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憶——《山城》

怡保是霹靂州數一數二的大城市，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繁華而不失古意。更難得的是峰巒疊起，蒼翠碧綠，幾處民宅置於其間，數棟樓宇立於其中，敞門處處見山，開窗觸目皆嶺，“山城”之美譽，由來非虛。

過客未必與山城居民有同樣的體會，但來時大道兩側石山相迎，鐘靈神秀的山體愈趨愈近，仿佛過去了就是別有洞天；去時見山漸遠，雖不似蒼松般有著情人擺手道別的姿儀，卻像父親佇立當處，靜候遊人再來，有種若隱若顯的眷戀。個中體會，若不是對自然景物有著上天恩典般的崇敬仰慕，恐怕難以理解。

然而，我們對怡保石山再怎麽喜愛、再如何珍視，都無法阻止心無敬畏的人們將之摧毀。在他們決定點著引線，欲將山體炸成金銀碎屑的一刻，我們的愛惜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淪為他們茶前飯後的笑柄。在一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時代，或精確一點引用著名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說法——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1），對他們而言，我們這種追求虛無縹緲的自然之美、歷史之華的人們才是有病的一群。

不是說“愛比暴力強”嗎？為什麽大片山體被炸壞，滿目蒼夷，哀嚎卻未見停止，甚至日益嚴重？賴錦坤導演用了相當另類的方式嘗試回答。

老實說，《山城》的開頭的那幾十分鐘是不好看的，選用的演員都是素人，雖然大膽，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演技生硬，未能呈現出理想的銀幕效果。演員的問題是其一，劇情俗套，臺詞乏味，運鏡不佳，配樂單調也同樣是電影的硬傷。凡此種種，令前幾十分鐘在整套電影裏顯得累贅而拖沓，還不如直接進入後半段紀錄片的部分。如果擔心開口見喉嚨不符合藝術審美，寧可看無人機飛遍怡保諸山。當然，在相對有限的資源和條件下，這些問題都情有可原，然而我們仍必須如實指出，因為讀者有必要了解這幾十分鐘的觀看重點為何。

這在電影藝術上難以接受的崩壞片段是整部電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它最能回應為什麽“愛不比暴力強”。它致力凸顯出人們的犬儒與不作為是石山保衛戰失敗的主因。

除了極少數像近打谷監測站（Kinta Valley Watch）的成員那樣，會以實際行動捍衛他們所深愛的地方，絕大部分的你我，雖然同樣厭惡著美景被破壞、歷史被摧毀，但除了咬牙切齒咒罵一番外，別無行動，然後自我安慰道：“我也沒辦法阻止”，更有甚者，擺出一副世故的嘴臉，對站出來抗議和爭取的人說：“你這樣做有什麽用”，就像電影裏的許多人一樣。“愛不比暴力強”，因為我們的“愛”只是空話，而無確切行動。

此外，電影也不時透露出對政府機構的不滿。人們會有“這樣做有什麽用”的疑惑，其實也反映著當地政府無法回應人們的要求，任由采石公司肆無忌憚。不作為的，不只是民眾而已。

電影的紀錄片部分拍得相當不錯，訪問了好一些人，有專家有居民，這些受訪者都在嘗試說服觀眾怡保石山有其經濟和歷史價值，抑或是澄清炸山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並沒有想象中的顯著，說明炸山活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有的也嘗試告訴我們石山目前的保育與推廣工作進度和所遇到的困難，囊括了不同層面的資訊。總的來說，電影的後半部分讓觀眾對怡保石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以這麽說，電影的最大價值不是它的藝術成就，而是作為歷史的載體，記錄了怡保曾經有過這麽美麗的景物，記錄了人們曾經那麽努力地捍衛。就此而言，這部電影值得我們的支持和肯定。

現在不看這部電影，似乎沒什麽所謂，反正以後可以看，甚至許多年後，都可能有機會看，但那個時候，也許，怡保石山都被采光了，被夷為平地了。屆時再看，就不是現在這般“只是有點沈重”的心情了，也沒有意義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導演拍這部電影的用意很司馬昭，他就是希望我們能在看完後作出行動2。黃子華如是說：“愛，講是沒有用的，做啦！”

註釋1：

桑德爾認為，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的變化就是從“擁有”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逐漸變成“成為”市場社會。“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市場經濟是一種工具，是一種建立生產性活動可貴而有效的工具。市場社會則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市場價值滲入人類生活的各面向，把社會關系都轉化為市場的形象呈現”。換言之，許多此前無法以金錢價值衡量的事物都變得可以買賣，比如歐盟經營的碳排放市場，允許企業購買或出售汙染的權利，排放一公噸碳至大氣中，只需要13歐元；比如美國加州聖塔安那的非暴力罪犯可以一晚82美元升級至更幹凈和舒適的囚室。

註釋2：

山城以外的人們也許無法直接參與和貢獻，但關註和了解、積極地討論，其實都是有意義的，至少，不要讓站出來的人感到孤軍作戰和意興闌珊，必要時，響應他們的運動。在此附上相關組織的臉書專頁鏈接。（shorturl.at/xHLU5）

關注怡保石山命運的市民以及近打谷監測站成員

刊於《藍視角》202002期

團結的口號——看《Kartun Anti-Racism》

人之所以脫離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社會，接受部分自由的限制、部分權利的上繳，是為了換取更好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因為人們都知道，個體的力量終歸有其極限，只有相互合作，才有可能突破這些極限，而事實證明，人們因此成為了這星球上的主宰。“團結就是力量”，也因而成為了許多社會和團體生活的重要追求之一。家族成員要團結，公司員工要團結，國家公民也要團結。

然而，知道團結的重要不代表知道怎麽塑造團結。於是，我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令團體增加凝聚力、變得更團結？

在我們的經驗裏，有許多用以增進團體情結和歸屬感的活動，比如大學會為新入學的學生辦迎新周、許多公司有團隊建設（team building）活動、新加入社團會有破冰（ice breaking）儀式等。不管我們是內向還是外向，初來乍到，受到人們這麽熱情的款待和歡迎，心中的隔閡多少有所消減。上升到更大的層面如族群和宗教，會有共同的歷史和傳說，也會有傳統習俗和節日。國家層面則有國慶日和各式各樣的電視廣播宣傳以及歷史課。凡此種種，目的都是為了讓身在中的成員感受到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感受到自己與團體中其他的成員是相通的。用更加專業的話語，這是在“促進共同體的想象”。

但這樣就足以促成團結了嗎？若是，如此那麽馬來西亞每年都慶祝國慶日、馬來西亞日，每一位上學的小朋友都需要修讀我國歷史，每個公民都通過本地報章了解國內大小事，大家都覺得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了吧？馬來西亞夠團結了吧？實情卻是，國內各族仍有不小的芥蒂，尤其是在政治權益上的糾紛，更是數十年未解。

換言之，即使有了這些“促進共同體的想象”，也未必能保證共同體的成員合作無間，相互信任。原因在於，這種想象不真實。所謂的不真實並不是因為那是一種想象，畢竟，這種想象帶來的感受是真實的，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也曾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為“想象的共同體”奉獻生命，和進行殺戮。

不真實，是因為它只虛有其表，只是徒具形式的脆薄空殼，人們總能在生活中找到抽離這種想象的資源與例證。所以，即便國慶日再隆重、再積極地渲染國族情緒，用政治漫畫家祖納（Zunar）的話，“也不過是國旗的派對罷了（kemerdekaan hanyalah pesta bendera）”。

祖納之名在我國恐怕無人不知，就算對我國時政再冷漠的人，也肯定見過他諷刺政府和社會之荒謬的作品。祖納在政黨輪替之前，曾被國陣政府5次逮捕、在《煽動法令》下被控9項罪名，他此前出版的19本作品更一度被查禁，可見其諷刺與批評備受前朝政府忌憚。

本書是祖納最新的作品，重點解析我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問題，並將之歸咎為國民難以團結的根本原因。祖納在書中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表達他的觀點，種族主義導致政策和施政有所偏差，造成不公平和不平等。一個不公平、不平等的社會和制度，就算多麽努力“促進共同體的想象”，人們也能確切感受到自己與某些族群不一樣，這樣的想象也自然因為經不起現實的考驗而消散無蹤。

當然，種族主義並非完全是政治人物和政府的問題，身在其中的人民亦需負部分責任。祖納在書中認為我國的教育制度被種族主義侵蝕，這在獎學金制度和大學錄取制度上尤為明顯。當然，祖納在書中大力鞭撻的種族主義集中在馬來族群上，但這不代表種族主義只局限於此而已，這是讀者需要註意的。

提了那麽多問題，那我們的出路在哪裏呢？把現有的偏差糾正過來，就是我們的出路。當然，說著容易，施行卻並非易事，有賴全國上下，政客和人民長期的耕耘、共同的努力。這些努力包括了解不同的族群，相互對話、尋找共識，更重要的是減少謾罵、對立和仇恨。用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註定是徒然。

團結的口號喊得響亮，自稱馬來西亞人的也大有人在，但不做實事，沒有真正為團結國民而付出努力，口號也始終是口號而已。

刊於《藍視角》202001期

尋覓馬來人——《Melayu atau Kemelayuan: Menelusuri Sejarah Idea》

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這是我們從小就自課本中得到的印象，但現實中的馬來西亞遠不只有三大種族而已，峇峇娘惹、伊班、卡達山杜順等等，都具有獨特的文化和習俗，都有可追溯的歷史淵源，但這些族群卻仿佛被政府和人民遺忘。

到某些政治部門填寫資料尤其體現出這點，許多不同的少數族群都被統稱為其他（lain-lain），不知是類別太多，全部擺進表格裏效率太低，還是大家壓根不知道有這些族群，放進表格內無助於人們聯想起他們的特質。

