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賽的教育

周保松老師在≪小王子的領悟≫第一章裡討論夢想，他嘗試辨別大人對夢想的理解與孩子的差異。當周老師示範大人如何反駁孩子們看起來很天真的夢想時，提到大人常用的一個概念：人生是一場競賽，要把精力用在擴大自己在競賽中的優勢上，愛好、天賦如果與此無關或矛盾，就該摒棄。

這種概念很普遍，深植於我們的教育文化。目前我們可以看見的教育制度，課綱、考試、補習班等，都以服務上述概念為主。

競賽不是壞事，良性的競爭有利於個人成長。然而，如果整個教育都以競賽為基礎，或許會有問題。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關注：

1. 認為人生有固定且最優的終點。

競賽必須有明確的勝利條件才能成立，而勝利必須有獎賞競賽才會有吸引力。在一些情況，失敗必須有懲罰才能突顯獎賞的價值。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幫助人成為他們開發自己的天賦，實現理想的自我。如果教育是一場競賽，就意味著有一些人生理想需要被獎勵，而另一些則需要被懲罰。然而，誰能決定理想人生的優劣？這種嘗試又是否合理？

有些人生理想確實不值得推崇，甚至應該譴責，比如會損害他人權益的目標。但有許多人生的理想也許不受社會推崇，卻可以很美好，比如把一生奉獻於辯論教育，培養社會的說理風氣；比如當社工幫助弱勢；比如當野生動物攝影師；比如追求人類的藝術新高度；比如當個哲學教師，啟迪萬千青少年。

然而，上述理想往往不是社會的主流，不會獲得社會的獎賞，有的還可能會承受一些社會制度的惡意。社會本身有一套或幾套人生勝利的標準，然而，這並未窮盡美好人生的一切可能。人的欲求和天賦是多元的。

美好的人生因人而異，競賽的教育觀專制地把美好人生限定在特定幾種，把其他的理想生活定義為失敗，並以此為準則去培養人。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更多時候只有固定的幾個模樣，許多人的天賦無法充分發揮，對個人和社會，皆是損失。

2. 討厭失敗。

競賽的教育觀會令人討厭失敗，令人無法正視自己的缺陷。我們對失敗越不容忍，就越難正視它，因為看到都心煩了。

然而，現實的我們總會遭遇失敗。當我們無法正視失敗，就很難了解它、克服它、超越它，也就不會有所謂的成長。

無可否認，討厭失敗也可能推導出人們為了不失敗而努力克服失敗的結論。然而，這或許會令人們努力的方向變得保守，阻礙探索和創新。因為最能保證不失敗的方法，就是重複著已經成功的模式。

此外，競賽的教育觀鞏固優勝劣汰的觀念。倘若人們的成功和失敗都在競賽中得來，那成功和失敗都是他們應得的。這有可能令我們失去同理弱勢的能力，甚至討厭失敗者。

人的生長環境和天賦，由不得他選擇，社會推崇什麼理想也輪不到個體去控制。這些差異令一些人在社會指定的標準下成為失敗者，而這樣的情況很難單靠個人的能力去突破。

如果我們接受優勝劣汰，那這批弱勢者就很難改變自己的人生。一個冷漠、奉行叢林法則的社會，不是一個值得嚮往的社會，甚至與人們脫離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的初衷背道而馳。

教育的本質，是令人克服和超越自己的弱點，如果我們的教育觀會蒙蔽我們，讓我們難以面對自己的弱點，讓人們失去同理心，就應該摒棄。

我的寫作

寫作對我而言真是個很奇妙的活動。奇妙在於，幾乎像量子粒子那樣，可以同時舉重若輕，也可以舉輕若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能寫，還是其實沒什麼文采。

最近這症狀似乎越來越嚴重。

我在公司看各投行的報告和新聞，整理成文，有時數百字，有時千餘字，但我總能完成。在網絡上對某些事件發表看法，比如最近的鄭家純事件、蒼藍鴿事件，手隨心動，不一會就能寫完千多字的評論短文。當然也有一些課題舉步維艱，比如有關辯論的評論文字始終寫不出第二篇。

然而，當我想寫一篇紀念去世的婆婆的文章，寫了兩年，都沒寫成；想寫在金寶的生活，以及對金寶的情感，沒辦法下筆；中秋節想要寫從前慶祝中秋節的回憶，沒寫好，與記憶相差萬里；新年想寫文章回憶自己的朋友和同學，始終下不了筆。

