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 星期四

《章魚噼的原罪》,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助人為快樂之本,長久以來都被視為一種值得鼓勵的態度。然而,這真的沒任何問題嗎? 

對我來說,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助人,是單純地幫助他人;而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幫助到他人這件事上。我認為後者可能是有問題的。 

主體 

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不同在主體的改變。助人是以他人為主,助人為樂是以自我為主。前者利他,後者利己。 

助人之所以值得嘉獎,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基於助人是一種利他的行為,以及認為利己是一種內在於人的本能。 

兩者在實際行動上或許沒有差別,但在動機上可謂天差地遠。不要以為動機不重要,因為那是我們判斷該行動道德價值高低的判準之一。 

舉例而言,兩個企業家捐款行善。企業家甲真心行善,企業家乙實際上是以慈善來淡化公司近期陷入的醜聞,即便兩者都為社會帶來了一定的福利,但我們會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可敬。 

邏輯 

社會之所以灌輸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思維,是為了讓人們多多幫助他人,因為人們總是喜歡做一些令自己快樂的事,行樂的思路總是希望增加更多的樂趣源泉。 

然而,我們有時候會忘了,助人的必要前提是有人需要幫助,也就是說,有人遭遇困難。助人是為了減少不幸,甚至,理想的社會狀況應該是越來越少人需要幫助,而不是越來越多。 

換言之,助人和行樂是兩套截然不同的邏輯。 

幫助有困難的人無疑是好的,成功幫助他人排解困難而感到快樂也無可厚非,但以此為快樂的源泉,有種將快樂建立在他人的困難或不幸之上的嫌疑。 

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助人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差異太小,區分他們顯得無謂,但在一些特定的情況,這樣的區分能幫助我們看清問題,比如,《章魚噼的原罪》裡章魚噼的原罪到底是什麼。 

章魚噼是來自快樂星球的外星人,擁有無數快樂道具,幫助人們獲得快樂。比如,只要用絲帶把兩個人系在一起,無論相隔多遠,無論關係多麼惡劣,都能成為好朋友,親密無間。 

章魚噼決心幫助被同學真理奈霸凌的靜香,想讓成天愁眉苦臉的靜香展露笑顏,於是把友情絲帶借給了靜香。然而,靜香卻用來上吊自盡。 

章魚噼百思不得其解,所幸早前用快樂道具存了檔,為了貫徹要讓靜香露出笑容的目的,它讀檔回到悲劇發生之前。 

它試了很多方法,用了很多快樂道具,但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結局,甚至,它的幫助往往令真理奈更加厭惡靜香,對靜香實施更嚴重的霸凌。章魚噼所有的善意和幫助,都成了促成悲劇的黑手。 

即便在故事中期,章魚噼殺死了真理奈,成功令靜香露出笑靨,但實際上卻是把靜香推向了墮落的深淵,也令讀者對人物的憐憫開始轉為恐懼。 

讀者不難看出,章魚噼是因為沒有去理解靜香的處境,以及對地球的人情事故的蒙昧才會這樣。它的原罪似乎就是無知。然而,如果它理解了,就能有效地干預嗎?恐怕不然。真理奈和靜香的恩怨千絲萬縷,在上帝視角俯瞰全局的漫畫讀者也未必說得出怎樣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章魚噼的原罪不在於無知,而是無知,卻想要介入。正常人,是不會在毫無急救知識的情況下對他人進行急救,因為有可能會令情況更糟糕。而章魚噼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它是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本著從自我的信仰(要把快樂傳播到整個宇宙)和行樂的角度出發,而沒有站在靜香的立場思考,沒有去理解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故事最後是個相對圓滿的結局,真理奈和靜香相互溝通,然後諒解,再然後成了朋友。而這個圓滿,是從章魚噼意識到自己不斷想介入是錯的,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只能陪伴靜香度過孤獨和難受的時間,分擔她的痛苦開始。 

痛苦 

幫助到別人而快樂,不一定有問題,這是正常的,但我認為我們更應該告訴人們,助人的痛苦。 

要真正的助人,要真正的解決問題,是很困難的。要深入地理解當事人的處境,要同理他們的創傷,還要冷靜地評估自己的行動。過程中,助人的人其實很難說有什麼良好的感覺,甚至有可能被當事人的創傷感染。 

這個過程,大部份時候,還不是短短的一段時間,而我們真正能夠做的,可能真的不多。出路很多時候要靠當事人自己走出來。 

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受到烏克蘭戰火摧殘的難民?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家暴被性侵的女性?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國際社會遺棄的羅興亞難民?我們要怎樣才能幫到被中共暴政打壓淩辱的維吾爾人和香港人? 