當我們問起人們怎麽分辨他們以為自己早就熟悉的三大種族，讓他們說說這些族群名稱能夠令他們聯想起什麽，就會變得更有趣。

說到馬來人，就是棕皮膚、戴頭巾宋谷、講馬來語、信奉伊斯蘭教；談起華人，就是黃皮膚、講華語、穿旗袍唐衫漢服、跟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而印度人則是黑皮膚、講印度話、信奉印度教、穿紗麗。人們習慣以膚色、服飾、語言、宗教等表層文化特質來區分形形色色的人群，然後因應這些區分給予不同的待遇。

所謂的表層，不是說這些特質是錯誤的，而是指這些特質無法令我們對各族有更深刻的了解。以華人為例，旗袍唐衫漢服未必就能代表華人的文化，旗袍是旗人服飾，漢服是漢人服飾，但華人就一定是旗人或漢人（甚至，若以血統論之，世上還有純正的漢人）嗎？所謂的講華語，在大家的腦海裏就是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語言，但華人何止北方人而已？閩、粵、吳、湘、蜀、贛等籍貫也屬華夏文化區，而各自也有方言，那所謂華語又何止現行的普通話呢？

普通的平民百姓不太深究，理解流於表面也就罷了，若官方也如此，未免貽笑大方。對於何謂馬來人這一點，我國政府還是下了不少功夫去界定，甚至，許多政策都與這樣的界定息息相關。如此事關重大，定義必然嚴謹。根據我國憲法第160條文，“馬來人即是信奉伊斯蘭教、以馬來語為主要語言、奉隨馬來習俗，且在獨立日之前出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或在此前已定居此處，或其父母之一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

然而，這對馬來人的定義除了用語更為專業，它的內涵有更正確、更合理嗎？在學理上恐怕不是這麽理所當然。舉例言之，有部分菲律賓人擁有相當強烈的馬來意識，亦即，自認為馬來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前菲律賓總統馬卡帕加爾（Diosdado Macapagal）就曾推出“Mafilindo”這個統合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三國為“馬來人原生國聯合邦（persekutuan negara-negara asal Melayu）”的概念，但有極大部分的菲律賓人都是基督教徒；在泰國，有數以千計的伊斯蘭教徒自覺為馬來人，但他們的主要語言是泰語；反過來說，馬來半島有部分原住民部族的主要語言是馬來語，但絲毫不認為自己是馬來人。

上文幾段想點出的無非是：我們對族群這個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蒼白和淺薄的。若非以各族刻板印象當作對各族真正的理解，就是忽視族群界定的復雜和多元，滿足於根基單薄的分類。我們習慣了獲得篤定的答案，卻不知事實往往沒那麽簡單。以馬來人這個概念為例，其內涵非常豐富多元，且充滿歧義，就有許多值得探討、辯論和商榷之處。

但是，這不能全怪我們，畢竟，我們生活在這麽一個對種族課題高度敏感的社會裏，言論與學術自由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當我們無法追問，不能挑戰既有的論斷，時刻自我審查，我們即是拋棄了對族群——特別是對馬來人——更完善、更確切、更深刻的認知。這對於一個馬來人占大多數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種諷刺。

所幸，本書的作者米爾訥（Anthony Milner）在無知之洋裏挽救了我們。米爾訥是澳籍東南亞史專家，特別是觀念史（history of idea）和馬來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他於2017年獲頒默迪卡獎（Merdeka Awards），同年成為馬來亞大學的榮譽博士。他這部著作原是英文書寫，於2008年出版，而馬來文版則是在今年由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

本書首先提出“何謂馬來人”這問題的復雜、多變和充滿歧義，並闡明采取“馬來性（Malay-ness/Kemelayuan）”作為研究的側重點。本書各章節順應歷史的脈絡，上溯至印度與伊斯蘭文明，再到馬來王朝，而後殖民時期，迄及民族國家的建立等，為讀者梳理“馬來人”這種身份或觀念的源起與轉變，對我們理解馬來人或“馬來性”有極大的幫助。

有人也許認為，這些深奧的學術研究對學者也許有意義，但對人均年閱讀量只有一頁的馬來西亞人又有什麽意義呢？

我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太可能擺脫種族政治的魔咒，許多政治人物對煽動種族情緒來謀取政治利益的興趣極大，而他們之所以屢試不爽，恰是因為我們的無知為他們所用。我們不理解各族，我們都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各族的刻板印象上。只有深入去了解不同的種族文化的深層結構，才有望建立真正的共同體意識，進而促進團結。這跟建立或消滅幾間學校無關。

刊於《藍視角》201912期

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看中國人的《美國工廠》

中國共產黨靠底層人民起家，擔著共產主義的大旗，喊著為勞動人民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建國70年來打地主、打右派、打封建、打資本家，把所有壓迫無產者的人都打過了一遍，中國由此變成了紅色帝國。隨後，改革開放，共產主義大國“和平崛起”，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大經濟體，地位足可與美國分庭抗禮，但是，勞動人民也起來了嗎？無產者的權利得到保障了嗎？世界，有變得更公平嗎？

美國，資本主義大國。萬惡的資本主義像巨獸兇神般吞噬勞動者的血汗、剝削勞工了吧？萬惡的資本家如邪神餓狼，殘害無產者了吧？按道理，美國的工人比中國慘，比中國可憐，是這樣嗎？

“是的，一定是這樣，”有人說。“就該讓中國人教育教育美國人，讓他們看看中國人怎麽建廠，怎麽管理吧！”有人接著說。這部紀錄片，正是想讓我們看看一個中國人在美國開設工廠是怎麽操作、怎麽管理，而這些操作和管理又帶來了什麽效果。

故事的開始，是美國俄亥俄（Ohio）州的一家汽車工廠——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旗下的工廠關閉了。這家工廠的關閉，令一眾員工傷心落淚。這其中既有不舍，也有對未來的憂慮。數以千計的人們因此失業，被各種焦慮與無奈困擾。

此時，一個中國富豪曹德旺決定在該處設廠做玻璃，取名福耀（Fuyao Glass America）。他的投資為當地創造了千余個工作機會，這無疑為居民帶來了曙光與希望，失業的低潮與陰霾似乎冰消雪融。福耀之名，意頭甚好。除了工作機會，文化之間的交流似乎也令工人感到新鮮，事因福耀也從中國帶來了約200名員工。

開廠的初期，美國工人甚是感激，也與中國員工相處融洽。然而，隨著時日的推進，漸漸出現了摩擦。

在美國工人的角度看，他們的薪金太低了。有位員工在通用汽車車廠工作時，時薪為29美金，如今到了福耀，時薪只有14美金，少了一半，難稱得上是體面的薪金。此外，工作環境也不安全。有經驗豐富的老員工在福耀的工廠受了工傷，這是他在通用汽車工廠的15年裏從未發生過的。

工廠在設計上也有許多缺陷，比如生產線排列太擁擠，而且工作環境的溫度偏高，有的加工房只有一個出入口，火警發生恐怕不利於逃生。更有甚者，受工傷的工人沒有獲得保障，面臨被辭退的風險。終歸一句，美國員工認為廠家不尊重工人，不考慮工人的安危。

在廠家而言，美國工人效率低下，不能吃苦，而且很難管制。為此，他們安排了一次培訓，讓美籍管理層到福耀的中國工廠觀摩學習。中國之旅令他們大開眼界，除了驚嘆中國員工的效率之高、刻苦耐勞，也佩服他們的紀律與服從。比如，有一中國女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年才回家一兩趟，家中年幼的孩子見她的時間極少，問她累不，她說，“當然累，但有啥辦法？”也有員工負責回收與分類玻璃碎片，而連防割手套也沒有配備，卻毫無怨言。

工人被剝削，主因源於勞資雙方的權力不對等，不論美中，工人都暴露在壓迫與欺淩的風險之下，只不過，因為不同地區的制度之優劣而程度有高低之別罷了。保護工人的其中一種制度，就是工會。所謂的工會就是工人團結起來制衡資方、在必要的時候適當施壓、維護工人的權益的共同體。

中國有工會嗎？有，不過福耀工廠的工會會長是主席曹德旺的妹夫。美國呢？有，不過需要工廠的工人投票表決是否要成立工會。隨著美國工人的不滿與日俱增的是對成立工會的強烈訴求，當然，廠家與一些美國員工貌合神離，更不在話下。

廠家因是做出反應，試圖影響投票結果，各種手段不一而足。比如針對一些鼓吹成立工會的員工，增加他們的工作量，或者借故辭退他們，最厲害的是強制員工出席各種促進勞資關系的講座。所謂促進勞資關系的講座，說白了就是恐嚇對廠家有異議的員工。影片也介紹，這些反工會咨詢業（Union Avoidance Consulting Industry）自上世紀70年代穩步發展。

最後的結果是，60%的員工投票反對成立工會。他們接下來會過得怎樣？沒人知道，紀錄片到此結束。

這部紀錄片的內容其實尚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地方，比如工廠管理層如何形塑員工們對工廠的歸屬和認同感，比如中國工人離鄉背井來到美國的辛酸，而最重要的，是看看工人在現代世界的處境，看看他們為了生活作出的犧牲，以及為了工作而承受的種種不自由、不公平，甚至，面臨被機械化取代的他們，未來在何方。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在共產主義國度的工人有比在資本主義國度的工人過得更好嗎？我認為是沒有的，甚至，中國工人的狀況更加嚴峻，承受的壓力更大，受到的保障更少。這是不是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不過是更極致的資本主義罷了？

它們成為了馬克思批判的對象，它們成為了馬克思理想的背面，它們異化（alienated）了人。也許，我們要吸取歷史的教訓，保障工人的永遠不是什麽主義，而是制度。不要擁抱主義，要建立制度。

刊於《藍視角》201912期

社會契約演算法

[一]

社會契約是社會形成之時社會成員之間或明示或暗示認可的合作和共存的協定，生活在社會中就必須依循這些共識，若不遵守就不能享有該社會的生存資源和發展機會。社會契約的約束力來自於人們的“認可”，而“認可”有著最高的道德約束力。然而，人們以這樣的模式理解社會契約會引發兩個難題：

