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

想逃離無意義的日常，那遍布世間而種充滿荒謬的日常。比如為了留住補習中心的學生而承認自己不認為有錯的錯誤，比如明知所謂的補習中心也不過是維護甚至加劇應試教育荼毒社會和孩子的機構卻依然充滿榮譽與滿足感地工作著。

第一次逃，是在工作了兩個月後。與補習中心的老闆開幹，直接讓她出信，不要那麼多廢話。然後，我成為國際學校的教師。

我還是想逃離無意義的日常。比如，看著校長自吹自擂這所國際學校在他的帶領下多麼優秀，多麼符合未來的教育願景，而實際上與一般學校無異但收費更昂貴。比如，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裡嘗試開拓更多的可能與嘗試，結果這些努力全都換來校方和同事的敷衍，即便已經在更早的時候得到校長的首肯。比如，討論問題毫無道理。

第二次逃，是在當國際學校教師的一個學年後。實在無法容忍，與校長大吵一架，讓該集團的人事部經理見我，然後又跟他們吵一架，還叫他們直接給我開除信，偏不要自己呈辭。當然，最後因為不想在還剩下兩個月就滿一個學年之際走掉，想多看那些我在乎的學生幾眼，還是交了辭職信。然後，我成為了≪藍視角≫的記者。

第三次逃，有點被動，主要是疫情令雜誌社倒閉了。我不想再待在吉隆坡，不想再打工仰人鼻息，於是去到金寶，學做蛋糕，帶辯論隊。

如今回想，怎麼樣都逃不掉，也沒力氣再逃了。我想要的生活，終究因為我個人的規劃失敗與能力的不足而無法實現。看來，我只能按照著標準配置的人生方程式而活。我必須接受俗世的標準，適應俗世的規則。

然後，大人們說的都是對的。他們想像中的幸福生活是可實現的。而我的想像，終究只是異想天開。很棒，大人們會松一口氣，他們就可以繼續趾高氣昂地對我說教了。

我為什麼討厭成功學

成功學為什麼令我討厭？正向思考為什麼令我憤怒？因為它們都把人類當傻子，更絕的是，還真有不少人願意當傻子。

成功學和正向思考把人當傻瓜的地方在於，它們明明只是比較幸運，卻以此來標榜自己有多麼優秀。

我舉例會比較容易理解。

努力就會成功，成功就是因為努力；你不成功，因為你不努力。這是成功學的核心概念，不論什麼派別，什麼領域。

如果此論述為真，那麼，世界上不乏努力之人，為何成功的只是少數？貧窮的孩子不努力嗎？為什麼能夠脫貧的永遠只有少數？原因很簡單，除了人能夠控制的自我努力之外，還有很多因素左右著人們的機遇與成就，比如說運氣。

喬丹被譽為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在籃球賽場上創造了驚人的成就。他努力嗎？當然努力，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天賦、身體素質和機遇，他有可能成為籃球的傳奇嗎？恐怕不能。

好，就算你硬要說喬丹的天賦和運氣也是他的實力的一種，那麼，他的天賦被社會所重視，難道也是他所能控制的嗎？不是吧。想像一下喬丹出生在一個不重視籃球，國家和社會都沒有給太多資源，資源都在別的運動比如足球那裡，他還能達致如今天一般的高度嗎？這是有很多變數的。

成功學和正向思考最危害人的地方就是，他蒙蔽了人們，讓他們看不見這些成就背後的各種偶然，讓人們只看見自己，讓人們傲慢與自大，讓人們逐漸失去同理弱勢的能力。如果成功只歸功於努力，失敗只歸咎於個人，那人們就不需要去思考社會各種不公義的機制如何箝制人們的自由與發展，更不用說改變它。

成功學與正向思考已經侵入了我們社會的許多方面，包括教育，包括媒體。換言之，這些危害正在擴散，正在侵蝕著人類的文明。

我們可以怎麼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當人們沉浸在美好的成功學論述，正向思考的溫柔鄉裡時，我要在他們面前散播負能量。

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正能量，是直面世界的殘酷真相後，是接納了世界的荒謬後，依然負重前行的英雄之姿，不是成功學的美好謊言，毒雞湯。

抗議怡保深齋中學華語辯論組的津貼制度

帶隊比賽奪冠亞才有薪水，沒有冠亞就沒薪水。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因為只有優秀卓越才配得上薪水？因為學校有得到名利所以才付錢買下這些榮譽？

如果是前者，那老師教的學生若不拿第一第二，不是最優秀或次優秀，是不是也就不需要給薪水了？

我們會覺得那樣很荒謬，因為：1. 即使沒有得到最優或次優，也不代表沒有任何有意義的付出，而這些付出是應該肯定的。就算教差班的老師也配得到薪水，因為他也許沒有把差班學生都變成最優班的學生，但他的教導也使差班學生獲益，得到更多知識，有所成長；2. 讓學生成為同儕間的最優或次優，單靠老師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學生是否努力、是否有天賦、與之比較的對手素質如何、評斷者採用的標準，甚至是運氣，都有可能影響最終的結論。把成功的因素簡化到只看老師的素質和努力，把所有的成敗歸於一人之責任，這不過是自以為能夠掌握一切的自大與傲慢，也是苛刻的要求。

老師是如此，帶隊的教練也是如此。

這背後其實還有一種思維是值得批判的：辯論就等於比賽。彷彿除了比賽的勝負，就沒有值得考慮的教育意義。這不只是怎麼看待辯論的問題，而是如何思考教育的問題，把辯論換成其他學問和知識也是一樣的。這無疑是貶低了學習的本質，把一種努力使自己變好，尋求進步的活動變成努力打倒所有人，登頂的競爭。無可否認，競爭能夠成為精益求精的動力，但競爭若成為教育的最高，那麼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兒，人們是難以學習的，因為除非登頂，否則他們努力增進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是無意義的。若是如此，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學習呢？

如果設定這種薪金條件的理由是第二種，那麼問題也就更大了。

首先，學校就從一個培育者變成了收藏家，注重的不是如何培育學生成為某項領域的人才，而是關注學校收集了多少獎杯，有多少榮譽。在價值上是一種貶值。

其次，這也會令學校得到的榮譽變得名不副實。學生奪冠亞，我們該稱讚表揚獎勵，這沒話說，但為什麼我們會同時表揚學校呢？為什麼會為校增光呢？那是因為我們認為，校方在學生的成就上是有功勞的。如果只有奪冠亞才配學校的資助，那學校就不是在培養孩子，只不過是購買冠亞的虛名而已。就算真的把獎杯擺在學校，獎杯也會黯然失色。

說這麼多其實都沒用的，資源掌握在別人手上，他們開什麼條件，你就是take it or leave it，聽你跟他們理論這些東西不過是人家給面子，接不接受還是完全取決於對方。以我現在這種狀態，無論如何我都是會接受的，但我會抗議。現在抗議，奪冠後我也會抗議。我會讓所有人知道，怡保深齋中學在辯論隊的成就上是沒有任何付出的，那都會是學生的功勞。

［更新：在我不斷地爭取，以及學生與顧問老師的幫助下，學校已經答應提供津貼。雖然不是很準時，有時會拖欠好幾個月，但至少是有的。在此要多謝同學們和老師，但這篇文章會留著，或許在論述上能夠幫助到面臨與我相似的狀況的人。］