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想寫，有很多需要寫。寫作對我而言，除了表達，其實也是記錄，記錄自己的心情和感覺。這不只是散文和隨筆獨有的功能，當我評論了什麼，其實同時也記錄了我面臨相關課題時持什麼態度，若干年後回望，是否有什麼不一樣。

我很怕有一天記憶模糊，忘了很多珍貴的回憶。我以為寫作能幫助我，可是，有些事情就是寫不了，似乎有的事情只能留在記憶裡，忘了就忘了，無從可惜。

之前看陳寅恪先生的詩，有一句特別喜歡：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他的晚年過得很不好，受到了中共的迫害，今生所剩真無幾的感覺，不難明白。但是他的著述和詩文留了下來，而這些文字遇到了許多了不起的學者，遇到了余英時先生。身處不同的時空，依然能讓後人了解自己，我也很想有這種福分。但首先要寫得出東西，要有資格成書。

那些情感，隨著時日，會逐漸消淡。我確切地感覺到了。如果我寫不出來，很快就會忘記。為此，焦慮而不安，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每逢新年多廢話

生於華人之家，自小受華人傳統熏陶，就算日後思想如何改變，我也不可能完全脫離這些傳統的影響。

我對華人傳統那是諸多批判。當一個人習慣了用批判的目光審視世界，就很難再回到過去那種把光影當真實的時候了。

然而，批判不代表完全消除，而是把不合理之處改掉。這本來是個很簡單的道理，之所以需要特別聲明，那是因為世人習慣了黨同伐異的思路，以為批評就一定是敵人，贊同就一定是同道，但現實世界卻遠比這種二元論複雜。

自我上大學，參與辯論活動以後，我漸漸對往時理所當然的新年傳統產生質疑，甚至厭惡。農曆新年對生長於華人文化的我而言，肯定是個特別的日子，但正因如此，我更不能容忍這樣的日子

是庸俗可厭的。

今年新年相當特別，疫情之下多了很多限制，過年不能像往年一樣。這當然令人感到遺憾，但也意味著我有更多的時間去做該做的事情，而不必跟隨家人忙碌於滿足各種傳統需要。

我選擇思考和寫作。以下將列2條我認為最可厭的新年傳統。

1. 放煙花爆竹。

之所以可厭，是因為噪音擾人，特別是在夜晚和大清早放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我們也許因為歡慶而徹夜不眠，也許因為習俗而早起祭拜，但許多友族同胞卻不是這樣。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年之中難得的幾天假期，是休息的好時機，擾人好夢，不可取。

這傳統除了燒錢以外，沒任何意義，要么體現出鋪張浪費，要么體現出自私，到底為什麼要延續下去呢？

華人新年總喜歡熱鬧，但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呢？除了熱鬧，新年有沒有更好的價值可以體現？比如，在沉靜中反思過去一年的作為，體現的是人的謙卑和自省的態度；比如，拿出一本書來閱讀，如果真要熱鬧，就一起朗讀，體現的是對知識的崇敬，對文化的愛惜，這樣豈不比放煙花爆竹更好？

2. 失控的吉利。

這傳統的直接效應是製造出一系列的迷信，也限制了人們對新年更多的想像。姑且舉兩個例子：

第一，認為不能拿書出來，免得一整年都輸，至少，新年賭博輸錢。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運氣這種東西虛無縹緲，沒人能把握，就憑你限制自己或別人說什麼特定的話就能左右，那些嚴格遵守這套迷信的人早就發達了。

就算真的對賭運有影響，又怎樣？這樣只不過是把新年等同於得到橫財的時機，並以貶低閱讀和知識為代價。尊崇錢財而貶低知識，不可取。

至於其他的詞彙如死、爛、破、跌等，不一一例舉，都同樣是說不吉利的話就會有霉運的迷信。

第二，箝制了新年歌和其新年藝術的創作，令新年藝術僵化和模板化。

新年歌年年推出，卻年年都一樣，已經可以輕易歸納出模式：當年的動物及其諧音、發財、健康、恭喜、歡樂、幸福等。音樂大多是鑼鼓爆竹聲，色調多是鮮紅、殷紅、桃紅、粉紅等。

這裡當然有部分原因是製作方偷懶和沒有才華，但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吉利思想普遍存在於受眾。製作方最保險的方式，就是不斷延續著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創作模板。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跳脫這種思維框架，新年藝術是有很多可能的。比如在新年時，聽一首思念去世的老人家的歌；比如，聽一首能夠對比我們新年的歡樂和他者的不幸的歌。這類創作讓我們在歡樂之餘有更多的反思和體悟，比起不斷以吉利來自我催眠，好了不只百倍。