一、社會契約制定之後出現的人們怎麼辦？他們一出生就在社會之中，被社會裡的各種法規和制度約束，但他們卻不曾同意過這項契約。

二、就算在契約制定之時“認可”了，但後來情況有所改變，契約的內容不符合我的生存和發展的利益該怎麼辦？

這其實不難解決：一、“認可”不必只限定在契約制定之時，而可以在制定之後的每一個時間點。要怎麼做到？不斷進行反思、審視和判斷社會契約是否合理，是否值得自己的“認可”。二、修訂契約內容，令其契合時代的變遷。

契約精神看重每個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共存與合作是否合宜，努力尋求共識，從而更好地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保證社會的穩定。由此可見，那些開口閉口要尊重社會契約，不容許挑戰的人其實根本沒有契約精神，他們只有霸權和私慾，因為他們不在意你們現在活得怎樣，不反思契約內容會否不利於某些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

你猜猜我說的社會是哪裡？

[二]

人們簽訂社會契約，脫離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是為了得到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倘若社會成員擁有行使武力的自由，這將與進入文明社會的目的相悖，因為社會成員有可能相互傷害從而影響生存和發展。但沒有武力的社會將難以維持穩定，因為社會內外都有可能出現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如果有武力和放棄武力都不是理性的選擇，那麼問題就不是要不要，而是要怎樣的武力才合理。

於是，人們想到了折中的方法。當人們選擇進入文明社會時，必須放棄使用武力的權利，避免成員之間互相殘殺。而這些權利將交由社會特定的成員（警察和軍隊），讓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使用保護社會。為了防止軍警錯誤使用武力，他們必須受到社會全體人的監督。但問題來了：合法武力既然已經掌握在軍警手中，不能合法使用無力的社會成員又如何能有效監督呢？

答案是：保留收回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如果軍警錯誤使用武力，那就意味著他們行使武力並不符合保護社會的目的，甚至更有甚者，這些武力持有人已經在傷害社會本身，成為了社會最大的威脅。那麼，保護社會的責任自然不能由這些人肩負。在此情形下，社會成員只好暫時擔起這個重擔，自己保護社會，直到威脅解除。

然而，這不代表人們可以隨意使用武力。人們也必須像監督軍警一樣監督自己，也必須像要求軍警對使用過的武力負責任那般承擔起責任。在文明社會裡，使用武力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保護社會成員，而能使用的武力上限等同於解除威脅所需要的武力。

只要符合需要，我們沒理由反對或譴責人們使用武力去禁錮、傷害甚至抹殺威脅社會者，正如我們認可軍警那麼做一樣。

[三]

人們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和生存機會，簽訂了社會契約，脫離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生活。如何更好地一起生活，即是政治思考的起點。一個人的世界不存在政治。

然而，協調各方、使其能夠和睦共處、相互協作並不是一個可以一勞永逸解決的問題，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產生變數，因應不同的變數需要有不同的方案。因此，政治是一個需要長時間投入的工作。

社會中的人們當然要介入政治，因為這關乎他們彼此之間的生活，但同時也意識到，他們還需要從事生產，維繫社會的運作，無法把時間全都花在政治問題之上。

於是，人們就想到委託特定的一批人專門從事政治工作，全心全意解決和協調社會成員一同生活的問題。這批人叫政客。

為了協調社會成員的生活，政客必須掌握一定的權力。但這其中有一個問題：掌握了支配人們生活的權力的政客為什麼一定會維護社會成員的利益，而不是使用權力為自己或特定群體爭取更多的好處？

答案是：他們權力的源頭必須且只能是人們的意志，當他們違背了人們的意志，人們就有權利收回曾賦予的權力（一般而言是在下一屆大選時收回）。223事件之所以令人憤怒，正是因為部分政客企圖違逆人們的意志，這令人們感到冒犯。

社會是由許許多多不同的個體組成，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欲求和對美好生活的想像，有的人總會認為223事件是可被接受的，甚至，社會的大部分人可能從中得益，那我們怎麼斷定223事件始作俑者違逆了人們的意志？答案是，他們未經人們的意志就否定了上一屆全國大舉的結果。

選舉收集人們的意志，選舉的結果就是不同的意志博弈後的最終結果，也是人們意志的最高代表。落敗的意志必須尊重勝出的意志，就算再不滿意這結果，也必須等到下一屆選舉，再次徵求人們的意志。人們的意志只能被人們的意志否定，而不是被委託的政客。

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太平山志《Beguiled: On Larut Hills》

開車北上和豐，路經怡保，驚覺原本聳立大道右側的幾座石山青蔥不再，失去了天工鬼斧的自然氣派，剩下的只有觸目驚心的塵土石色，山形宛若被餓狗咬過，不成模樣，心中頓感不忍。

所謂不忍，出自《孟子》“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憐憫或惻隱之心。孟子用了很生動的日常經驗來告訴我們何謂“不忍”。他說：“你看見小朋友掉入井裏，心中會感到憐憫，想去救他。”又說：“君子一般不會走近廚房，因為聽到動物被宰殺的哀嚎，就會不忍心吃它們的肉。”

對人如此，對獸如此，對物大概也如此。為什麽會不忍？因為我覺得此山與我有所聯系，我每次去和豐都會路過此地，都會看見它，讓我因長途駕駛和久居繁忙喧鬧的大城市而困頓萎靡的精神稍稍一振。

就像你家的布偶，它也許不會說話、沒有生命，但十數年來一直伴你左右，出現在你的喜怒哀樂之中，你總會有親切之感，不會隨便亂丟，也不會允許你媽拿去肢解掉當抹地布用。若不幸丟失，你也會感到難過，想找回它。

反過來說，為什麽有人，特別是政客和商家，忍心破壞這座石山呢？因為他們並未與此山產生聯系。對他們來說，這座石山不過是死物，不過是待開采的鈔票礦。

這裏無意批評相關的政客和商家，我只想指出，當你把死物看作死物，沒有情感的羈絆，你就可以毫不猶豫地利用它們，為自己生產利益。而如果對死物產生感情，就有可能會成為驅動人們去捍衛它的動力。要產生感情，首先要理解。理解它的意義，理解它的價值，理解它的美。

然而，要怎麽去理解呢？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親身與之接觸。如果無法做到，看看照片，閱讀它的歷史，亦庶幾近矣。《Beguiled: On Larut Hills》就是這麽一本書，只不過，寫的不是怡保石山，而是在怡保更北的太平拉律山（Bukit Larut，亦稱Maxwell Hills）。

拉律山是馬來半島歷史最悠久的山區度假村，由19世紀的英殖民者開辟建立，是太平有名的旅遊景點。上下拉律山目前只能乘搭吉普車，此外就是步行。由於道路狹窄，吉普車班次並不多，於是有人建議增設纜車。增設纜車雖然能令上下山更便利，卻也無可避免地會對拉律山的自然生態造成影響。所以，霹靂州政府去年已經確認不會實行這項計劃。州政府這項決定當然是對的，但對於想親身與拉律山接觸的更多人，恐怕是一件壞消息。

在此，就更凸顯出這本書的意義。本書作者Liew Suet Fun女士原是太平人，離鄉上大學後一直漂泊在外，直到2015年重回太平，與丈夫Peter入主拉律山的一間屋子，叫The Nest。

本書對拉律山的景物之描寫生動而細致，除了文筆之佳，亦少不了大量的研究和資料搜集。這其中包括了拉律山生態環境的各個物種的來歷和性質、各建築和設施的歷史、當地居民的生活等知識，令本書不止於作者山居歲月的敘述、從她的視角和經驗出發而已，還有助吾輩真正理解和認識拉律山的全部。這可以從她對書中大量的照片的註釋和說明看出來，敘述之詳盡，可見用功之深。

閱讀此書，雖身不能至拉律山，亦勝是親到拉律山，與它形成某種連接。讀過一遍，仿佛自己就曾在拉律山上呆過一段時間，生出“嘗僑居是山”的情感。

人類的世界瞬息萬變，當初聳立怡保的石山，可以在不知覺中被開發摧毀，難保拉律山不會有一天也面臨同樣的命運。希望以後有人想染指拉律山的時候，我們會心生不忍，進而挺身捍衛。

註“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這句話出自《鸚鵡滅火》的典故，故事大意如下：

有只鸚鵡在佗山住了一段時間，到別處去遊歷。某天見佗山大火，連忙飛到水中弄濕自己的羽毛，飛到火上灑水滅火。有個天神見狀，就對鸚鵡說：“你雖然有心滅火，但你能力有限，又有什麽用呢？”鸚鵡答說：“我曾住在那座山，實在不忍看著大火袖手旁觀。”於是天神被感動了，招來大雨滅了火。

註山志

志，本義為記載，後來指史書的一種文體，記錄的多是專門資料。比如經籍志，就是有關書本的資料，刑法志，就是有關刑法的資料，方志，就是有關地方的資料，而山志，就是記述山川景物的文章。

刊於《藍視角》201911期

雨與桎梏：《天氣之子》最精彩的兩個鏡頭

近日心血來朝，隨手買了兩張《天氣之子》的戲票，不料踏上了一場驚喜之旅。曾聽說新海誠的作品感動人心，而今看了《天氣之子》，確知此言不虛。那《天氣之子》到底哪裏動人了？

在我而言，有兩個鏡頭。一是女主陽菜身著和服，迎著疾風在高樓祈禱，不久後地平線上密布的烏雲緩緩散去，橙黃明艷而柔和溫暖的陽光散射四方；二是陽菜和帆高自天空墜落後，緊系陽菜脖子的項圈斷了開來。那為什麽這兩幕特別動人，這也許和我如何解讀這部電影有關。

雨的意象充斥著整部電影，而隨著雨而來的是許許多多的郁悶和壓抑。不論是對戲裏的角色還是戲外的觀眾。陽菜在病房中陪著病重的母親，窗外在下雨；男主帆高獨自在東京中找生活、被欺負、餓肚子，天空下著雨；主角們為避開警察的搜捕而出逃，更是狂風暴雨。但凡電影裏的苦處，都伴隨著一場或大或小的雨。雨，象征了他們的苦惱和不幸。然而，真正令他們遭罪的其實不是雨，而是像雨般無處不在卻又拿它無可奈何的社會現實。