反共不反中，到老一場空？

用錯誤的理由和方法去捍衛或爭取正確的立場，最終的結果不只無法令正確的立場勝利，反而會因為需要捍衛錯誤的理由而動搖了正確立場的正當性。

反共作家余杰最近不斷強調“反共不反中，到老一場空”，這很可能是本地許多反中共勢力所贊同的。然而，這樣反中共真的對嗎？

我們之所以反抗中共，是因為中共做出了違反人道的事情，它侵害了中國人的自由和權利。換言之，我們反共最終目的其實是解放中國人，讓他們得到自由和民主，讓他們能夠保障自己的權利。這背後，其實是愛人愛“中”的一種體現。如果我們反“中”，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希望中國人能夠得到更好的體制。如果不是因為愛人，我們沒有什麼道德立足點去干預所謂中國的內政。

“中”的內涵和意指其實很寬泛，可以是一整個政治共同體，也可以是在東亞大陸上居住的一大群人。當人們說反共要反中，反的是什麼中、中的哪一部分？

這點區分很重要，沒說清楚就會落入中共的圈套，讓中共把國際社會對它提出的質疑和制裁，擴大成對全中國人的質疑與制裁。中共這麼多年來努力把中共與中國綁定，正是希望中國人民能成為它的“銅牆鐵壁”。

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願意成為中共的銅牆鐵壁，劉曉波、許章潤、王全璋等覺醒者就不會是。然而，願意為中共護航的也不在少數。這許許多多的小粉紅，從小被黨教育洗腦、被黨國體制壓迫、資訊接收被嚴格審查。合理來說，反共也反中的“中”，主要應該是針對這些人。

然而，劉、許、王等人又何嘗不是中國人？在我們不知道、看不見的角落又有多少中國人在默默為民主化行動？他們之中又有多少人以中國人為自我認同？我們無從得知，但一桿子打翻整條中國的大船明顯是不合理的。

沒有做好區分，反小粉紅的同時會不會也同時傷害到中國的民主化力量呢？這是概念上區分“中”的不同內涵和意指的重要。

就算這些覺醒者不介意，但除非我們認為可以不在精神上解放小粉紅而能夠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否則，這些願意成為中國銅牆鐵壁的小粉紅還是應該處理的對象。

這些人沒有政黨輪替的概念，在他們的世界中，黨即國家，愛國即愛黨。就算他們認為黨不好，但還是不會願意承認自己的國不好。國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一回事，但國家認同對大部分人都是重要的身份認同之一，這想像的共同體會確切影響人們的行動，包括犧牲和殺戮，班納迪克安德森早有明言。不讓他們意識到國與黨可以區分，中國將難以推行民主政治。國與黨即是一體，那黨倒豈非國也倒？在這種思維下，他們又怎麼可能接受民主選舉呢。

反共也反中，正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這個概念綁定，將他們視作一體，非但沒有反共，反而幫了他們一把。這裡牽涉到怎麼反的問題，分離黨與國，應該是優先考慮，而把黨與國綁定，則是必須避免的。何況，要反小粉紅根本不需要反中，因為他們的錯不源自於他們的身份認同，而是因為他們維護極權，助紂為虐。

反共也反中還有另一層意思，反的是“中國”這個概念。說白了，就是反統一，希望促成不同的文化或民族地區的獨立，比如新疆、西藏、滿洲，甚至各省份如川、粵、閩等。

無可否認，有不少異議者是這麼希望的，我認識的人就有。然而，這和我們在中國境外反中共未必有什麼直接的關係，雖然中共宣稱以統一為目標。那些地區要不要統一，要不要獨立，這取決於中國人的選擇。那是他們的土地，那是他們的認同，與我們無關。出於不同的人道理由而選擇幫助不同地區獨立，與提倡中國的瓦解是應該分開來看待的。

更重要的是，貿然提倡各區的獨立，這還是會跌入中共的宣傳圈套之中。中華的統一這個概念其實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自秦帝國開始，統一的概念就是中國文化非常根深蒂固的一環。與其說中共的目標是統一，還不如說中共利用了深植於中國人文化中的統一情意結來維持它統治的正當性。這也是為何每當中國有示威抗議，總能發現“外國勢力”的影子，以及不同版本的“分裂國家”的罪名。

這種情意結該不該破，可以進一步討論，但如果我們承認統一情意結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中國人，那麼說反中共就必須把“中國”這概念也反掉，就可能會觸及部分反中共勢力的敏感神經。

綜上，反共也反中，不論所謂的中是“中國人”還是“中國”這個概念，都不是上策，都很可能成為幫助中共持續維持極權統治正當性的宣傳武器。

第二十六個中秋節

猶記得小時候，中秋節會跟家人一起拜月賞月。我們住在一棟四層樓的組屋，在最高樓，爬上去最費勁，但離夜空和明月也比其他人更近。

我家跟婆婆家就隔了一戶，到時到侯就過去她家，上香化寶，然後舅舅就把一大張圓桌搬出去，擺在樓梯口前的一小片空間。桌上會擺滿月餅、水果、芋仔，還有一種白色的，表面粉粉的，被一片粉紅色紙張包裹著的糕。時日久遠，已記不清名字了。

當時跟左鄰右里很是熟絡，很多是婆婆的朋友，他們也會上來喝茶相聚，談天說笑。我們小孩子就去玩燈籠蠟燭，但除了我妹妹，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不記得有誰了。我只記得，一堆堆五彩繽紛的、凝固的溶蠟，總會在走廊和圍牆上留下痕跡，事後鏟掉，也未必鏟得乾淨。我喜歡用手，把它們一片片扒下來的感覺很爽。那時候的中秋節是會留下印記的。

再長大些，中秋節有時會在學校度過。那時候讀崇文華小，還是剛從華小畢業，不記得了，但肯定的是，每年都有中秋晚會。

晚會的內容已從我記憶中淡去，或許，也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當時有一批死黨會一起玩。那時候的我們很喜歡打乒乓球，學校的活動空間也有幾張乒乓桌，每次下課時都有一堆人在那裡排隊輪流打。中秋晚會，學生來玩，沒人管、沒時間限制，更痛快。

如果沒有記錯，還會有跳來跳去、踩來踩去、跑來跑去，甚至帶寶可夢遊戲卡等娛樂。玩得累了，晚會也差不多結束了，然後就會有煙花。真的是依依不捨地回家。

離開崇文後，應該還有好幾年都會回去看看，也總能見到熟悉的面孔。中學三四年級左右，就再也沒有參加中秋晚會的記憶了。中秋怎麼過也不記得，大概是跟家人一起吧。那時候婆婆已經生病了，鄰居也換了不少，很多已經是外勞，可能也就沒怎麼大肆慶祝吧。

再度獲得過中秋的記憶，應該要到大學時。當時會跟大學同學一起聚會慶祝，燒烤、提燈籠什麼的，也挺開心。

現在已經步入社會，還離鄉背井，中秋前夕，也沒怎麼過節了。只是忽然會想起中秋其實是我比較喜歡的傳統節日，因為喜歡月亮，也可能是之前的美好回憶。

本來已經關完燈，準備就寢，但還是起身，到陽台望了一眼，只見晦暗的天空有一些光亮，應該是明月當空。於是就換了褲子，走出自己租下來的房子，獨自一個人在街上散步。我有叫花花，可是她不要一起出來，她想休息。

