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未梳成不許看

我開始認真寫文章是在大學畢業前後。所謂的認真，即是預設所寫的文字會以某種形式留存公共空間，並多少對現實有一丁點的影響，因此，必須對自己所表達的文字和主張負責，落筆也就盡可能謹慎小心，確保在受到讀者的挑戰時能夠作有意義的回應，也盡力降低誤導讀者的可能。

於是，我寫文章總是很慢，沒辦法像許多時評人那樣，一氣呵成，動輒三五千字。猶記得第一篇投稿文章寫了一個多月，那是為了批評陶傑針對呂麗瑤事件作出的言論而作的。

常言道慢工出細活，這雖然沒什麼保證，文章好不好在於內容素質，而不是花多長時間，然而，花時間去反复推敲、思索、修改，使文章盡可能趨於完善，盡可能準確表達主張，這是自古已有的寫作理念。

南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他臨死之前，還在斟酌文字的運用，以免後人誤解其意。朱子的用心與魄力在現代可能很難再看見，自然也就很難被理解了。

寫得好不好，那是才氣知見的問題，寫得認不認真，那是態度的問題。離我們的時代較近的詩人袁枚就有這麼一首詩很好地說明這點：

愛好由來落筆難，

一詩千改心始安。

阿婆還是初笈女，

頭未梳成不許看。

詩句簡易明了，我就不多做說明了。本文的重點在於自我檢討：我給≪藍視角≫寫的好一些文章其實都沒有達到非常認真的境地。

以書評為例，多篇文章都其實是沒通讀、熟讀作品後寫的。一來是我讀書很慢，二來是有的書我不認為值得我寫一篇文章去推薦。沒有了朱熹那種任重而道遠的心志，沒有視文章為己出的熱情，沒有怡然自得、自在揮灑的自由，也就少了一些認真、才氣與承擔。

當然，最要緊的還是怠惰，就像此篇，沒有太多的設計和構想，結構也相當鬆散，想到什麼寫什麼，連結尾也懶得思索。或許，這跟我不喜歡梳頭有關吧。

採訪手記的真面目

如果死亡是必不可免，該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努力活下去，而是如何在有限的光陰裡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我不打算說明《藍視角》是不是就快死了，也不打算談藍視角的存在有什麼不精彩、無意義和沒價值的地方，事實上藍視角很可能是內容比較講究的本地雜誌之一。在這裡，我純粹想談一下，假如雜誌社死定了且離死期不遠了，我會怎麼思考。

與很多資深媒體人不一樣，我這個媒體界新人不會去絞盡腦汁考慮怎麼迎合市場。我不會去想，最近什麼課題最受關注，最近什麼人物最多討論然後趁機做上一期。原因很簡單，徒勞和墮落。這套思維模式在經營得以繼續的時候，我也許還能接受，彌留之際，恕難苟同。

徒勞在於，在一個娛樂致死、遍地政治冷漠的國度裡，認真去思考時事課題的讀者總是少數中的少數，無論如何努力，這一點在短時間內，至少在一個紙本雜誌社壽命完結之前，是不會有所改變的。較真的內容和批判的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注定處在邊緣的位置。

如果不認命，想要在這泥沼中掙扎求存，那就必須妥協，甚至放棄某些原則，這就是墮落。諸如政治娛樂化、低俗化（也許有人會雅稱之為通俗化）和追求聳動，也許就是墮落的具現，與做一本內容較真的雜誌的初衷背離。與其如此，不如一死。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採取中間路線，但瀕死之際有更好的選擇。是我的話，我會把此前的對生存顧慮全部拋棄，奮力一搏，把我認為該做的、該說的都做完說完。

對我而言，本地讀者邏輯與批判思考能力皆缺，更嚴重的是，他們沒有培養以上思辨能力的環境和態度，許多民主價值、正義觀和人權意識都相當薄弱。因此，我會特別關注這一方面。沒有這些觀念為基礎，再多時事課題的討論很難有更深入的意義，更遑論內化成公民的意識。

所幸，我們尚未來到這種狀況，就算來到了，也不必我做任何的選擇和判定。作為記者，我只需完成我的任務，寫出專題文章就好，雜誌社的生死如何，對我怎麼採訪和採訪什麼人，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吧？

按：原將刊於《藍視角》第15期，後因疫情無法出版紙本，轉戰網路，日後是否刊出亦未可知。然經藍視角編輯後，面目全非，留錄原文，以見當日之心情。批評或有瑕疵，但心志是真實的。

市場社會裡的重要知識

在這個市場社會裡，重要的知識如說理、哲學、政治、歷史等不受待見，但只要把這些知識與如何賺錢相聯繫，就很可能被人接受。

當然，這如何賺錢並不會如此赤裸裸地說出來，高明的教育機構宣傳部門總會將至包裝好。給大家說個故事，這故事絕對是黑沙亞南某間國際學校的。

我在該校當中文教師，放學後教學生辯論，偶爾也談一談別的課外知識。我沒強迫他們，也絕不收錢，我只希望這些學生能夠培養起思辨能力，為這個弱智的社會保住幾分希望。

為了能夠更好地學習和教導，我建議學校開班中文辯論班，將之列為課外活動的選項之一，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功夫，也盡量諮詢校方相關負責人的意見，滿足了他們所有的條件。看到這裡就知道沒能成功，還因此與校長和課外活動主任大吵一架（跟校長吵主要是他把不相關的話題扯進來談，蠻不講理）。

之後幾經波折，交了辭職信。臨近學年末，校方把一個打箱（beatbox）高手帶進學校，讓全校學生看他表演，然後宣布將之列為明年的課外活動選項之一。課外活動改革早有計劃，辯論班沒有機會，打箱有。

我不打算說打箱毫無意義，畢竟，據那位表演者說：這可以提升學生的音樂感。（是嗎？咋不學音樂呢？噢，音樂是必修課，每位學生都要掌握至少一種樂器呢。）然而，比較之下，我認為思辨能力的訓練更為重要，也更加有意義，畢竟，那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公民素質之一。

我自己小人之心，打箱之所以能夠入選，那是因為能夠輕易吸引小朋友們，很cool呢！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家長驗收成果，可以在家長日時表演，家長就會覺得物超所值，有榮譽感，有臉面，自然就更願意讓孩子在這間學校裡上課。說到底，有利於宣傳，也就意味著有經濟價值。

辯論，在師長眼裡，除了讓孩子變得更會頂撞之外，毫無意義，又不能表演，也不好拿來宣傳。怎麼宣傳？我校學生口技一流嗎？還不如拿口才班來宣傳，至少還能朗讀詩歌、背一兩篇垃圾文章當作演講呢。

無論如何，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嘗試去推廣一下辯論。不，我不是覺得能夠說服大眾，讓大眾對辯論趨之若鶩，這不可能。這只是我個人的心結，是我個人對這個弱智的教育體系和社會的反抗。我力薄人微，就像蘆葦（reed），但我是會反思和反抗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