我不會批評學生必須完成義務教育不能輟學、警方接到少年失蹤投報後盡力追尋、把失去雙親監護的少年帶往保護所等制度，這些都是必要且合理的。雖然在電影裏它們或多或少對主角造成負面影響，但這些影響之所以負面是因為它們與主角追求的理想生活相抵觸，其背後實是社會的善意，其最終結果在人的整體發展而言會是好的（比如接受警方和社工的幫助，會令陽菜和弟弟的生活更有保障）。

我也不打算分析令帆高和陽菜苦苦掙紮求存的各種社經制度。實際上，他們面對的窘境都是隨自主選擇而來的必然結果。我只想說明白，帆高和陽菜的郁悶和苦楚，很大程度源於他們失去或放棄了雙親的照顧，選擇在東京這個大城市裏謀生存，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比如自由和歸屬）。

這種情形不管在什麽社會，幸福對他們而言都比一般人遙遠。所謂的社會現實就是，追求幸福和理想往往意味著走進一條荊棘滿布的道路。在他們年少的眼簾裏，充斥著看不見盡頭的掙扎，不知何時能達成的理想，以及不懂如何擺脫現況的苦悶。正如人們不知道雨什麽時候才會停，天空何時才會放晴。

所以，當陽菜可以通過祈禱召喚晴天驅散陰雲時，除了雨過天晴那種豁然開朗苦盡甘來的輕松，也有一種戰勝命運的豪情與感動。高樓上身著和服的陽菜，祈禱的晴天是規模最大、最富儀式感的，隨之而來的澎湃情緒，自然也在這一幕達至頂峰。

帆高與陽菜以提供晴天的能力賺到了不少錢，他們似乎離理想生活和幸福更近一步了，如果祈求晴天這種能力是毫無代價的話。

這部電影之所以觸動到我，是因為這是人的故事。它雖然有許多匪夷所思的幻想元素，但對生命的刻畫是真實的。真實的世界，或人的世界，不可能只靠祈禱就能得到救贖實現理想，令理想成為現實的只能是以汗、血、淚，乃至生命為代價。豁然開朗之豁源於長久壓迫；苦盡甘來之甘在於嘗盡苦澀；戰勝命運的豪情與感動在於路上付出的和失去的。所有輕而易舉的都毫無價值。帆高在與雨的抗爭中失去了陽菜，而陽菜失去了自我，這才是放晴之所以動人最終極的情感泉源。

故事設定陽菜召喚晴天的能力會令其身體逐漸消逝，最後為了穩定人間的氣候，甚至需要被當作天空的祭品犧牲掉，從此碧海青天夜夜心。

十五歲的陽菜謊報歲數出來打工賺錢，曾一度考慮賣身，雖然最後遇到了帆高而懸崖勒馬，但售賣晴天又與賣身有何區別呢？陽菜一直來的努力其實都沒怎麽考慮到自己，賺錢主要是為了照顧弟弟，盡姐姐的責任。她把自己當作了工具而不是目的，直到她有了召喚晴天的能力才開始找回一些尊嚴，從“晴天女孩”的職業中得到了意義。然而，其意義的源頭仍然訴諸於“召喚晴天能令人們開心”這一點上。與其說這是一種自我價值實現，不如視之為賦工具以意義。陽菜的人格並沒有受到人們的尊重，她召喚晴天的能力才是大家重視的。

陽菜頸項的鏈子相當搶眼，而且與雨一樣，帶來若有若無的窒息之感。我無法將之理解為純粹的首飾，感覺更像某種限制了靈魂的桎梏。她一直被責任綁定，先是為了弟弟，後是為了愛人，用自己最璀璨的年華對抗生活與命運。沒有尊嚴地活著是什麽感覺，我無法深切理解，但我看著別人尊嚴被糟蹋，會覺得很難受。一個人不被重視地活著，很可憐。

所以，當帆高不顧一切地去追回陽菜，以行動告訴她“你很重要”、喊出“就算沒有晴天也沒關系”的時候，就像炙熱的手探進黑暗捧起冰凍的心，肯定了她存在的價值，感覺很溫暖。所以，當他們自高空墜落躺在地上時，陽菜的項鏈斷開了。因為她擁有了自己的價值，靈魂得以自由，除了責任與他人外，學會了為自己著想。她從為人而活的枷鎖中解脫了。

在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陽菜正在祈禱，但她不是召喚晴天，而是祈求上天讓她與帆高重逢。所以，在她看見闊別三年的帆高時，鏡頭開始拉遠，就像她身著和服在高樓召喚最燦爛的晴天時一樣，只不過這次沒有陽光，烏雲也未散開，他們倆的未來依然有很多挑戰（帆高還需要為之前拒捕去尋回陽菜而負刑責），但，她學會了為自己祈禱。

按：當了記者要寫的文章有很多，此篇本不必寫，但我想以此文獻給香港的抗爭者。看電影時，我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們。

醉者《PK》

小王子離開他的B612小行星到各個星球探訪。一路上遇到了沒有臣民的國王、孤身一人的愛慕虛榮者、只會不斷數星星宣稱自己擁有它們的富人、成天喝得爛醉的醉漢、在極小的星球上不斷重復著點燈和熄燈工作的點燈人以及沒有到過任何地方的地質學家。小王子覺得他遇見的這些所謂“大人”非常奇怪，如果我們仔細玩味，就會發現這些“大人”跟我們很相似，也許，其中就有我們自己。

《PK》這部電影的敘事模式，讓我有一種看《小王子》的既視感。它們同樣以超脫世俗的角度（或許可以說外星人的視角）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和認知，引導我們思考，以此重新認識自己。兩者的差別在於，《小王子》的敘事含蓄，而《PK》更明白、更直接，也更大膽。

《PK》是由喜拉尼（Rajkumar Hirani）執導、阿米爾汗（Aamir Khan）主演的電影，他們在拍攝《3 Idiots》時曾經合作。如果這麽說你依然沒有覺得將在下文介紹的這部電影《PK》可能有什麽過人之處並因此感到期待，那你多半還沒看過《3 Idiots》，在此強烈推薦。

回到來，《PK》到底提出了什麽核心問題？是“神”的問題。

故事敘說外星人主角（阿米爾汗飾演）來到地球進行研究，剛下飛船沒多久就被小賊搶走了通訊器。沒了通訊器的外星人無法聯絡飛船的同伴前來接載他回家，他只好到處問人尋求幫助。他降落之地是印度，印度是個宗教信仰和文化深植其根的社會，外星人向當地人敘說了他的窘境後，得到最多的答復是“只有神能幫你了”。於是我們的外星人主角踏上了“求神”之路。

然而，神在哪裏？該信哪一個神？

外星人對神最初的理解（也許也是人們最初的理解），是有實體的萬能許願機，也就是常人擺在家裏供奉的神像。後來他發現，這樣的許願機有大有小，成千上百，而且經常失靈，似乎不是神的真身，於是他來到了廟宇。雖然廟裏的神也是一個個泥塑像，但它有著裝潢華美的聖殿，有許多信徒和神使，這樣的地方給人一種神聖莊嚴之感，讓人覺得真的住著神也說不定。廟祝告訴他，只要奉上貢品、捐點香油就能願望成真。但是神依然沒有幫他找回他的通訊器。

隨著他在人間闖蕩的時間增長，他漸漸發現神職人員的存在。這些人宣稱能與神聯系，指導世人，是神在世間的代理人。同時，他也認知到這個世間有著林林種種不同的宗教，信仰著不同的神，有著不同的方法和儀式與神聯系。然而，他尊奉了所有神的旨意和儀式，卻依然徒勞。他對神的信仰開始動搖。

在一個偶發事件中，他來到了一場由著名“先知”舉辦的分享會。先知是宗教界的明星，能直接與神溝通。他在分享會上稱自己得到神明的指示，在喜馬拉雅山上得到了一件珍寶，並指神明叮囑他為其建一座寶殿供奉。而實際上這件珍寶卻是外星人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通訊器。此刻的他，終於了解了世界的真相：這些神職人員有可能是假冒的。於是，他與一名電臺女主播，也同時是他深愛的地球人，一同揭發印度社會裏各種以神為名的詐騙。

電影裏對於這些以神為名的詐騙有著極其深刻的呈現與反思，也觸及為什麽人會對此深信不疑的心理因素，甚至對以神為名的對立、分裂、排擠、戰爭與殺戮提出了有力的反駁，但不要以為這會很沈悶嚴肅，相反，其幽默與風趣將令你著迷，而深入淺出的敘述和生動的類比將這些聽起來很復雜難啃、哲學家千百年來提出過的種種問題和挑戰變成了順口的涼水，有益而清甜。在驚嘆電影關懷敏感社會課題的勇氣的同時，也不得不佩服其舉重若輕的敘事能力。

你或許會覺得外星人主角從信仰到懷疑的求神之路有很重的“祛魅（disenchantment）”意味，因而認為這部電影的終極目的是否認神的存在，甚至挑戰宗教本身。在現實中，這種誤解也導致了本片面對許多宗教信徒的質疑與挑戰。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電影從頭到尾都沒有否定神的存在，就算來到了電影的高潮，外星人與著名先知辯論，他也只是指出：“你說神只有一個，我認為神有兩個，一個是創造了我們的，而我們對祂一無所知；另一個，是像你這些先知們虛構的，用以詐騙的神。我們該做的，是相信前者，唾棄後者。”要怎麽找到真神？我自電影中解讀到的方式是：“善用你的理性，不斷提問，把假的都摧毀，剩下就是真的了。”

這對於亟需宗教信仰提供生存意義和希望的人們來說也許還不夠，就算沒有斷定神不存在，電影對宗教信仰提出的挑戰也足以動搖信徒的信念，令他們陷入無盡的痛苦與惶恐之中。也許，人們不是不知道神的存有根本無法證明，而是即便祂不存在也要相信祂，因為人固有的理性能力令他清楚知道自己的無力與渺小，沒有了一個全能全知的神守護自己、分擔自己的痛苦、或承諾死後有個更美好的世界在彼岸，人們難以安心地面對充滿危機與不測的世界。對此我願意引電影中一句話回應：“在找到真神之前，就讓我們互相照顧吧！”