剛下過雨，空氣清新；疫情未過，金寶人煙稀少。我抬頭仰望，是滿月。明月周圍的雲層被月光塗上一層暗銀色，只在表面，雲層是厚的，從地上看去，銀色與黑暗層層疊疊，看著就像從錐形筒裡望向頂端。我那麼大一個人，四周又那麼廣闊，有大馬路，遠處還有山，看天空卻覺得自己彷若在錐形筒中，渺小、無力、空虛之感，填滿胸膛。

中秋節一路以來給人的感覺就是月亮是主角，然而，當中秋節真的以月亮為主，像我現在這樣，只想欣賞月色的美，卻又不似過節了。

舊地重遊

金寶是個好地方，好在我青春的最後幾年花在那裡。兩年過去了，我又回到了這裡，雖不是這兩年來的頭一次，但每一次都有期待和緬懷。

但凡舊地重遊，或自知或不自覺，多少會有些期待。期待自己踏入時間隧道，真的能回到從前，一切都未曾改變，如記憶中一般。說起記憶，好像也有些模糊了。

我去了東海午餐，吃的是黃梨炒飯，好大的一盤才六塊錢。上大學時在圖書館騎腳車穿過那人煙稀少、牛糞遍地、青草氣息充斥的道路，也叫了同樣的餐點。跟同學、朋友、老師也曾在哪裡聚餐過。這次回來隻身一人，也就沒點上最喜歡的湖南豆腐，和讓我不再討厭青菜的鴛鴦芥蘭。

也許是疫情的關係，東海沒什麼人，師傅的功力似乎生疏了，炒飯有點幹。據說，湖南豆腐也沒再用自製的豆腐，風味差了一個檔次。

回來的時間不長，要想回到過去就只好把從前幾天、幾星期的生活擠在一天。於是，我又去了新街場雜飯店的後面，那裡有個賣水果的，叫了碟四塊錢的水果rojak，微辣。兩年多過去，還是兩年前的價錢。

西湖沒什麼人，只看見一個阿伯擺三四把魚竿，從前可是有好幾個老人家，也不只有魚竿，還有人撒網。西湖沒怎麼變，望去近處的山，也依然屹立，怡保的山瘟還未傳到金寶。西湖邊的公園還沒解封，但想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除了接下來會在裡面運動的一些人，以及一些草長得更高外。

近幾年來金寶不知為何受到發展商的青睞，新屋新樓到處都是，也不知道讓誰去租去買。Westcity附近的巴士總站建好並開放使用了一段時間，拉曼大學也在興建醫院，目前建好了底下的一層。不知這是不是發展商目光遠大，以此認為金寶這個小地方可以發展成大城市。雖然如此，我目前還相信這個交通不便（南北大道只能在Tapah和Gopeng收費站進入，過後是一段小路）的城鎮不太可能變成大城市欣欣向榮的模樣，也真心希望它不會。

現在的金寶還算得上不擁擠、不繁忙，也不會太荒蕪、太冷清，是個舒服的小鎮。如果它能保持這模樣到我五六十歲，我會想在這裡養老。想著老來能緬懷年輕的生活，觸目所見依然有很多熟悉的事物，隨便指一個地方都能說一段往事，多好。

這裡還有一些朋友，都是辯論坊的學弟妹。這次回來主要是讓他們當白老鼠，試吃杯子蛋糕，還有順便試看自己做菜的手藝夠不夠資格在這裡開店。吃飽喝足之後，閒聊和備賽，還真有回到大學時的感覺。只是，這些朋友很多都即將畢業，對於新一代的辯論坊成員也認識不多，怕是有不小的代溝了，以後回來還是否能像現在般，有點悲觀。

有的事情不變，有的變了。不變的鑄成時間隧道，改變的堆積緬懷。隨著離開的年月增長，不變的越來越少，改變的越來越多。與騎鶴歸來，剎那間把該地陌生化的震撼不一樣，不時回來金寶，看著過去漸漸消逝、漸漸疏離，那種無力和空虛，怕是更加折磨人。

好想把所有的變與不變都記錄下來，但我已經沒有力氣，每回想起一次往日，都會有一點酸楚。這些記錄，等以後吧！希望還能想起。

2020年7月23日

崩壞

“世間萬物之存在，仰賴著某種秩序，秩序的崩壞，即萬物的崩壞。”

“若DNA失序，細胞將崩壞；若血流失序，生命將崩壞；若思維失序，精神將崩壞；那人間呢？”

“不知道，我不懂人間的秩序。”

“你是不懂，還是不想回答呢？”

“人間很複雜，你問的是什麼具體的秩序？”

“人間得以維繫的秩序，你一定懂的，有的以你為名。”

“噢，是非。”

“是非失序，人間會崩壞嗎？”

“是非如何失序呢？是即是，非即非，從來如此。”

“你沒有回答問題。”

“是非失序，人間會崩壞。然而，我不信是非會失序。”

“救死扶傷者不得好死，是非不是失序了嗎？”

“不，人們都認為他們不該如此。”

“草菅人命者安然無恙，是非不是失序了嗎？”

“不，人們都認為他們不該如此。”

“只要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如此，或者，對此並無判斷，那是不是失序？”

“無判斷不代表無是非，只是他們不願直面判斷罷了。我不認為人會認為救死扶傷者不得好死是應該的，也不認為人會認為草菅人命者安然無恙是應該的。”

“你說得對，但只要有辦法把救死扶傷者不得好死和草菅人命者安然無恙的現實改變了，是非也就會改變了吧？”

“事實又如何改變呢？”

“說故事吧。人們都愛聽故事，自幼兒就如此。”

“就算說得天花亂墜，事實又何曾改變？”

“比如，只要把投毒者說成帶著解藥的使者，人們就不會認為投毒者是草菅人命而安然無恙了。”

“不對，他們只是忘記了，被蒙蔽了，只要有另一段故事，把事實說好的故事，是非的判斷就會恢復正常。”

“投毒者用毒藥，把說好故事的人毒啞了，把聽故事的人毒聾了，那是非不就失序了？”

“......”

“是不是呢？”

“是的。”

“那人間也就崩壞了。”

“是的。”

“人間崩壞了會怎樣？”

“人就沒了安身之處。”

“嗯。”

“無需沮喪，人間還未崩壞。人間也不只有投毒人，還有很多醫生、老師、書本。他們能解毒。”

“病人不求醫，學生不聽課，書本沒讀者。”

“還有你。”

“憑我能幹什麼？”

“你可以選擇當好病人，可以選擇做好學生，可以讀書。你病好了，人間就多一個健康的人；你求學，人間就多一個有學問的人；你讀書，人間就多一個會說好故事的人。”

“就算這樣，也改變不了是非失序。”

“怎麼說？”

“說好故事會被家人討厭，會被公司嫌棄。”

“那，你努力成為人間崩壞的最後一隅吧！”

“只要不說壞故事就好了嗎？”

“嗯。”

“所以我離開家裡，避開家人；離開公司，不幫他們說壞故事。”

“嗯。”

“那我的生活不就失序了？我，不就崩壞了嗎？”

“是的。”

“非如此不可嗎？”

“不是。”

“那我該怎麼辦呢？”

