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祥英議會外辯論

魏家祥又又又向林冠英下戰書，邀約他進行議會外辯論。雖然林冠英當場就答應接戰，但熟知大馬國會議員相互邀約進行議會外辯論的歷史的讀者，應該會認為這場議會外辯論不太可能成事。

據我統計，魏家祥在2018至2021年間，共4次邀約林冠英進行議會外辯論。除了今年9月30日邀約林冠英針對沿海貿易政策（dasar kabotaj）進行辯論外，其餘3次分別為2018年3月、2019年8月兩次挑戰林冠英辯論檳城海底隧道計劃，以及2019年11月挑戰林冠英辯論拉曼撥款課題。

排除2021年9月這最新一次的邀約，之前3次都沒有促成雙方進行議會外辯論。以過去的記錄來看，林冠英接受魏家祥議會外辯論的機率為零。

最近的一次邀約，林冠英雖然當場答應，近幾日新聞也報導他表示已準備好進行辯論，但考慮到此前3次的邀約林冠英沒有明確地拒絕，還不時回嗆魏家祥沒有展現出足夠的辯論意願，或調侃魏家祥沒有滿足條件云云，一陣子後都不了了之。因此，不排除這次的應戰也有可能像過去3次那樣，以各種滑稽的原因告吹。

比如在2018年3月的那次邀約，林冠英就以“根據政治禮儀，公開辯論必須雙方身份平等才能進行”為由拒絕魏家祥的邀約，然後轉向挑戰時任馬華總會長廖中萊。林冠英所謂的政治禮儀是什麼無從考證，不排除是他的發明。然而，兩位同是人民公僕的林冠英和魏家祥居然出現身份不平等的現象，恐怕也只是林冠英，乃至於政治精英自視甚高的傲氣而已。

雖然以過去的記錄看，魏家祥和林冠英的議會外辯論不太可能成事，但機率應該不至於為零。2012年2月，林冠英就曾與蔡細歷辯論。無論如何，這並未改變成事的可能性極低的結論。

即便魏家祥和林冠英兩人真的進行議會外辯論，狠狠地打臉我這個假預言家，該辯論也可能毫無意義。

流程和規則之必要

魏家祥進行邀約時說：“1小時內，什麼課題都可以！”倘若議會外辯論真如他所提議的模式進行，就會毫無意義。

辯論的基本形式必須有明確的流程和規則，以及明確的主題和對立的立場。所謂的流程和規則是指，辯手在特定的時間裡可以或需要做什麼。

比如，在一場1小時的辯論裡，雙方各有30分鐘，而這30分鐘又進一步劃分為10分鐘開篇陳詞、5分鐘質詢答辯、5分鐘對辯以及10分鐘總結陳詞等4個回合。

這些流程和規則可以因應不同的辯論性質而進行調整和設計，可寬鬆可嚴謹，但決不能沒有。流程和規則是保障雙方討論有序進行的必要條件，不僅有利於辯手組織自己的主張和更有條理地呈現，也幫助聽眾接收辯論中的訊息，因為他們可以從流程和規則中事先了解，可以預期有什麼內容出現。比如，開篇陳詞時，聽眾可以預期雙方會把自己的主張完整呈現，質詢時則可能會看出雙方主張的一些邏輯和內容上的錯誤。最重要的是，辯論的主持人可以利用流程和規則約束雙方辯手，以免在辯論白熱化，出現互相干擾、打斷、無意義的攻擊、叫囂時，無人能夠提出強有力的理由制止。

沒有流程和規則的辯論，就有可能出現上段提及的亂象，令辯論變得毫無意義，甚至因此而消耗選民的注意力，浪費公共資源和輿論空間。

明確主題之必要

魏家祥這次挑戰林冠英，主要是因為兩人在沿海貿易政策議題上出現重大分歧。然而，魏家祥邀約時卻說“辯論什麼課題都可以”，可見他沒有意識到，框定明確的主題的重要性。

辯論與吹水閒聊最大的差別在於，辯論是以找到特定課題裡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中較好的一個為目的，閒聊、吹水、謾罵考慮的則是個人的感受和愉悅。

由於辯論的目的是找到“好”（good）或“對”（right），它所需要的態度和方法與一般的閒聊不同，往往比後者更認真和嚴肅，也需要動用更多的理性和思辨能力。唯有通過理性和思辨的檢驗，人才有辦法判斷何為“好”或“對”。

辯論的性質決定了它對論證的要求高於一般的交談，因此，辯論會盡可能撇除各種干擾和雜音，比如謾罵、人身攻擊、粗言穢語等沒有論證價值的言論。

其中，討論的失焦和離題也是對聽眾探討好和對的干擾，設計辯題時需要盡力避免。試想，當林冠英質問魏家祥有關沿海貿易政策的問題時，魏家祥卻扯去拉曼撥款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就會對聽眾造成混亂，而辯手也可以不必正面應對對方的質問，不必回答關鍵問題，討論難以深入。其結果就是，辯論並未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課題，遑論做出更合理的判斷。