助人根本不是捐錢、聯署、看幾部電影就能做到的,我們能做出的行動,很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對現況沒有太大影響的。 

像章魚噼那樣保持著行樂的心態,認為自己的快樂道具無所不能,遇上了真實世界的問題,遇上了這種創傷和無力感,真的能夠支撐下去嗎? 

助人有快樂,但那是經歷了無數痛苦後的賠償,而分擔別人的痛苦,自我犧牲,才是賦予助人道德價值的關鍵。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時代革命》的意義:保持義憤

粗略而言,這部電影的一部份回顧了2019年6月之後的香港。

電影採用了多段我親眼看過的新聞直播,包括示威者71佔領立法會,佔領立法會的義士被示威者救走,《立場新聞》記者在721被元朗白衣人襲擊,831香港警方在太子站的濫用暴力,香港警方朝示威者開槍(實彈),香港中大理大被攻等等。

這一部份讓我重新回到當時。憤怒依舊,感動依舊,而無力感也依舊。所幸,我還不至於因為3年過去而變得麻木,雖然無可否認,我的情緒已經淡了不少。當年看直播會憤怒和感動至流淚,現在已經不會了。

電影的另一部份從個別參與者的採訪,讓我更加理解反送中運動的細節,看到運動大敘事中的個體。

留守立法會的人被其他示威者帶走時是什麼心情?憤怒嗎?他們在之後看到《立場新聞》直播,理解了其他示威者的想法後,又有什麼不同的感受?無大台的運動是怎麼運作的?少年人又面對怎樣的創傷?示威者同路人如何相互扶持?

這些採訪讓我更加確定,這個運動裡面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流著溫熱的血液,都有喜怒哀樂,都會悲傷和痛苦。

同時,他們都有思想和信念,都能清楚地說明自己參與運動的理由。不管是守護孩子的陳伯,還是尚在上中學的救護員。而這些理由也不只是嘴上說說,是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之中,在鏡頭下真實的紀錄。

以上是直接的個人感受,但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這些感受很重要,以至於事隔3年,甚至往後更多年,都需要不斷被提醒喚起?

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直接回應這部電影有什麼意義。

義憤

這部電影能夠勾起許多情緒,諸如感動和憐憫等不必多言,最值得談的是義憤。

之所以值得談,是因為長久以來,憤怒都是一種被社會封印,乃至於恐懼的情緒,以至於任何憤怒的表露,都會引來一定程度的反感,即便憤怒是正當的。運動中我們看到了許多勇武派示威者展示憤怒的舉動,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挺自由民主的人士會對反修例運動有所保留,甚至譴責。在一個對抗爭史認識有限的時代,和理非隱隱已經成為抗爭的唯一正當模式。

然而,從進化的角度看,我們身上幾乎所有的特質,都有其作用,為人類在與大自然的殘酷鬥爭中獲取優勢。憤怒內在於所有人,因此必然有其作用。主張憤怒沒有任何意義,恐怕只是未經深思的斷言。

簡單來說,憤怒會促發人體的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 or flight response),令我們對抗威脅。所謂的義憤,是一種對公義受威脅的憤怒,促使人們對抗不公義。

對抗不公義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舉行和理非集會,可以辦講座覺醒公民,也可以勇武抗爭,有的時候,自焚或暗殺也會成為一種手段。這些手法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狀況、環境和條件下或有優劣之分,也有不同的作用和反噬,但都是義憤促使的行動,即便義憤不是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上文提及部份挺自由民主的人士反對勇武派的示威者,反對的是他們表達義憤的手法,而不是義憤本身。許多和理非的抗爭策略,實際上也以激起更多社會的義憤為目的。