“讓你的個性崩壞。”

斗室中，睜開了眼。該是下午了吧？重重簾幕遮擋住了斜陽，有點晦暗。看著投進的光柱，平時肉眼難見的塵埃跳起了舞。

遠處彷彿播放著什麼音樂，舞得越來越起勁。終於，在副歌中，身體崩壞消散。然後，在灰中站起了身，走出了房間。

疫情中的獨立思考

說培育“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學的理想境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然而，現實中卻沒多少教育機構能夠做到，雖然大家還是可以隨口高呼這口號。

現代教育，不論是學院還是市場，很多時候都更傾向於要求被教育者的服從，很多公司的員工手冊裏，不服從（insubordination）是嚴重錯誤，只要犯了，多半就是被開除。不服從的標準卻往往是以管理層的容忍極限為度，稍有質疑，令管理層惱羞成怒，就準備面對刁難吧！

不合理的開除也許還不是最可怕的，但即便不開除，資方依然有許多手段讓你為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付出代價。意識到我們的大環境不鼓勵獨立思考，更見那些口號的諷刺與荒謬。

≪藍視角≫的百漾不局限在各行各業的難處，更關註身在其中的人，畢竟，工作也只是工具，人才是目的。我們邀請到邱志東接受采訪，分享他在疫情期間、行管令剛頒布之際，因質疑公司的應對方案而遭到刁難的經歷。為了避免加劇紛爭，本文不會指明是哪一家公司，請讀者諒解。

日常與改變

首先問起志東平常是做什麽的，他說，“我職位的title是Sales Admin Assistant，一般是待在辦公室裏負責接待walk-in customers的。有時候也需要幫忙公司的其他部門。”志東的公司在北馬，是一家專做羅厘零售、組裝、修理和零件的工廠。

隨著行管令的頒布，由於他們的工廠是無法居家作業的，基本上就是完全停止運作，這也意味著完全沒有收入。我們大概都能猜到，管理層怎麽會善罷甘休，任由宰割？肯定要想辦法補救的，那是怎麽個補救法？

“行管令剛頒布的時候，公司就召集員工開會，然後宣布說他們會在行管令期間營業，因為他們需要支援商場的forklift等，不過會提早放工。”

志東乍聽之下，心中已存疑惑，公司不是關鍵行業，提供什麽forklift支援的理由也相當牽強，並不能說服他。不過，他並沒有當場質問，而是回家與家人商討，甚至致電就近的警局咨詢，確認了公司確實不是關鍵行業，然後才在該工廠的工會聊天群裏提出疑問，沒料到居然掀起風波。

“工會的聊天群管理層並不在裏面，聊天內容他們是看不見的。但不知為何，就有人截圖轉發給了Director。”於是，接下來就有了對他的各種刁難。具知情人士在事後向他透漏，Director如此大反應主要是因為志東在他自己的個人臉書上發了一則帖文透露公司沒有關閉。

差別對待

隔天，與他相熟的同事都被Director召見，其中還有一位是Manager，全被罵了一頓，唯獨他並未被召見。後來，志東當天就被早放工半天。

再一天，公司應該是接到指令不能營業，隨後宣布全體員工休假22天，其中公司承擔12天的有薪假期，另10天由員工分擔。這10天包括4天的無薪假期、3天的年假以及3天的公假改作工作日。然而，志東卻受到差別對待，他的22天假期全數由公司負擔，假期什麽的都沒扣。

“也許是我小人之心，這樣的處理感覺是想讓同事不爽我，報復我對公司在行管令剛頒布之際的應對方案的質疑。”然而，事實證明志東是正確的，因為公司確實在他的質疑之後停止營業。

他後悔嗎？“要是知道最終結果還是會關閉，而且也只比我提出質疑的時候遲了半天，任誰都不會去較這個勁。”不過，他又不是預言家，隨便睜開眼睛翻一翻牌就可以知道是狼人還是村民，誰又能預料到事情有這樣的峰迴路轉呢？他說出這句話，也許多少有點命運弄人的感慨吧。

刁難

復工後，志東如往常那樣穿著正裝到公司。來到後卻被Director的助手告知要去辦公室後面的store等，也不知等什麽，但他還是照做了。等了良久，那助手又來叫他回到辦公室裏等，他也就跟了去，在平常接待walk-in customers的客房等待。枯等良久，才被告知去找他自己的直屬上司。志東直言覺得自己被愚弄，心中相當氣憤。

與上司見面，上司將他調往辦公室後面的store，理由是他熟悉電腦運作，可以幫忙audit。“可笑的是，store裏根本沒有電腦。”

“目前在store裏面數螺絲，感覺待在那裏沒什麽意義。”志東表示已經萌生辭職的念頭，只是目前還未找到新的工作，又有車貸和學貸需要負擔，所以還是暫且忍耐。

具知情人士透露，公司高層似乎在考慮著怎麽處置他，包括可能出信要求他解釋情況。“有什麽好解釋的，最多也只是把原本的想法再說一遍罷了。”

刊於≪藍視角≫部落客：

https://thebluespecs1.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14.html?m=1

疫情中的獨中教育

為了應對疫情而實施的行動管制令（MCO）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和干擾。隨之而來的經濟風暴確實令人擔憂，畢竟，按照許多經濟學家的預設那樣，人大多是利益驅使的動物，即便這不是他們行動的唯一動因。

經濟的影響不難理解，數字和論述的編排可以輕易地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但生活的其他面向呢？我們又了解了多少？2019冠狀病毒病大疫之後的世界，肯定會與疫情之前大為不同，想回到正常的生活，即便心中無比渴望，卻也難免懷疑是否可能。

本期的百漾希望在大家把極大部分的關注放在經濟上的時候，呈現另一個“曾經”對人類世界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領域：教育，為此，≪藍視角≫有幸採訪了獨中華文教師林芷薇為我們分享疫情期間獨中教育的轉變。

林芷薇老師很年輕，在循人中學就職。看到這裡首先引起關注的很可能是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找年輕的老師而不是資深的老師採訪呢？原因很簡單：資深老師很可能已經被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從而難以對習以為常的傳統與規則產生有意義的批判。

第一反應

問起林芷薇對行動管制令的第一反應，她很坦白地說，“還以為終於有個可以好好休息的時間，打算趁此機會與朋友們在線上一起辦個讀書會之類的，怎料變得更加忙碌。”

之所以更忙碌，是因為教育機構所謂的“停學不停課”（請注意別看錯了，這裡引用許寶強先生之語，有興趣的不妨去找來看看，此不贅述）。學校是個群聚感染的高危場所，延後開課是管控疫情的必要措施，但這也同時延伸了新的問題，亦即，學生的學習進度該怎麼辦？林芷薇執教的循人中學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線上教學。

若不曾了解所謂的線上教學是怎麼進行的，或許會將之與一般對居家工作的刻板印象等量齊觀，也就是有利於偷懶的工作狀態。畢竟，熒幕之後發生什麼，沒人知道。

但對於像林芷薇這樣的獨中老師而言，線上教學意味著工作量與難度的增加，不是更輕鬆而是更繁瑣。最具體的表現為“校方要求老師錄製視頻上傳，而我自己對課程的設計有些特別的要求，備課也因此比平常花更多的時間”。