PK是電影主角的稱謂，是他來到地球後被各式各樣素不相識的人們賦予的稱謂。PK在印地語（Hindi）指醉酒，主角初來乍到，對人類許多習俗與禁忌毫無概念，經常提出大膽之問作出驚人之舉（包括提出神的問題），讓人們不禁懷疑，這人是不是喝醉了。看完電影後，你們且想一想是誰醉了？醉人的是什麽？

刊於《藍視角》201910期

《想象的共同體》書介

“民族（nation）”是什麼？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曾思索這問題，因為一來這詞匯的意義已經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身份認同；二來也不知為何而問、了解這些有何意義。

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因為這關乎我們怎麼看待自己，別人又怎麼看待我們。

“如果你我都一樣，為什麽不一起生活？”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難在我們都清楚，想與生活習性相近的人一起生活是很自然的事，就算習性不同，相處久了終究會有趨近的可能。所以，現代國家大都已經或正在建構民族，嘗試說服其統治疆域下習性各異的人群有其共同點，應該一起生活，不應互相殘害，以此保障社會成員之間能夠共存和協作，也保障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因此，民族並非我們想象中只是某種身份類別那麽簡單，它其實牽涉到個體在社群中的定位，以至於影響人們能獲得什麽發展機會、多少資源以及多少權利。一般而言，國家對其公民的責任遠大於其對遊客或難民這些“外來者”，亦即，如果你不是那個社會的一員，或者說，你不屬於那個民族，你就不太可能得到與其成員平等的待遇。

馬來西亞建國數十年來，何為“馬來西亞民族”這個問題鑒於各種人為的因素，一直是政治界和文化界“執坳的低音”。馬哈迪在1991年就提出要建立馬來西亞民族（Establishing a united Malaysian nation made up of one Bangsa Malaysia），但在28年後的今天，其內涵依舊是爭議重重。這證明了國家成員如何相互看待彼此並非是微不足道的問題，其中牽扯到的利益與權利的界定，極其棘手。

除卻別人的眼光，如何定位自我亦影響深遠。比如說，你不視自己為馬來西亞民族，那你很可能對本國沒有歸屬感，在情感上有所缺憾，居住本國數十年亦如異鄉之流浪者。自此延伸的是對本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少有關懷、缺乏行動，遂無法認識與改變自己身處的環境。

民族情緒的缺席帶來“離散”之感，但與積極擁抱它相反，我們其實更應謹慎對待和反思，因為它的高漲將促使人們作出難以想象的犧牲和行動。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它驅使了百萬計的人們去屠殺或從容赴死，而現在，它依然能致盲百萬計的人，令他們無視生死與恐懼，為民族對抗集權；也有的因此無視公義、是非與良知，卷縮於其懷抱，如孩兒般貪婪地吸食認同與歸屬的母乳。

這些問題如此重要，其答案又影響深遠，此刻後退幾步，審視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是什麼”、“為什麽有此效力”及“如何發生”，對於我們在一個多元而分裂的社會中尋求共識，共同建立民族，多少會有一些積極作用。

對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而言，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它之所以是想象，是因為民族的成員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但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想象”一詞也許會引起疑慮，在此必須將之與“虛假”區分開來。比如說，我們能確切感受到道德和正義，而其作用遍及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它們雖然沒有實體，我們也看不見摸不著，卻不會認為道德和正義是虛假的。換言之，此處的“想象”近似“抽象”，不可見而確實產生影響和作用。

安德森把民族理解成一種形成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主觀“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而非什麼具有客觀特征的意識形態類別。這也說明了它是被塑造和可改變的，不是本然如何和必然怎樣的。本書詳細地分析民族主義產生的原因和條件，也對民族主義不同的形式和特征進行闡述 。有了這些，我們就不至於在建構民族的漩渦中迷失。但這還不夠。

本書於1983年出版，至今已36年，其中的內容和理論框架能否直接套用在今天這個網絡大致普及，國家疆界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逐漸模糊的現代社會，恐怕並非理所當然，是需要讀者進一步判斷和思考的。

一本經典之作也許會過時，但絕對無法被繞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正是認識和研究民族主義不可忽略的經典之作。

刊於《藍視角》201910期

《政治的道德》書介

政治談不談道德？

一般人的第一反應多半是否定的。當你繼續追問，他們會告訴你政治有多麽黑暗和骯臟，充斥著爾虞我詐、相互利用、指鹿為馬等等，如此渾濁的世界哪有什麽道德可談。

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拋給一些稍有政治學素養的人，他們會解釋說：“政治自有其獨立的運作規則，它是利益的博弈，是妥協的藝術，政治人物也必須對其國民的生存和福祉負責。在政治中談道德，對政治人物而言是一副阻礙他實現政治目的及履行責任的鐐銬，因為道德要求我們做對的事情，但對的事情往往都不是最有利的，甚至很多時候，道德要求我們渡讓利益。相反，能爭取最大利益的行為往往與某些道德價值觀背道而馳，因此在政治這個以利益為核心的場域中談道德是不切實際的。”這正是政治學中“臟手問題（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的延續，最早出現在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Jean-Paul Sartre）的戲劇創作之中，而其精神淵源可上溯至現代政治哲學之父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對政治的這種認知自有其道理，不少經驗也一再顯示，對政治人物有道德要求有可能阻礙選民作出正確的判斷，甚至侵蝕輿論空間，把重要的政策辯論降格成個人私德問題的抹黑大賽。如果讀者還記得509全國大選前曾有過“大局論”與“原則派”的爭議，對此可能有更深刻的體會，並且認同，不被道德原則綁定，以最務實和理性的態度對待政治，才促成了馬來西亞60年來首次政黨輪替；2019年6月傳出疑似公正黨署理主席阿茲敏阿裏的男男性愛短片，不論真偽如何，其以無關政治的私德來攻擊他人政治生涯的目的昭然若揭，在此事件中，若選民對政治人物沒有道德訴求，他們還會被居心叵測之人利用嗎？

雖然如此，但這是否意味著政治中毫無道德可言？

從事實上看，並非如此。倘若政治毫無道德可言，只是純粹的利益博弈與權力的鬥爭，那我們如何解釋許多維護基本人權、守護道德價值的法律和規條？《世界人權宣言》、《日內瓦公約》、各國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各種扶弱與資源再分配政策等等，凡此種種，難道不是基於道德理由而設定的法規嗎？就算其中包含了許多政治利益的考量，但我們能抹殺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嗎？倘若政治中毫無道德可言，我們還有立足點去批判國家的各種不正義的法規嗎？如果批評我國的《和平集會法》、《國家安全法》、《印刷法令》、《大專法令》等惡法不是援引道德原則，我們還能有什麽批判的資本呢？

很顯然，人並不只是追求利益的生物，人也同時是道德存有，有道德意識，會基於道德理由作出行動。所以我們不是去想政治應不應該談道德，也不是因為對政治有道德要求會帶來某種害處就宣稱政治不應談道德，而是去問：“政治的道德該怎麽談？”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先生在《政治的道德》一書中嘗試回應這個問題。

本書的副題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這預示了本書的論調，亦即，政治的道德與自由相關，換言之，自由是批判政治的道德資本。然而，只有自由尚且不足，倘若自由為唯一的道德準則，那麽我們對自由市場造成的貧富懸殊和各種不平等從而導致人們不自由的狀況就失去了批判力。因此，平等在本書中亦是重要的道德資源。這兩個似乎對立的價值：自由與平等，在周先生的筆下實為一體之兩面，合則互補，分則兩傷。這兩面的一體名之為正義，而正義正是社會的首要德性。

周先生是研究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者，本書也引用了許多羅爾斯的概念和理論。能研究精深的學問是一門功夫，把精深的學問寫得通俗易懂則是另一個境界。本書雖然在討論政治哲學，但條理明晰，行文順暢親切如談話，邏輯嚴謹而不深澀，即使對政治哲學毫無概念的門外漢，亦能從書中獲益。

政治雖然充滿汙穢，道德也難免被人誤用，但這不是讓道德自政治退場的理由，而我們是在政治中更較真、更合理地使用道德概念的原因。要怎麽做？從翻閱《政治的道德》開始。

*注：“原則派”是一個方便的標籤，目的在於突顯出道德潔癖的特性，但事實上是對希盟拒絕者的分類，被標籤為“原則派”的也包括了對希盟執政可能帶來的風險的理性分析者。

最苦與最樂

當一個教師有什麼樂趣？在考慮是否成為教師時務必好好思考，因為人生有涯，時光不復，我們若無法在佔據人生極大部分時間的工作中找到樂趣，那我們生命就會有一大截是黯淡、苦悶、無聊的。

然而，只追求其樂趣而不問其苦況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可能導致我們誤判，無從得知為此付出的生命是否值得。同時，只看見光明的雙眼容易被黑暗刺傷，毫無準備的心房會被失望擊垮。

因此，下文將從體制、教學與學生三個面向比較當教師的苦與樂，供後來者參照。文章以我個人經歷過最惡劣與最美好的情況為主調，未必是常態。然而，比較風險和效益的時候，以最極致的境況對照自己的底線才有意義。

體制

教師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為了方便國家監控且有利於學校管理的各種規則、文書工作和程序。這些繁瑣零碎而與教育之成敗沒太大關係的工作將佔據教師的許多時間，令你疲於應付，妨礙你享受教學的樂趣。

若你是一位能獨立思考的教師，就會懷疑這些規則、程序與文書工作是否必要、是否會為學生帶來什麼壞處。直性子的會質疑管理層，甚至與之爭執，但多半沒用，因為管理層總是傾向維護它的權威和既定規則。聰明（狡猾）的就陽奉陰違，選擇性服從，但有風險，即使你做的事情在教育層面來說是對的，管理層也不會容忍任何意義上的不服從。