若我們混淆義憤和義憤的表達方式,就有可能把社會運動最根本的力量抹殺掉。最直觀的問題是有著同樣義憤的人們相互對抗,令運動內耗,對抗暴政的力量大打折扣。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中能夠和勇不分,在各領域多重施壓,手法多元而持續日久,正是成功區分了兩者。

電影能夠勾起和傳達人們的義憤,甚至,電影本身就是義憤下的產物。義憤促使人們行動,對抗普遍存在於香港的不義。這不僅對我這種親眼見證過整個運動的人有效,令我持續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對抗不義,也對此前從未接觸過的人也有效,促使他們加入對抗不義。

紀錄

義憤是重要的抗爭動力,但抗爭的時間跨度往往遠超義憤所能持續的時間。

香港反修例運動,不僅僅只是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那麼簡單,同時也反映了香港對自治和民主的堅持。而香港這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與中共的目的背道而馳。在這場運動中,香港人的對手是一個極權國家,一個不尊重人權、不講道理、不擇手段、草菅人命的野蠻政權。要戰勝這樣的對手談何容易?可能動輒就要十年計之功。

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我們很容易就會淡化原先的義憤,畢竟戰鬥或逃跑反應對身體帶來不小的負擔。且看COVID-19從武漢爆發至今已三年,人們早已將之視為新常態,當初的恐懼和驚慌也已經大大消退了。三年尚且如此,何況更久?

要持續保持義憤,我們需要一些紀錄,每過一段時間就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依然荒謬,暴政依然猖獗。這部電影就承擔了這一使命。

義憤的敵人不僅僅是時間,更危險的其實是暴政的真理部。

自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被侵蝕,各大有公信力的媒體,《蘋果》、《立場新聞》、《香港電台RTHK》等,不是被打壓或強制改革,就是漸漸抵受不住高壓的政治環境而不得不結業。而隨著這些媒體的消失,相關的紀錄也隨之消失。

電影中引用了許多《立場新聞》的新聞直播片段,比如何桂藍在721元朗地鐵站中被白衣人襲擊的片段,因而得以保存。若這些影片和紀錄消失,在中共不間斷的顛倒黑白和扭曲事實的政治宣傳下,我們將越來越難讓後代理解真相,義憤也會越來越難保持和傳達。

行動

身在馬來西亞,看了《時代革命》這部電影,我想大部份人都感受到了義憤。我的學生在看完後明確地表達了這些情緒。

然而,在義憤之餘,更多的似乎是無力。我們明知道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存在著嚴重的不公義,我們想做些什麼,但不知道該做什麼。

這樣的感覺很難受,有學生對我說,他看完電影後徹夜難眠。這與我當年看新聞直播時一樣。要排遣這樣的情緒,似乎必須有所行動才可以。因此,回答在看電影之後該怎麼辦,有其重要。

必須承認,我們能做的真的不多,但不多遠遠不等於沒有。姑且舉幾個例子作為日後的參照。

剛開始時,《時代革命》在大馬的放映場次只有兩州三場,怡保的廖老闆知道後與相關單位取得聯係,爭取在怡保放映。

曾自費到香港採訪反修理運動的吳小姐得知後也動員在霹靂的人脈,先掏錢承擔了30張戲票的費用,令怡保的放映場次成為可能,為保持和傳達義憤提供了條件。

參加中學辯論的郭同學在看完電影後寫了一篇觀後感,讓我們知道,中學生不完全是冷漠的,他們也會關心週遭世界發生的事情,他們也有良知,會有義憤,會作出行動。

即便只是單純地買票入場支持,幫助香港人保持這份義憤,也不是毫無意義的。香港的自由空間收緊,政治環境越來越無惡劣,暴政的魔爪已經近乎完全掌控昔日的東方之珠。在暴政的努力審查下,在不久的將來,香港人可能就再也沒有表達義憤、因看到真相而產生義憤,以及傳達義憤給後代的空間了。我們這些在牆外的人還可以。

這些行動雖然微不足道,但只要有一丁點火種,在適當的時機,依然可以燎原。義憤就是那一丁點火種,促使我們對抗不義。這就是為什麼,導演周冠威在採訪中表示,要保持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