措手不及

看到這裡會不會有人（校方？）覺得，“錄video罷了嘛，有什麼難的？”一般情況下這麼問還真不好回答，但結合現實條件來談的話，可能真是為難一眾老師。

“在行動管制令頒布之前，學校仍在放假期間，一些老師，比如說我，就在假期時回了家鄉。當時都沒料到管制令會數度延長，也沒預料到會進行線上教學，電腦與教材都沒帶回家。”

所幸，林芷薇老師帶了一個平板電腦回鄉，才不至於要為無米之炊。然而，“我的平板電腦很容易過熱導致關機，要錄製視頻、設計PPT等，會讓平板電腦負荷過大。”

但有的老師卻沒那麼幸運，據林芷薇老師所知，“有的老師還需要自費買器材上課，事後有沒有得claim還是未知之數，校方對此也並未有仔細的討論。”

除了硬件的問題，教師具體的操作也不見得簡單。“平時課堂教學沒太大的壓力，講得不好或者講錯了，可以在課堂上隨時糾正或補充，呈現上的問題其實不大，但線上教學卻不同，我錄製視頻時會想要盡可能把學生可能會產生的問題解答掉，於是就會塞一堆資料進去。為了保證教學成效，呈現上也會比以往更要求流暢，這可不是錄一次兩次可以完成的事情。”

教學成效

工作雖然變得更繁瑣，準備課程也變得更困難，但沒關係，都是為了學生好，老師的犧牲還是值得的。這應該是大家腦海裡很容易就出現的說法，但我們不要忘記，“老師的犧牲是值得的”這一個結論有著“對學生是好的”這個前提。

問起教學成效如何，林芷薇略顯悲觀。她說，“中學生首先是比較需要監督的，不像大學，比較能夠自律學習，線上教學就比較難做到這一點。”隔了屏幕，要監督學生學習就變得更困難了。

此外，師生之間在課堂上的互動也變得更加有挑戰。林芷薇表示，“學生沒反應，老師也沒辦法怎樣。”一般情況，課堂上或許可以通過指定特定的學生回答來解決，但身處屏幕之後的學生，不回答老師又能耐他何？

另外一個比較新鮮的問題是出現“選修課”的問題。所謂的選修課不是真的選修，而是因為上課時間的編排導致的專注力疲勞。

“現在老師們上課，都是通過線上標識自己得空的時間而安排的。但由於課程之間未必有足夠的緩衝，導致了學生吃不消，更難集中精神上課，於是就有可能略過一些課程。”

此外，有的老師會預設學生們進入線上的課室需要一些時間，於是就會延遲開始，又延遲結束，導致了時間表的混亂。當然，平常的課堂上課也會有這樣的狀況，但線上教學無疑放大了這個問題。

林芷薇也擔心線上教學有可能忽略了一些學生群體，“一些家庭或地區的網速不夠好，進行線上教學也許會很吃力。也有的家庭可能只有一台電腦，卻有兄弟姐妹同時上課的情況，這就導致了肯定有的學生沒辦法正常進行線上課程。”這種種在教學上的問題，對於學習成效如何，那真的很難令人樂觀起來。

行政問題

其實，上述提到的問題大可歸結為一種問題：校方沒有做好準備應對線上教學的轉變。

除了老師硬件和教材的問題和時間表編排上的問題外，校方對於學生的評鑑制度也並未有周詳的考慮。林芷薇表示，“如果校方依舊採用一般情況的評鑑標準，比如一學期要寫多少篇應用文、要作多少張繪畫等以此為分數，這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些都不是線上教學可以應付得來的。”

她進一步說明，“如果標準依舊，管制令過後就會是不同的老師都在趕作業進度，沒有辦法這麼做的老師就會被認為教學不力等。”

此外，一些老師還被要求在線上教學時與學生有更多的互動，而這樣的指令是校方在線上教學開始一段時間後才補上的要求，引起部分被苛責的教師不滿。這裡體現出的問題是校方的指揮混亂，無助於分擔教師的壓力。

雖然如此，校方也並非一無是處，有好一些措施其實是不錯的，只不過管制令令平常被忽略的問題放大了。“比如說，我們學校（循人中學）一直以來都有使用谷歌教室的服務，學生和老師都有谷歌賬號，所以轉上線上教學，在技術上其實是沒有很大問題的。”

雖然如此，校方也應該居安思危，進一步去思考和完善化這些措施，真正地保障到每一個學生。

刊於≪藍視角≫部落客：

https://thebluespecs1.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29.html?m=1

六四三十一周年前夕的自由筆記

對我而言，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很重要。遺憾的是，能夠自由發表和討論的空間越來越小，網路上和現實中越來越多枷鎖限制我們可以說什麼和怎麼說。

我這個人很火爆，看到不爽的事情就要開口。我不是個會無理取鬧的人，因為無理取鬧很麻煩，得花力氣去捍衛一些難以捍衛的怒意。我會很自覺地區分我的不爽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的，只有我認為有把握能捍衛憤怒的理由，我才會開罵。

如果很憤怒，而這種憤怒又是正當和有理的，卻要我因為別的因素而三緘其口，我的義憤就無處宣洩，在胸膛爆炸，會非常難受。

我不止一次因為這種態度而承受不同程度的傷害，當記者之前的幾個工作都是因為受不了上級不講道理的態度以及無法認同他們的理念而失去的。但我沒有後悔，反而窩囊地被認錯和屈服會令我沒辦法面對自己。我只願意被道理說服，也由此可見言論和思想自由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

我也不時在社媒發表看法，批評政府批評華人。說得好不好和對不對是另一回事，但我之所以能夠如此而沒有受到對付，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目前還保護著人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雖然尚有不少需要改善之處。

如果憤怒和發言的代價不只是被人家取笑或討厭，而是被消失、被毒打、被凌虐，甚至被自殺，我想我不會有勇氣這麼做，至少，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在那樣的社會裡，我會活得多麼壓抑，多麼戰戰兢兢，實在難以想像。

正因我能同理不自由之苦，所以對於追求自由，以及希望建立能夠保障個體基本自由的民主政體的人們，我很同情。我也知道自由從來都不是天降之物，也不是壓迫者的施捨，自由是由千千萬萬前仆後繼的熱血之人，奮鬥和犧牲得來的。為了自由而奮鬥，而犧牲，為了他們未必能享受，但有望造福後世的理想，這很令我敬佩。

隨著中共的擴張和滲透，言論空間已經受到嚴重的侵蝕，就連身邊的親朋戚友，都可能或出於善意或出於私心地審查你，讓你不要說出中共不喜歡的話語，不要做出中共不喜歡的行為。

我人微力薄，沒辦法在實質的意義上幫助正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們，對於身邊逐漸收緊的自由空間，我也無力對抗。然而，我可以紀念他們，我可以堅守自己的初心，我可以盡微薄之力對抗極權和不義，哪怕只是不配合他們無理霸道的要求。

寫這篇筆記紀念六月，紀念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主要是提醒自己曾有一段歲月是珍惜自由的，是能夠自由發表的。只要記得自己是自由的，或看過自由的人，那麼日後就算被套上枷鎖，也有掙脫的可能。