請認清一個事實：對國家而言，教育只是型塑未來人力資源的工具，因此它必須嚴加管控，確保能夠生產出合乎己意的人。所謂合乎己意，除了符合經濟需求，當然也易於管理；對校方而言，教育是一門生意，所以它必須迎合市場和政府的標準，爭取市場和政府的信任（一般以星級來評鑑），所以它必然與政府的態度相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師，是型塑學生人格最直接的負責人，自然就成了政府達致目標的器。鑄造菜刀只能使用菜刀的模板，要控制產品就必須控制工具。這必然導致他們對教師異議的容忍度低，因為他們不能容許工具有自主和批判意識，否則就不能產出合乎標準的產品。因此，質疑或對抗體制都不太可能有效有好結果。若是新教師，就更沒有對抗的資本，根本不會有人信服，即使你說得很有道理。在專制的制度下工作，被迫屈從權威，忍受個人自主與意志被壓制，這是最苦的了。

最樂的自然是“君臣遇合”，如宋神宗與王安石那般，一同變法，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最後雖然失敗了，但上下同心，上位者尊重下位者的意見，與掌握“治道”的士大夫“共定國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事，有尊嚴有作為，還有什麼更樂的？稍次，遇上開明、理性、尊重教師與看重教育的管理層亦是教師之樂。這樣的管理層至少能與之說理，能聆聽異議。然而，如同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君臣遇合”，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學術

接著，教師必須面對日益功利媚俗的教學要求。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意思是從前（孔子之前的上古時代）的人學習是為了自我超越，成為更好的人，而現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的人學習是為了待價而沽，賣弄自我，期望能得君王青睞，為其所用。所謂教育日益功利，正是為人之學大行其道，為己之學不受待見。

現代教育課程的首要考量不是學科本身有什麼內在價值，也不是對學生特別有益，而是到底能為學生提供什麼就業機會。這很符合制度的要求，不論古今中外的有識之士，都已經注意到這點。於是我們看到，修讀科學就是為了成為什麼什麼工程師，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不再是為了追尋宇宙的真理，滿足人求知求真的本性；學習中文則是為了跟中國商人和官員交流，謀求進軍中國龐大市場的機會，而不再是品味語文之美、文化之華、文明與歷史之深沉、思想與哲人之耿光。這一切的結果，就是應試教育在我國深紮其根。只要政府的教育思維沒有改變，就算它真的把考試自體制移除，也無法改變應試教育的現實，應試教育總會以其他形式借屍還魂。

在這樣的教育氛圍中，教師要做的不再是培育學生的人格、審美、理性等價值，也不再是倡導思考、求知、求真、求精等精神，更不是訓練邏輯、判斷、批判等能力，讓學生能夠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是誘導或強迫學生把教條和標準答案死記硬背，把各式試題做得爛熟，然後在大大小小的考試中奮筆疾書，以試題旁括弧裡的分數為標靶，以散落桌上緊握手中的筆為槍炮，把紅的黑的藍的鮮血和腦漿灑滿試紙。師生不再從學問的推進、切磋和商榷中得到滿足感，而以試卷最終的得分高低為喜怒哀樂。何其可悲。

然而，更可悲的是教育弱智化。既然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更好地謀職生存，那它就必須盡可能確保人人都能達到標準，正因如此，標準注定會不斷下調。

舉例而言，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與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STPM）中文科年年都有考生或家長投訴試題難度太高。這對出題者有什麼影響、來年的試卷是否變得更容易我無法確定，但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出題必須要考慮學生的程度、試題因應學生優劣作上下調整，幾乎是定則。這裡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不是去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程度而是下放標準？如果有學生無論如何都無法在既有標準下達標，為什麼我們不是讓他明白自己有何不足並提供努力的方向而是讓他以為自己已經夠好了？

身為教師不再是為知識和學問把關、維護知識和學問的尊嚴、追求更高的境界，反而要迎合平庸媚俗，沒什麼比這更苦的了。

教學的樂趣在於與學生一同追求精深的學問，一同修行，一同進步。這是制度無法保障，只能看運氣，有沒有遇上肯配合的學生。這是另一層的“君臣遇合”，可遇不可求。

學生

其三，教師最主要的責任是學生的成長。我也會這麼說：教師只需要對學生負責。制度會影響教師的苦樂，但其影響也不過冰山之一角，學生才是教師苦樂之源頭。就算整個制度為教師帶來極大的壓迫、極大的窘困，只要學生爭氣，成人成才，那一切都不算什麼。

教師與學生一樣，適當的認可是滿足感的來源。這裡說的認可不是說要學生喜歡你、對你言聽計從、稱讚你是最好的老師還是什麼的，那些都是學生一時之好惡，當下相處的結果，教師聽起來當然很開心，但不至於是教師的最樂。

教師需要的認可，是學生承認他（她）在自己生命中的貢獻，承認教師確切影響了自己，變成更好的人。這都不是一時三刻能看清的，必須用盡一生的時間，有足夠的閱歷和人生經驗，最後回首少時才能斷定。這樣的樂最極致，卻也最遙遠、最不容易。

稍次的，是學生當下的尊重。這裡的尊重不只是見到教師鞠躬行禮、問安微笑，而是認真對待教師傳授的知識和價值。上課時認真聽課，認真思索，認真完成作業，行有餘力，在課外時間與教師討教切磋商榷。這背後不僅僅是對教師這個人的尊重，還是對教師所象徵的知識傳統和價值的尊重。

在我而言，一位真正的教師傳授給學生的一定是他（她）經過思索沉澱後最優質的知識，這些知識一定是早已融入了教師的生命，確切影響著教師的行為和判斷。所以教師可貴之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自己的閱歷、判斷和立場呈現出來，讓學生明白教師思考的脈絡，供日後參照。在這個意義上，知識的傳授即是生命的傳承，尊重知識即是尊重教師的生命。不論教師所傳授的知識對學生的未來是否有用，對他的人生有無意義，但在這一刻能得到學生的重視，就值得快樂了。

我記得去年學校運動會拔河項目後還有段空餘時間，那時我就想趁機教導一些課外知識（忘了是打算教古文還是經學），就去問看八年級中文高級班有誰感興趣。當時，只有李恩潔同學舉手。我當下就感受到了前文所說的樂，但因為只有一位女生願意學，基於各種無聊的顧慮和自我審查就沒有繼續。

今年年頭也在學校開辦中文辯論班。這是非正式的、只在放學後的空餘時間進行的活動。對學生而言，思辨訓練即陌生又艱苦，也不過是放學後好玩來湊熱鬧罷了，認真訓練的人幾乎沒有，除了黃恩瑜同學。

這位同學沒有高喊“只要辯論班成立就一定來參加”的口號，卻是唯一一位願意為辯論班的成立付出努力的學員。校方對中文辯論班的成立諸多阻撓，國際學校不想令中文相關的教學太強勢太高調而令學生忽略了英文能力是原因之一。於是我決定以實際行動證明學中文辯論不會威脅英文的地位。公共演說與呈現能力正好是思辨訓練的內容之一，於是我讓她背熟一篇英文講稿，在全校師生面前呈現。為此，她一有空閒就拿稿件出來背誦，也願意花時間了解稿件的內容。在幫她籌備的那段時間，我確切感受到教學的快樂。

有極致的樂，必有極致的苦，而教師之最苦在於對學生的無能為力。在學生做錯時，教師無能為力；在學生離開你另尋高枝，你無能為力；在學生成功的故事之中作何角色，你也是無能為力。

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學生是否真心受教，教師可以各種手段誘導威逼，但如果學生不真心接受，即便令學生屈服，也不算成功教育了他（她）。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而完整的人是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個體。要培育出這樣的個體，就必須把這些價值內化於他的生命，因此，教師的首要原則是把學生當“人”看待。對“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態度是尊重，尊重自由意志，尊重選擇，並相信且幫助他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因此，當學生做錯的時候，教師能做的只是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盡力導正，但如果學生執意不聽，教師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沉淪，然後在事後幫助他們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

因此，當學生對你的教學不感興趣，不想再聽你的勸，半途而廢，選擇了別的可能他們更喜歡或比你更合適更優秀的教師時，你能夠做的就是祝福他們，尊重他們的選擇，畢竟，他們比你更了解自己想要什麼。你在他們的成功故事中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意義，也只能由他們評斷，與你的努力和付出無關。更甚者，你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在他們人生中的定位，永遠處於自己到底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的自我懷疑之中。

有人也許會說，那麼尊重學生的自由自主，會不會變成了對他們的放縱。畢竟，學生閱歷淺，更容易做錯選擇。這話有它的道理，但我們又憑什麼確定自己為他們做出的決定又是對他們最好的呢？就算能夠確定，為什麼我們又能篤定地認為失敗和錯誤不會對他們的人生更有意義？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們也許不知道對自己未來最好的選擇是什麼，但他們肯定需要為這些選擇負責，不論是否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既然結果必然由他們承受，最有資格決定要承受什麼後果的人自然是他們。

無能為力之為苦，在於你必須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學生，對他們傾注自己的生命，但這一切都可能徒勞無功。傾盡所有而一無所得，還有比這更苦的嗎？

綜上三點，當教師的苦樂如何，各位讀者可以自行判斷，若能接受，就為孩子獻出你的心臟吧！

刊於20191007《星洲日报》副刊
編輯曾告知文章太長，會有所刪減，但未料到會改得如此面目全非。當初不過想分享自己的觀點，供更多的讀者參考，順便賺一點稿費，而今世人所見的卻是一篇論證不全、文理不通的文字，實在後悔莫及。

相遇

孤獨，是修行路上的必然，因為人生之多彩，值得嚮往的終點總是因人而異。億萬人之中，可以有億萬種結局，而沒有同道中人，即是孤獨。

然而，終點雖然千差萬別，但是前進之路未必沒有交匯。那樣的交匯，即便只是擦肩而過，但若有一夕嚐到陪伴的滋味，領略到孤獨並不是永恆，便覺不枉，鼓舞我們繼續前行。這就是相遇。