狂歡和例外

這一條比較像是上述兩條的更深層心理。節慶，其本質就是把某一天區別於其他時候，新年也不例外。

要區別於其他時候，除了宣稱該日子為特別，還需要有相應的行為模式，或現代人稱之為儀式感。華人新年用以區別的方式，是一種狂歡的態度。在這種氛圍的驅使下，人們作出很多平日不太會做的事情。比如酗酒，比如在組屋裡放鞭爆，嚇壞其他住戶。

這些平日原本視為不妥的行為，在狂歡的氛圍下得到了認可（會說一年一次不要緊之類的話），甚至，反對和批評的聲音全都被當作挑釁與攻擊。

然而，有些事情錯就是錯，對別人造成干擾和麻煩不會因為這是某一個節日而有所緩和。我們也應該了解，狂歡不是唯一，更不是最好的慶祝方式，我們的儀式感可以有更多元豐富的模式，和更有人文氣息的內涵。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人們大可不必理會我這癡人囈語，但如果你被我提出的看法說服，那就應該改變。不論我說了什麼，既有的新年傳統在可見的未來還是會延續下去的。然而，如果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開始改變，賦予新年傳統新的意義與面貌，這些新元素也是會傳承下去的。若真是如此，後世見到的傳統，面貌會與現在不太一樣。

鄭家純事件簡評

這裡嘗試回應一般受父權荼毒的人們針對鄭家純被非禮事件的說法：

1. 為什麼被非禮不當場揭發？

第一，驚慌失措，未能第一時間找到最合適的應對方法。當意料之外的不幸發生在你身上，不論是性騷擾還是搶劫還是電話詐騙，總是會不知所措，這是人的自然反應。

第二，當下仍在工作，擔心處理不當造成更大的影響，令自己蒙受更大的損失或傷害。

第三，就算不當場揭發，不代表之後不能揭發，更不代表施暴者無罪。

2. 為什麼不提告？

第一，受害者蒙受傷害，要怎麼處理對她最好，最有保障，那視乎受害者本身的情況而定。若受害者覺得提告不適合，她當然可以不提告。

第二，處理性騷擾事件有很多方式，有人選擇對簿公堂，有人選擇息事寧人，有人選擇動用私刑，有人選擇道德譴責。選哪一項，視乎受害者的需求而定。不提告，不代表不處理，更不代表嫌疑人沒有錯。

第三，針對性騷擾這類案件，目前的法律仍未能妥善保障受害者，更多時候是有利於嫌疑人。受害者沒有必要選擇一種對她不利的處理方式。由此也可見為什麼翁立友在記者會上要求對方提告還自己一個公道，因為這樣做對他最有利。

第四，我們不應該把還清白這件事的責任都推到鄭家純身上，翁立友也有舉證責任。倘若翁立友這麼想要討個公道和清白，大可提告鄭家純誹謗，既然他堅信自己清白，又為何不做呢？

再進一步，如果鄭家純不提告即是心虛，性騷擾事件子虛烏有，那麼，翁立友不提告是不是也是心虛，想掩飾自己性騷擾鄭家純的事實呢？

3. 鄭家純雙標。

第一，她想讓誰摸，那是她的事。難不成你老婆天天被你摸，就該讓全天下的男人隨便摸你老婆？想被誰摸這件事，莫說雙標，三標、五標、一百標又怎樣？身體是她的，她愛怎麼處置，你管得著嗎？

第二，就算鄭家純真的雙標，就算你認為她以前非常淫蕩，也不代表現在她不可以介意。

4. 若是否構成性騷擾的標準完全由當事人決定，那她們不就可以隨便以此陷害廣大的男性咯？

我只想反問：女性這麼做除了像鄭家純那樣被罵到飛起，被二度三度傷害外，有什麼好處？

5. 男性應該如何自處。

假設我們真的是無心之失，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道歉，承認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被父權思維侵蝕，承諾反省和改過。

若真的認為自己被冤枉，大可與對方對質。最後雖然未必保證可以洗脫污名，但比起逃避，不去面對受害人的指控，這還是強得多。

說真的，我沒有任何辦法避免這個問題，寫到這裡，我自己也惴惴不安。但我知道，如果我們因此而對受害人更苛刻，把所有的性騷擾和性侵犯都先假定為炒作、陷害，那造成的傷害一定更大，令這些傷害被忽視，讓真兇逍遙法外，繼續作惡，最後導致更多女孩子和男孩子受傷害。

要找到出路，就免不了要爭論。這一切的前提是認真看待每一個受害人的證詞，檢驗它、讓受害人的證詞與嫌疑人的對碰。

除此之外，我認為都只會是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