#自由六月 #平反六四

巴必和捧起亞納特

近日在臉書上看到一段短片，片中有幾個人，西裝筆挺，半戴口罩，鼻子半露，像看著畢卡索的畫，有點抽象，心裏會不斷在問：為啥鼻子會長在口罩的外面？

我耐心看下去，只見各在屏幕一邊的兩個人，一高一低地對視著，努力地進行對話。這段對話好簡單，只是不斷重復著兩個單詞，就算是不諳馬來文的華社朋友也能輕易理解。

“巴必！”那人伸手指著屏幕右邊的人。

“捧起亞納特！”那人也伸手指著屏幕左邊的人。

兩人來回往復，好不熱鬧。藍視角的主要讀者是華社，我認為有必要翻譯兩個單詞的意思。巴必是罵人做豬，捧起亞納特是回罵對方叛徒，兩位手指指、口張張的，是馬來西亞某州議會議員。

在議會掀起罵戰，想必馬來西亞人已經司空見慣。國會尚且如此，州議會又有何值得驚異的呢？雖然慣看秋月春風，但馬來西亞公共說理的水平如此，卻難叫人一笑置之。

議員的作用是代替民眾在議會裏通過商討和辯論進行決策，理應是最嚴肅看待說理的地方。然而就在說理最重要的議會裏，議員竟屢屢犯下說理最不該有的錯誤：人身攻擊、標簽和謾罵。

之所以不該，一是價值上不可取，是一種失責、非理性和無修養的體現，更是對議會的褻瀆。人們用選票選你們出來、用稅收供養你們、建造議會廳，是為了讓你們好好地、認真地制定政策，通過辯論代替拳腳，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來協調對立和尋找共識。短片中顯示的正與此背道而馳。

其二，策略上不可取。我不是說不能批評對方，但罵人的前提是有理。單純地作人身攻擊和標簽不僅無法體現出對方有多糟糕（就算對方真的很糟糕），首先就讓自己失去批評的立足點，把自己最醜陋的一面展現出來了，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而且，也沒考慮過對方如果真的接下你的攻擊，你會有多麽尷尬。比如當你罵人巴必，人家真的扮豬叫，你是該生氣還是該發笑呢？你罵人家叛徒，他neninenibubu你，你又能如何？就算真的給你罵到對方變豬，你除了宣泄一時之氣又有什麽得益？能推導出什麽有利於你、有害於對方的結論？

最後，只從呈現出來的效果看也不好。我很納悶為什麽他們會認為用巴必和捧起亞納特，甚至是粵語三、四、五、七字經對對方的傷害是最大的。更廢的是，兩人對罵還異常單調，只各自重復一個單詞。連罵架都不用點心，想給你們說點好話都說不出口。

你問怎樣罵才叫用心？說了那麽多不該在議會裏謾罵，居然只關心怎樣用心地罵人。

講那麽多又有何用？這批人還不是照樣屍位素餐。我想，這至少有著人民當老板的象征意義，多多少少問責一下，總好過臺面上只有他們在放肆。

人民老板：你掂解可以做得咁差？

一些歪鼻：其實我可以做得差啲㗎。

頭未梳成不許看

我開始認真寫文章是在大學畢業前後。所謂的認真，即是預設所寫的文字會以某種形式留存公共空間，並多少對現實有一丁點的影響，因此，必須對自己所表達的文字和主張負責，落筆也就盡可能謹慎小心，確保在受到讀者的挑戰時能夠作有意義的回應，也盡力降低誤導讀者的可能。

於是，我寫文章總是很慢，沒辦法像許多時評人那樣，一氣呵成，動輒三五千字。猶記得第一篇投稿文章寫了一個多月，那是為了批評陶傑針對呂麗瑤事件作出的言論而作的。

常言道慢工出細活，這雖然沒什麼保證，文章好不好在於內容素質，而不是花多長時間，然而，花時間去反复推敲、思索、修改，使文章盡可能趨於完善，盡可能準確表達主張，這是自古已有的寫作理念。

南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他臨死之前，還在斟酌文字的運用，以免後人誤解其意。朱子的用心與魄力在現代可能很難再看見，自然也就很難被理解了。

寫得好不好，那是才氣知見的問題，寫得認不認真，那是態度的問題。離我們的時代較近的詩人袁枚就有這麼一首詩很好地說明這點：

愛好由來落筆難，

一詩千改心始安。

阿婆還是初笈女，

頭未梳成不許看。

詩句簡易明了，我就不多做說明了。本文的重點在於自我檢討：我給≪藍視角≫寫的好一些文章其實都沒有達到非常認真的境地。

以書評為例，多篇文章都其實是沒通讀、熟讀作品後寫的。一來是我讀書很慢，二來是有的書我不認為值得我寫一篇文章去推薦。沒有了朱熹那種任重而道遠的心志，沒有視文章為己出的熱情，沒有怡然自得、自在揮灑的自由，也就少了一些認真、才氣與承擔。

當然，最要緊的還是怠惰，就像此篇，沒有太多的設計和構想，結構也相當鬆散，想到什麼寫什麼，連結尾也懶得思索。或許，這跟我不喜歡梳頭有關吧。

採訪手記的真面目

如果死亡是必不可免，該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努力活下去，而是如何在有限的光陰裡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我不打算說明《藍視角》是不是就快死了，也不打算談藍視角的存在有什麼不精彩、無意義和沒價值的地方，事實上藍視角很可能是內容比較講究的本地雜誌之一。在這裡，我純粹想談一下，假如雜誌社死定了且離死期不遠了，我會怎麼思考。

與很多資深媒體人不一樣，我這個媒體界新人不會去絞盡腦汁考慮怎麼迎合市場。我不會去想，最近什麼課題最受關注，最近什麼人物最多討論然後趁機做上一期。原因很簡單，徒勞和墮落。這套思維模式在經營得以繼續的時候，我也許還能接受，彌留之際，恕難苟同。

徒勞在於，在一個娛樂致死、遍地政治冷漠的國度裡，認真去思考時事課題的讀者總是少數中的少數，無論如何努力，這一點在短時間內，至少在一個紙本雜誌社壽命完結之前，是不會有所改變的。較真的內容和批判的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注定處在邊緣的位置。

如果不認命，想要在這泥沼中掙扎求存，那就必須妥協，甚至放棄某些原則，這就是墮落。諸如政治娛樂化、低俗化（也許有人會雅稱之為通俗化）和追求聳動，也許就是墮落的具現，與做一本內容較真的雜誌的初衷背離。與其如此，不如一死。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採取中間路線，但瀕死之際有更好的選擇。是我的話，我會把此前的對生存顧慮全部拋棄，奮力一搏，把我認為該做的、該說的都做完說完。

對我而言，本地讀者邏輯與批判思考能力皆缺，更嚴重的是，他們沒有培養以上思辨能力的環境和態度，許多民主價值、正義觀和人權意識都相當薄弱。因此，我會特別關注這一方面。沒有這些觀念為基礎，再多時事課題的討論很難有更深入的意義，更遑論內化成公民的意識。

所幸，我們尚未來到這種狀況，就算來到了，也不必我做任何的選擇和判定。作為記者，我只需完成我的任務，寫出專題文章就好，雜誌社的生死如何，對我怎麼採訪和採訪什麼人，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吧？

按：原將刊於《藍視角》第15期，後因疫情無法出版紙本，轉戰網路，日後是否刊出亦未可知。然經藍視角編輯後，面目全非，留錄原文，以見當日之心情。批評或有瑕疵，但心志是真實的。