1. 特別的學生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兒童文學作家楊志成受邀到吉隆坡沙叻秀華小的6M班進行一場簽書兼分享會，與小讀者互動交流。

分享會由兩位女同學當司儀主持，也有學生安排好茶點擺在教室的一角，在教室前空出的空間擺了五張桌椅，五名學生在那裡充當小記者對主講人楊志成提問。

這場簽書會不長，大概也就兩三個小時。期間出現了一些相當不錯的討論，比如青少年讀物的寫作禁忌是否合理（討論愛情，探究校園霸凌），以及家長和校方對作品的過度干預和審查，甚至斷章取義等。這場簽書會的討論氛圍自由，在我國教育背景下，很是難得。

更為難得的是，這場活動由學生主辦。這也許難以置信，多半是負責老師兼班主任張雅鳳出了大力，然而，即便有所誇大，這些仍被定義為兒童的學生也在這場活動中積極地付出了努力，這是無可置疑的。

以大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未必做得好，但在一個普遍擁戴成績至上的社會裡，能夠為一些無關成績卻有益學習的事情投入精神，值得嘉許。

除了簽書會，同樣無補於學業成績的關丹之旅也得到6M班7位同學的支持。他們都是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學生，而我則是該辯論班的教練。

2. 辯論班緣起

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出現對我而言是段難得的緣分。猶記得我畢業不久，尚未打算進入職場，想多花幾年闖蕩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比如繼續辯論。於是不務正業，四處發履歷，諮詢有哪間中學需要辯論教練。

要知道，雪隆區的中學辯論歷史悠久，各校早有自己的辯論隊伍和教練學長團等，根本不缺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在我教練的幫助下，我聯絡上適耕莊的育群中學，得知他們需要辯論教練。雖然相隔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還是決定一試，只要津貼夠抵消開支，這些奔波不是問題。

我與負責老師前後談了不少細節，只差津貼沒敲定。後來許久沒消息，一問之下才得知育群中學上一任辯論班的負責老師早就找到教練了，我只是兩位負責老師工作交接之際產生的誤會。

尋遍中學不果，我忽然想起關丹歷來有小學辯論的傳統，可見辯論在小學也不是不可能。我進大學之前曾在小學當代課老師，於是翻查手機電話簿，找到了幾間華小副校長的聯絡，把我的想法透過信息傳達給他們。當時，只有沙叻秀華小的江順珍校長回复我，願意一試。

按原初的設計，辯論班只在週五早晨的課外活動時間進行，學員是華文學會的學生。由於生員眾多，而且多是為了滿足課外活動要求而選擇華文學會，對辯論基本不感興趣。時間也有限，只有短短的45分鐘，且兩三週才輪一次（課外活動分學會、球類和制服團體三類，分A、B兩週交替進行），根本無法進行系統的思辨訓練。

期間，我也協助老師們訓練參加校際演講和詩歌朗誦比賽的學生，給一些呈現上的意見。可能比賽成績不錯，又得張雅鳳師大力支持和推廣，於是江校長就準許我在週六多開一班，自掏腰包津貼我專門教授學生辯論技法。6M班11位學生和6J班1位學生成了第一批正式學員，而沙叻秀華小也正式成立了雪隆區第一個小學辯論班。

3. 關丹之旅

有師父，識分寸；有對手，知高低。所有的理論和技術都必須經過實戰的洗禮，才看得出它的意義。由於雪隆區沒有小學辯論隊，而關丹歷來有小學辯論的傳統，因此，帶學員遠征關丹是早在創班時就有的計劃。

然而，在我聯繫了關丹幾間參與本屆小學辯論賽的學校後，卻沒有成功約到哪怕一場友誼賽。各校有各自的考量，這是無可奈何的，但一個迫切的問題是：這趟關丹之旅的主要目的已無法達成，該繼續嗎？如果是，為什麼？

我認為可以繼續，理由是：即便無法與各校打友誼賽，關丹之旅仍然能夠讓學員觀摩關丹的小學辯論比賽，通過觀察來理解辯論是什麼，通過事後的討論與課堂上的理論進行比較。

這是我給自己的答案，但對家長而言，友誼賽畢竟是孩子們的切身經歷，實際參與其中，而觀摩更多的只是旁觀，我自己也可以這麼反駁：要觀摩在家看錄影就好了，何必遠赴關丹？雖然我認為兩者的感覺確實有差別，但真要用這樣的感覺去說服家長，我認為很困難。

此外，我的安排相當倉促，計劃亦不周全，也沒有沙叻秀華小的老師隨行。與其說是學校的觀摩團隊，這更像是私人旅行，風險其實相當大。當時我已經做好了取消行程的心理準備。然而，家長並沒有這麼做，還給了我不少建議，並以實質行動協助。

四位家長決定隨行，既解決交通的問題，也幫忙照顧學員，省了我不少麻煩。這當然不是出於對我的信任，但絕對是對我的照顧。他們有千萬個理由取消這趟關丹之旅，但他們反過來努力幫助我實現計劃。對此，我心中之感激，難以言表。

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上午，我們在沙叻秀華小出發，翌日下午自關丹回來吉隆坡。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其實相當簡單，我們甫一抵達關丹，就去吃林明面（感覺不錯），而後入住訂好的葉子民宿（Leaf Guest House，相當舒適）。待學員安頓好，就在其中一間房裡進行兩小時的訓練，順便交代翌日觀摩應注意的事項。大約下午4點左右，就一起到直落尖不辣（Telok Cempedak）遊玩。晚餐吃乞丐雞，回到民宿梳洗完畢，又在房間裡聊天說鬼故事，直到11點左右才各自休息。

第二天（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早晨起床用早餐，開車到賽場。主辦方的蕭老師得知我們到來，相當歡迎，邀我當一場賽事的評審。本想與學生一同觀看比賽一面即場評論，但對方盛意難卻，只好讓學生用手機錄影，待回去後回放再細說。

回程前一同去吃雞飯、買土產，原本預訂傍晚6時可以回到學校，但路上塞車，折騰好久，晚上8、9點才回到。開車的是兩位家長，這段路不好走，真是辛苦了。

4. 實戰的洗禮

幾經努力，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終於2018年11月25日約到了友誼賽，對手是由陳文輝帶領的詩禮聖淘沙國中辯論隊。陳文輝是拉曼大學金寶校區辯論坊的教練之一，從事辯論教學逾十年，亦是我的辯論啟蒙教練之一。

比賽在沙叻秀華小6M班進行，題目是學校應不應該減少功課，兩校輪流持正反兩方。也許有人會覺得小學生與中學生辯論不合理，因為小學生必敗無疑，我願意在此給予回應。

先理清這句話的兩個假設：第一，年紀差距等於實力差距；第二，必敗無疑等於毫無意義。

對於第一個假設，小學和中學聽起來似有天壤之別，但小六生與初中生也不過一兩年之差。這一兩年在理知能力上的差距並不大。

其次，就算實力有差，理所當然地認為年輕者必然比年長者遜色恐怕也沒有根據。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別說一兩年了，就算隔了一個世代半個世紀，理知能力的差距也未必很大，甚至反過來，前人恐怕還不如後輩。畢竟，吃了三十年野草的長者，也不比吃了一天珍饈百味的年輕人更懂美食。事實上，詩中除了兩位選手較有經驗，其餘參賽的隊員都是新手，與沙小的學員差距並不顯著。

再說第二個假設，必輸的戰鬥真的毫無意義嗎？當然不是。人們理所當然地把失敗看作是必須避免的、毫無意義的，這是因為他們除了勝負之外看不見其他。他們沒有格局觀，沒有遠見，沒有洞悉世情的能力，這正是害怕失敗的人的特質。

我們應理解，沒有什麼比賽的勝負是理所當然、意料之中的，若有，那必定是黑箱作業。既然勝負無法確定，則以必敗為避戰之理由亦不成立。

即便成立，失敗亦有其意義，甚至，比成功的意義來得更重要。失敗意味著我們仍有所不足，只要分析失敗的原因並努力克服，自然有精進之可能。事實上，能夠使人進步的多半是失敗，因為成功體現出的是已經夠好，既然夠好，那何必改進？就算精益求精，成功的經驗最多也只賦予我們維持現狀的動因，這樣的思維，何來進步？

從前我不這麼想，但自從讀到王陽明龍場悟道，又在其著作中多次讀到“某於此良知之說自百死千難中得來”，便認定失敗挫折、磨練打擊、生死絕境皆境界飛躍之階梯，古今人物，莫不如是。

難道沒有人成功後依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當然有，但他的精進必須是對可能導致自己失敗的隱患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失敗仍然比他的成功重要。

有人會說，失敗會打擊入門新手，扼殺他們向上之心，但他們忘了另一種可能，也就是激發他們變強的慾望。為什麼我們理所當然地接受失敗必然導致前者？就算前者更有可能發生，適當地開導新手，幫助他們自我反省、克服困難，不是更可取嗎？

這場友誼賽當然不好看，雙方大部分辯手都是新人，我方的準備亦不充足，在場上，不是因為怯場而無法應對，就是對課題的把握不足而應對錯誤。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只要勤加練習，假以時日，必能改進。

5. 如果沒有你

寫了那麼多，除了想記錄這大半年的緣分外，也想提出一個概念：教育的成敗絕非由單一因素決定的。

為什麼要提這一點？我偶爾會收到家長對我的肯定，認為我為他們的孩子帶來正面的影響（雖然很少，但還是有的），我每次都推說這不是我的功勞。有的人可能覺得我是自謙，但事實並非如此。

以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為例，若非江順珍校長的信任和知遇，我絕不會有機會在沙叻秀華小追我的辯論夢，也不會與張雅鳳老師相識，更不會與這些學生相遇。學校管理層可說是辯論班成立的第一道門檻，實際上，任何教育課程和計劃，若無學校管理層的支持，是不可能成事的。

其次，若非張雅鳳老師引路，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成立真正意義上的辯論班。這是第二道門檻，若所推廣之教育課程無法取得學校老師的支持，甚至於反對，是不會成功的。舉例言之，我在REAL International School 開辦辯論班就困難重重，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來自教師的異議，覺得我搶走了他們所負責的聯課活動的學生。那時，我還是該校的中文教師呢。

