移默化下，他們視猶太人為害蟲，最低限度，當納粹進行滅絕計劃時，對他們悲慘的遭遇無動於衷。
蘇聯斯大林時期也曾張貼許多海報，海報把有產階級化作豬的形象，在無產階級眼中，他們就成了可以宰殺的豬只。民眾未必是動手的人，但當階級鬥爭開始，黨要宰殺他們時，民眾不會覺得不妥。
只要我們留心，就不難發現語言對暴政的縱容。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樣說會不會太過危言聳聽？一句話、一首歌就能促成暴政？促成屠殺？
今天對膚色黝黑的人無心的歧視會不會在以後造成一個皮膚黝黑的人難以生存的環境，我不知道。但是，在過去的暴政和屠殺發生前，大家都把前文所述的徵兆視作微不足道的事情。
如果覺得誇張，難以信服，我們就不談太遠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標籤也確實對人們造成了傷害和不便。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時刻反思自己的語言。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對所有用語進行審查，這會反過來侵害了言論自由。如何在其中尋求平衡，那是需要深入的討論。
這裡無意說明和論證言論自由的界限何在，也不敢建議怎麼做才有可能讓大家找到共識，畢竟，我自己也還存有許多待解的疑惑。前文的例證和論述只想強調一件事：語言不只是溝通那麼簡單，語言還會影響社會、政治、我們的思考等等。我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界限的討論基礎。因此，其他的論述我可以不管，但認為語言歧視不等同於實際行動上的歧視，就不能視而不見。
語言的威力，不可小覷。容我引用電影≪死亡詩社≫ Mr Keatings 的話作結：words and ideas can change the world.
雖然我目前很堅定地拒絕共產主義，有時也會批判為這意識形態或政權辯護的論述，但這主要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意思是，我之所以反對和批判，是因為我能提出合理的理由和論證來證成我的言論，至少，我是很有意識地這麼做，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當然，這不限於反共，面對一切我不認同和批判的事物，基本都持此態度。正因如此，我批判或罵人的帖文和回應都有一定的字數。我個人是沒有能力把一段論證完整的批判寫成寥寥數語，更遑論製成梗圖。
我認為這很重要。如果我們真的是希望能夠令人們覺醒，真正的覺醒，其實是應該提供充分的理由，幫助他們慢慢形成批判思維，示範怎樣才是理性的討論。倘若我們的反對只流於意氣之爭，使用的又是狂熱者的語言，那其實也不過是持另一種立場的小粉紅罷了。
要在社媒形成有意義的論戰是很困難的。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認真對待論戰或批評的意識，那我們所做的也許都會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得到的不是更多的共識和相互理解，而是創造更多的衝突和對立。
另外一種令我感受很深，而同樣阻礙有效的理性討論的表達方式是文青式的議論文。這裡的文青當然不是指用心經營文學的人，而是那些對他們心嚮往之而身不能至的人（雖然我認為有些做文學的人也會有這樣的問題）。具體的表徵是，他們的用詞很多時候是金句的堆砌，或隨手就來幾個不知與主題有什麼關係的典故，或斷句分行地營造詩意等，華而不實。
這雖然沒有狂熱者的語言那樣製造對立和衝突，導致討論癱瘓，但同樣對資訊的接收造成很大的干擾，甚至影響行文的邏輯。輕則令對方不知所云，重則令對方誤解你的意思，都是徒增麻煩。
這多少要怪我們華文的寫作教育，在邏輯和論證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訓練。一個教寫作的課堂若能想到的辦法只是讓學生背所謂的優美句子和範文，那議論型的文章就很難逃脫文青式的問題。
不要以為這裡專指現在的年輕人，大部分老師其實都很可能出現文青式的議論文章，或者說，只能夠寫出文青式議論文。這是相當可悲的。
公共輿論空間是民主社會很重要的一環，會損害這早已千瘡百孔的公共輿論空間的事情，能免則免，少一點破壞就當作有賺了。輸少當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