市場社會裡的重要知識

在這個市場社會裡，重要的知識如說理、哲學、政治、歷史等不受待見，但只要把這些知識與如何賺錢相聯繫，就很可能被人接受。

當然，這如何賺錢並不會如此赤裸裸地說出來，高明的教育機構宣傳部門總會將至包裝好。給大家說個故事，這故事絕對是黑沙亞南某間國際學校的。

我在該校當中文教師，放學後教學生辯論，偶爾也談一談別的課外知識。我沒強迫他們，也絕不收錢，我只希望這些學生能夠培養起思辨能力，為這個弱智的社會保住幾分希望。

為了能夠更好地學習和教導，我建議學校開班中文辯論班，將之列為課外活動的選項之一，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功夫，也盡量諮詢校方相關負責人的意見，滿足了他們所有的條件。看到這裡就知道沒能成功，還因此與校長和課外活動主任大吵一架（跟校長吵主要是他把不相關的話題扯進來談，蠻不講理）。

之後幾經波折，交了辭職信。臨近學年末，校方把一個打箱（beatbox）高手帶進學校，讓全校學生看他表演，然後宣布將之列為明年的課外活動選項之一。課外活動改革早有計劃，辯論班沒有機會，打箱有。

我不打算說打箱毫無意義，畢竟，據那位表演者說：這可以提升學生的音樂感。（是嗎？咋不學音樂呢？噢，音樂是必修課，每位學生都要掌握至少一種樂器呢。）然而，比較之下，我認為思辨能力的訓練更為重要，也更加有意義，畢竟，那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公民素質之一。

我自己小人之心，打箱之所以能夠入選，那是因為能夠輕易吸引小朋友們，很cool呢！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家長驗收成果，可以在家長日時表演，家長就會覺得物超所值，有榮譽感，有臉面，自然就更願意讓孩子在這間學校裡上課。說到底，有利於宣傳，也就意味著有經濟價值。

辯論，在師長眼裡，除了讓孩子變得更會頂撞之外，毫無意義，又不能表演，也不好拿來宣傳。怎麼宣傳？我校學生口技一流嗎？還不如拿口才班來宣傳，至少還能朗讀詩歌、背一兩篇垃圾文章當作演講呢。

無論如何，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嘗試去推廣一下辯論。不，我不是覺得能夠說服大眾，讓大眾對辯論趨之若鶩，這不可能。這只是我個人的心結，是我個人對這個弱智的教育體系和社會的反抗。我力薄人微，就像蘆葦（reed），但我是會反思和反抗的蘆葦。

荒謬與反抗——《鼠疫》

Human beings are caught in a constant attempt to derive meaning from a meaningless world. This is the ‘paradox of the absurd’.

這世界、這人生是荒謬的。“荒謬”在一般人眼中，可能只是單純的形容詞。但對於那些曾積極努力地在人生與世界中尋找活著的意義的人們，那“荒謬”就不僅如此，它也是人生和存在的代名詞。

世界與人生之所以荒謬，是因為人們總在毫無意義的世界中尋找人生的意義，而這正註定徒勞的奮鬥卻又是無可避免的。

說到世界無意義，這該怎麽理解呢？如果你願意睜開雙眼凝視真實的世界，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對世界預設的意義其實是經不起挑戰的。

比如說，我們被教育相信“好人有好報”，因此應該多為善、少作惡。然而，願意站在武漢肺炎疫情前線付出的中國醫護和誌願者們受盡不公，承受來自死亡與離別的極致威脅、精神與生理的滿目瘡痍，有的因此殉職，悲慘地退出這個世界。而瞞報疫情、調度失當，那群最該為武漢肺炎疫情的失控負責的領導人，卻能享盡榮華富貴，得到最好的保護和最完善的醫療。這樣，做好事又有什麽意義？又比如說，我們被教育相信“一分耕耘一份收獲”，但實情是，許多人兢兢業業努力工作，賣椰漿飯、挑水泥、補皮鞋，所得卻難以供養一家大小，還要被人三番四次地詆毀，說他們懶惰、不求上進。這樣，努力又有什麽意義？

確實，我們總不能否認，“好人有好報”、“努力有結果”的好事還是會發生的，但那都是命運的偶然，你根本不由自主。從結果而言，人們認為有意義的作為在事實上未必如此，世界只依循自己的法則運轉，與人類無關。

就算這些美德無甚意義，世界應該還是有些價值是有意義的吧？比如說親情、愛情和友情。好像也沒錯，但這些讓我們感到幸福的事情，同樣也為我們帶來了痛苦；帶來滿足的同時，也帶來了空虛。人生的一切，不論你的人生是多麽的美好，又或者多麽的悲慘，當死亡到來（不論是你抑或你愛的人），一切都沈澱終結，一切都歸於虛無，仿若不曾存在，也不會留下什麽意義。

如果死亡並未直接降臨，而是把它的陰影籠罩人們，荒謬之感就會變得加倍明顯。你並未死亡，但你清楚知道你可能會死，心中懷揣著這樣的準備，不敢期望明天；但實際上你並未死，也可能僥幸逃過一劫，明天還要繼續生活下去，多少有些期待。你心中因此充滿了矛盾，於是你非常痛苦，但你無能為力，最後你只能絕望。

要是世界無意義，我們為什麽活著？為什麽還要行動？正如加繆說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自殺”（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serious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nd that is suicide）。他認為，自殺不是好的選擇，那是一種逃避；皈依信仰也不是，因為這是放棄理性的結果，是哲學的自殺。只有直面和承認荒謬的存在，並反抗（revolt）之才是出路。

世界無意義也要活著，也要行動，因為人可以在無意義的世界裏賦予自己人生的意義。甚至可以這麽說，所謂的意義也不過是人們的發明。就算好人沒有好報，就算努力不會有收獲也不要緊，你可以選擇不以結果的好壞來作為你繼續為善、繼續努力的依據。至於要以什麽標準，你大可自行決定。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人首先是客觀的存在，而不是為了什麽目的或按照什麽本質被創造出來的。造就人的是選擇和行動本身。你是反抗中共極權的社運分子、是自由主義者、還是辯論人，都是因為你選擇並擁抱這些價值和身份，只有當你認可了，它們才會成為你存在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由的，你的本質和意義是由你自己決定的。只要你真心想要想做，並且為你所欲所為負責，那就是有意義的。

當然，這必須建基於對真實世界的了解，也就是承認荒謬，與一般勵志書有雲泥之別。承認荒謬予人一種負重前行的英雄身姿，明知不可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氣概近乎倔強，又處處洋溢著人的自滿和不認命，這才是理想中的反抗者應有的面貌。

當你點翻開這一頁，是不是以為可以看到有關書本或疫情的描述？是不是想從中找到可以回應現實世界發生的武漢肺炎疫情的蛛絲馬跡？我原本也是懷著這樣的心情翻開加繆的故事，但很顯然，鼠疫不是《鼠疫》這本書的重點，它是展現荒謬與反抗的平臺；正如這篇文字的重點不是評書，而是提供閱讀的階梯。說到底，還是由我來決定這篇文字的本質。