此外，張雅鳳老師亦是我與學校管理層和家長的橋樑。許多規則和程序都有賴她提點，而與家長溝通更非從學校老師（尤其是班導）引介不可，其中的信任與問責其實都歸根於教師身上，若沒有在校老師擔待，誰會放心把孩子交給一個陌生人？

老師同時也決定了教育中另一個舉足輕重的環節，亦即學生的素質。如前文所述，沙叻秀華小辯論班的學生與別不同，願意在與成績無關而有益學習的事情上下功夫，若非老師的引導與協助，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家長亦是教育成敗之關鍵。在學生成年之前，家長對其孩子擁有絕對的權威。孩子學什麼、哪裡學、跟誰學，幾乎都需要得到家長的首肯。如果不是家長的支持和信任，辯論班根本無法成事，更遑論關丹之旅了。

在此必須批評現代的教育機構：如果學生優秀，那是校方和老師的功勞，有的偶爾會提及家長和學生的努力，但這一點門面話在遇上學生犯錯時就被捅穿了。他們會歸咎於學生素質不好或家裡有問題影響孩子，卻從不反省校方在孩子變壞或教不好的境況裡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於是我們就看見，學生成功校方來沾光，學生做不好就快速割席，甚至將之開除。如果學生的成功與校方有關，那麼他們的失敗校方難道不該負責？如此雙重標準，這些教育機構還能再無恥一點嗎？（注：所謂教育機構泛指大學、中學、小學、補習中心等，相信大家總能在自己的經驗中找到相應的對象）

學生做得好我不居功不是因為我謙虛，而是我了解自己在育人這件事上的局限，當然，也是為了自保，免得教不好學生心裡過於愧疚。我還無法像一般的教育機構那樣雙重標準地如此從容。

6. 未竟之路

轉眼間，這些學生都畢業逾半年了，都升上中學了，有的偶爾會出席我在大同華小的辯論班，但更多的可能再難相見，只能在社交媒體上看看近況。隨著他們消散的，是沙叻秀華小辯論班。前文的假以時日，其實伴隨著一聲輕嘆，嘆相遇之短暫，離別之漫漫。

不論把教育當作志業（vocation）、職業（occupation）還是專業（profession），教育的成敗得失，都必然斤斤計較。這與上文所述並無矛盾，因為計較的是對學生的影響。教師，在我而言，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不覺得自己能夠在學生的成長中扮演多重大的角色，另一方面卻竭盡所有，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改變學生。

也許，這是人類千萬年中延綿的血脈，我們認識到自我的渺小，但依然不甘於平庸，總是狂熱地追求突破與超越，認為生於世上必有其意義。這意義再小也罷，只要能留一絲痕跡於世間，意亦足矣。

若教育是一人之志業，尤其如此，雖然不論成敗代價，他都必將繼續下去。因此，在這段時間裡我究竟為我的學生帶來什麼改變，是必須認真對待與思考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檢驗兩件事：第一，我的教學目標為何；第二，目標是否達成。

我想教辯論原因很簡單。第一，我覺得辯論很有趣，尤其享受備賽階段與教練和同儕集思廣益、切磋討論、更新知識的感覺，我想把這種喜悅與後輩分享；第二，我認為辯論很有意義，因為民主社會能否達致善治有賴其公民之思辯與說理的能力，只有當公民能夠理性思考和認真說理，他們方能作出合理的政治判斷和促成社會共識；第三，我國說理素質低下而正規教育無法提供相應的訓練；最後，我感到很孤單，很想跟一群熱血天真的年輕人一起修煉、一起探索學問、一起參加比賽、一起戰勝強敵。看到他們成長會鞭策怠惰的我前行。

那結果如何？我只能說差強人意。學生有沒有享受辯論？也許有，但肯定不多。大部分的學員都是因為張老師而加入的，對辯論未必感興趣，出席也多半是抱著與友人聚會的心態到來，訓練並不積極嚴肅。畢業後大概更是如此，大家都有不同的興趣，不同的追求，這是無可奈何的。教師必須接受並尊重學生的意願，勉強對雙方無益。

他們也尚未領略到辯論的意義，理性思維和說理能力亦不成熟。這批學生的能力若沒有變得更出眾，辯論的正面影響沒有明顯的體現，那對整體的教育環境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變。我國教育機構依然不會把批判思維和說理能力當作主要的教學目標。唯一達致的，大概是我在這段時間裡體驗到了教學與成長的快樂吧。

那我所做的對學生而言是否毫無意義？不是的，至少，他們認識了辯論，埋下了思辨的種子，日後再有機緣，也許能開花結果。這次相遇的影響再微小也罷，放棄不應該是選項，只意味著我必須繼續走下去，尋找更多的相遇。這不是絕路，這是未竟之路。

薛西弗斯神話

這套圖的產生源自於兩大原因：

第一、在一次教師訓練活動中主辦方要求我們與會者自我介紹，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怎樣用三言兩語概括我複雜的個性，於是就畫了兩張圖，其中一張就是薛西弗斯推大石登頂。

第二、我是一名問題學生的班主任，他不怎麼學習，上課都在創作漫畫。我就想能不能因材施教，也畫一套漫畫，讓他對我產生憧憬，有個學習的對象。（事實上是，他不喜歡我畫的漫畫）

我英文不好，創作也較隨意，錯誤連篇請讀者包容。不過，我相信主題的表達還是清楚的。簡而言之，有很多時候，事物的意義不在結果如何，因為它本身就有意義。也許，這套漫畫的生產也是如此吧。

肯定之於成長

我記得我很喜歡科學，它每次都能讓我感覺到開眼界的興奮，所以我常常翻閱科學相關的漫畫和小故事，自詡科學知識不錯，至今熱忱如初。

有一次好像是舉行班際科學問答比賽，每班選兩人，我很積極地向科學老師自薦參與，但她正眼不瞧我一下（可能瞧見了一瞬間就轉開吧），選了其他兩位同學，那時覺得有點難過。

四年級時去博物館一日遊，我跟一位同學在館內玩追追，他不小心在我的衣領上扯破了少許。事後不知哪位同學轉告當時的班導莫弼心師，罪名居然變成了打架。我解釋了很多次，但老師似乎沒接納我的辯解。

我小學時不被老師看好，在老師們眼中我大概是個問題學生。可能是平常很頑皮，沒做功課，吵鬧之類的吧。印象中除了我媽媽偶爾會講我有點小聰明外，很少得到肯定。

直到六年級遇上林計洪師。我在一次作文考試中選了“我最後悔的事”為題目，文中寫我對妹妹不好，百般欺負，心中頗感懊悔。此文確是我心中話語，當時全沒把它當考試看，得分策略之類完全不是我關心的。結果試卷發回來，滿分60我得了59。

我六年級進了精英班，得59分的同學不少，但這於我而言卻是寫作的莫大鼓勵。文章有什麼評語我已經無法回憶，我只知道我的寫作從未得到如此肯定。林老師好像有當面稱讚了我，而我四年級的班導，莫弼心師居然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說我寫得不錯，令我頗感意外。

自此，我每次寫作都很用心。中三時，有位教我們歷史的老師逝世了，我的中文老師讓我寫一篇文字悼念。現在回想，那篇文字矯作成分居多，畢竟我對那位老師的印象只有他非常可愛的口頭禪（三撻瑪利亞，媽媽咪呀，過期娃娃，亞麻齊齊。存錄於此，以為紀念）。無論如何，這說明了我得到肯定以後文筆精進，究其原因，不過想得到更多的認同罷了。

初上大學，尚不適應環境，對周圍的一切都懷有敵意。對老師們不滿，對同學們也不滿，反正一切看不順眼，加上自大和傲慢，對所有人都不屑一顧。

也許是因為本地大學不收我這個想修中文的理科生，感到被輕視；也許是被我媽從小騙了，以為自己真的很聰明；也許是親眼所見，盡是些不爭氣的老師和同學，所以對大學課程不以為然。自大與傲慢到頭來也不過是那幾種因由罷了。

我記得曾數次大言不慚地說：人若聰明，哪需要讀書。結果自然是惹人厭之餘，實力和水平也沒有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事實上，那時的我在研討課對同學們報告的批評，除了語氣強烈和充滿不屑外，真沒多少有建設的意見。

有次與學弟啟軒和學妹芷薇交談，他們說起與方美富先生吃飯時提到我。據他們轉述，方先生認為我資質不差，可惜不讀書。

那時的我與方先生不相識，只選修了他一門工具書的課程，以及從學長姐處聽來的各種關於他異常嚴厲和怪懶的傳說，想來就不是會激勵人的教師類型。正因理解方先生不輕易許人，我忽然得到他“資質不差”一句話，心潮之澎湃，筆墨難描。

這一句其實不算什麼激勵，反而更像某種得到肯定的藏寶圖，只要沿著它前進就能得到寶貴的東西。

此後，我幾乎一有時間就去圖書館閒逛，隨便從書架上拿書來看。漸漸的，我的見識和眼界開闊了，研討課的評論也越來越好，別人再難反駁。我與方先生相處日久，得益良多，逐漸建立起自信，加上辯論的訓練，開始少責難，多給呈現報告的同學建議。

當然，我對某些人來說還是很討厭的存在。比如有幾位據說很厲害的學弟妹，他們在課堂上給一些似是而非，水平特低的評論和建議，我就喜歡在他們想表演時拆他們的台。對老師們膚淺的說法，有時候也抑制不住嘲諷，不管是當面還是背後。

總而言之，我大學的後兩年，程度與第一學年的自己絕對是天差地別，而這當然有賴於方先生和一些益友的提攜。我很難想像，沒有聽見方先生那句話語的我會是怎麼樣。會一直當個認為不讀書就能成神的井底之蛙吧？

行文至此，我想表達的是一個這樣的概念：適當的肯定對成長有積極意義，但如何才適當，我自己也還在探索。至少，有價值的肯定應該是極其難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