因此，一場辯論是不能“什麼課題都可以”的。倘若魏家祥希望與林冠英的辯論有意義，就必須放棄畢其功於一役、一次過把過去被拒絕的幽怨宣洩出來的想法。兩位來日方長，這次就先集中辯論沿海貿易政策，其他的課題則留待後來吧。

結語

說了那麼多，重點在提醒兩位人民公僕，議會外辯論不是毫無成本的。你們領著優沃的薪資，享受著特權，凡事應以國民的利益為先，個人恩怨和意氣為後。要進行議會外辯論，就請認真和專業地進行，否則，就不要動不動邀約辯論，或者明明不想與對方辯論，卻不明確拒絕，等到媒體報導幾天，熱度退卻後就不了了之。兩位固然因此收穫了曝光率，可是卻浪費了公共資源。

同時，也希望大家理解，辯論不是口舌之爭，而是有意義的討論，是公共說理的重要工具。學習辯論也不僅僅是參加競技比賽，或者上綜藝節目那麼簡單，而是培養公民在民主社會裡有效議政的能力。

我國說理文化，無論議會內外，都不理想，辯論教育是民間其中一項糾正歪風的努力。兩位議員對待辯論的態度和表現與民間的努力背道而馳，令人們對辯論產生錯誤的理解，還望兩位認真反省，真誠改正。

刊於：≪當今大馬≫讀者來函

https://m.malaysiakini.com/letters/594316

余英時先生作品分享會後記

分享會圓滿落幕，實在是有賴各方的努力。深齋辯論隊的孩子們做了不少事，否則我這個缺乏行動力的人還真未必能做成。

這場分享會在設計上有待改善，比如在進入正式的分享之前，我應該對余英時作簡單的介紹，否則年輕的學子未必聽過這號人物。此外，也應該在主講人分享完後，先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好幫助同學們把握重點。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調整的地方。

不過，即便我們設計較為粗糙，還是有很多同學出席，並且大部份都留守到最後，對此我心存感激。

有些話不方便在當場說，只好在分享會結束後，個人的臉書上發發牢騷，說一說為什麼我們非辦這樣的分享會不可。

我在文宣中引用了≪1984≫：誰掌握了過去，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就掌握了過去。

余英時先生無疑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研究的泰斗，他的學術成果，對我們更好、更正確地認識中國文化和歷史有重大的作用。也就是說，他掌握了中國的過去，也就是開啟中國未來的鑰匙。

然而，一般人掌握過去，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更好地開創美好的未來，但有的人（或組織），比如中國共產黨，也希望掌握過去，為自己的專制和暴政尋找正當性。

他們雖然掌握了現在，但由於馬列史觀的缺陷，加上資訊廣泛流通，令這種史觀和意識形態遭到多方的挑戰，他們並未完全掌握過去。這也是為什麼，余英時先生在生前，中共多次招攬，死後則不斷曲解和抹黑他。

中共無疑是掌握了很多資源，久而久之，有可能通過各種抹黑、曲解和謊言，令年輕人誤解或不再認識余英時先生。也通過不斷地洗腦，令新生代缺乏歷史觀念，無法從過去找到抵抗暴政和專制的理論資源。這不僅僅影響中國人，也影響大馬華社。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培養新生代的歷史觀，讓他們至少不會輕易被中共的政治宣傳矇騙。老一輩我們救不了，但可以救救孩子。

這是我非如此不可的最終原因。

最後，如果我認為辦余英時先生作品分享會是非常重要和有意義的，我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成效是什麼？

當我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在意成效的。而辦余英時先生作品分享會，在一般教書匠看來，完全是徒勞的，因為那麼複雜和艱深的學問，即便大人們都要花很長時間來消化，孩子們又怎麼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充分理解呢？

我的回答有兩層：

1. 我也不覺得一兩個小時孩子們就可以完全把握余英時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們能夠讓孩子們意識到課本中的歷史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世上還有許多更厲害的歷史學家，有更好的歷史敘述在等著他們發掘。讓他們知道世界之大，歷史的複雜，這才是分享會最重要的任務。

2. 我們不要小看年輕人，以為我們做不到，他們就一定不行。我帶深齋辯論的這一年裡就意識到，有些我做不來的事情，他們比我更有希望完成。而且，年輕人比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也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善用。他們終將會超越前代，比我們走得更遠、更前。他們的資源除了是越來越普及的科技，還有我們這些前輩。歷史就是後輩不斷超越前輩來推進的，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歷史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