辯論作為一種教育

在辯論圈子裡浮沉過一些日子的朋友或多或少會在生活中遇到這樣的情況：當你與某人討論一件事，質問到對方答不上話，因而感到尷尬之際，對方就會拋出一句“你是辯手，怎麼說都可以”，彷彿剛才的討論不是一場理性的交鋒，你所說的主張和觀點不曾存在，某人只是在表達技巧上落下風，而不是自己的觀點錯誤，應該調整。

辯手予人“沒論述、空有語言技巧”的印象不是一兩天的事，若這種誤解得不到解決，馬來西亞辯論圈子很難繼續擴大，因為“罵人”和“狡辯”不足學；也很難令辯論教育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提升社會的說理素質。

辯論人沒論述？

我是拉曼大學金寶校區的前辯手，依我個人的理解，拉曼辯論訓練的特色之一是註重辯手的論述能力，在設計內容架構時，會盡可能去剖析辯題出現的背景以及議題在學術討論中的脈絡與現況，戰略上也會關注內容的層層推進，追求內容的條理與完整。在拉曼，知識與認知上的錯誤是應該盡量避免的，有的時候，會被學長或教練無情地嘲笑。

因此，除了一般的技術訓練，拉曼每周都會抽出一天做電影分享會或者讀書會。我們的教練團有閱讀推手，黃麒達和陳文輝曾多次擔任商務書店衣魚說書會的說書人，教練陳沛文是吉隆坡商務書店的店員，多次推薦書籍給各大專辯手。教練許業維個人的閱讀量不低，他主持訓練的那段時期也是讀書會最多的時期。

因準備比賽的需要，我曾翻閱過不少著作。比如遇上與生物科學相關的辯題時就曾看過《自私的基因》和《訂製完美》；與正義和倫理相關的辯題則看過《正義》和《如果沒有上帝，想做什麽都可以？》；與傳播學相關的就是《娛樂至死》等等。

要是把標準放低，不只計算書籍，也把各種研究報告和資料，一些像“巨嬰”、“歐拉伯”、“秦制”等理論和概念，“醫藥分家”、“含糖飲料稅”、“非法證據排除法”等政策考量在內，閱讀量絕不能算低。

拉曼不代表整個馬來西亞辯論圈，但我相信只要是有心準備的隊伍，閱讀量絕對不會少。有沒有不閱讀的辯手？當然有，但總不能因為有部分人不閱讀，或者因為其他原因無法“顯示”他曾經有過大量的閱讀，就以偏概全，斷定馬來西亞辯論圈閱讀量低。“辯論人沒論述”這個刻板印象還有許多斟酌的余地。

沒論述辯論就無意義嗎？

就算大家堅持辯論人沒論述，那也不代表辯論沒意義、沒價值。馬來西亞辯論圈裏不只有在台上雄辯滔滔的辯手，還有許多辯論比賽評審和籌辦人。辯論圈裡想促成一場精彩刺激、有內涵、有意義、提升參與者知識水平和社會關懷的比賽的人所在多有。

不論是思考賽制是否鼓勵辯手們推展論述，還是在制定辯題上引導參賽者去思考、了解、學習平常不曾接觸的課題和知識，都在為提升馬來西亞辯論的素質付出努力。辯手通過參與這些比賽，接觸新的知識，比起老師們在課堂上不斷呼籲閱讀，不知有效多少倍。

《巨嬰國》一書若不是因為學生參與了第二屆六四民主女神杯公開賽，會有機會進入中學生的視線嗎？若不是因為第十七屆全國大專華語辯論賽，這些大學生會去深入了解“無大臺”是什麽概念嗎？他們會去反思國立大學直接招生制的利弊嗎？恐怕很難。

必須承認，馬來西亞的辯論比賽在各方面都還有改進的空間，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覺得參加和籌辦辯論比賽毫無意義了。有缺陷，我們會去思考怎麽改進，而不是直接否定。馬來西亞辯論圈不只是提供舞台給辯手表演，也同時在形塑和培養著辯手的論述和思維能力。認為辯手不講究論述和空有語言技巧非但不是唾棄辯論的理由，反而是推廣和支持辯論的原因。

辯論不只是知識的博弈

前文證明了辯手未必“沒論述”，也一併證明了“空有語言技巧”的指控並不準確，因為“有論述”就不能稱之為“空有”。然而，語言技巧依舊給人一種“巧言令色”的印象，甚至我必須承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辯論技術很好的辯手是心存蔑視的。這種蔑視背後，其實是一種對辯論的錯誤預設。

當我們把辯論當作是知識的博弈，認為只要比對手更有知識就能獲勝，我們就簡化了資訊在傳播中將面臨的各種情況，從而錯判了自己論述的說服力。演講是單向輸出和接受的過程，資訊在這過程中面對的挑戰和干擾不多，很多演講比賽甚至極力減低講者受到干擾的可能，但辯論並非如此，挑戰和干擾對手的輸出是辯論非常核心的部分，而說服力也會在挑戰與干擾的過程中逐漸減弱。正因如此，很多知識淵博的專家與認知淺薄的對手辯論時未必能獲勝，杜汶澤和陳百祥（阿叻）的辯論正是一例。

再好的知識、再深入的理解、再專業的資訊，若表達的效率和時機不對，就無法發揮知識和論述應有的效果，無法有效說服受眾。在用心準備內容之余，設計和思考如何呈現、如何與相反的意見博弈、交鋒和攻防會怎麽發生等，都是辯手需要攻略的項目。就此而言，“語言技巧”是辯論重要的組成。

有沒有辯手是“空有語言技巧”的？我認為有；有沒有辯手濫用“語言技巧”進行詭辯、扭曲事實？也有。但這不表示我們該對“語言技巧”嗤之以鼻，排除在辯論的範圍之外。說到底，“語言技巧”是工具，而工具的本質取決於其用途，用以殺人的刀是凶器，用以烹飪的刀就是廚具。我們應思考的，是如何令“語言技巧”更有利於知識的輸出和呈現，以及鼓勵更多的辯手採納這樣的辯論模式。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優秀的辯手必須論述與技巧兼修。

不要逃避辯手

針對一些人對辯論的誤解做出回應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這些刻板印象背後的心理。竊以為，人們對辯論持有成見，多數時候都是勝負欲和虛榮心導致的。當然，這不代表人們對辯論的批評全然無根據，這裡針對的是，“只因對方是辯手就斷定沒什麼值得與之討論”的人們。

為什麼我說這是勝負欲和虛榮心作祟，因為他們多是在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解釋或捍衛自己的觀點時選擇用這些刻板印象來結束對話。他們想逃避自己觀點逐漸顯露的問題或矛盾，想保護自己的思想，生怕被挑戰成功後被迫做出調整和改變，想合理化自己不接受辯手的觀點的行為。本質上，他們並不打算被說服，只希望別人接納自己的意見。

這其實很危險。辯論之所以有必要，是因為人總會自圓其說，在不受挑戰和檢驗的情況下是很難發現自己錯誤的，而這些錯誤是不會因為對方是辯手還是別的身份而改變的。因此，不要逃避與辯手辯論，勇敢面對，說不定還能從中得益。

我的意思不是說辯手的主張一定是對的，而是與他們辯論可以檢視自己的主張從而完善之，比起一般未經思辨訓練的人，效果可能會好一些。辯論比賽作為一種競技活動，勝負是重要，但說到底，辯論始終是一項教育活動，從中學習才是重點。